文章缘起

文章缘起梁任昉

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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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章缘起》一卷，旧本题梁任昉撰。考《隋书经籍志》载任昉《文章始》一卷，称有录无书。是其书在隋已亡。《唐书艺文志》载任昉《文章始》一卷，注曰张绩补。绩不知何许人。然在唐已补其亡，则唐无是书可知矣。宋人修《太平御览》，所引书一千六百九十种，挚虞《文章流别》、李充《翰林论》之类，无不备收，亦无此名。今检其所列，引据颇疏。如以表与让表分为二类，骚与反骚别立两体；《挽歌》云起缪袭，不知薤露之在前；《玉篇》云起凡将，不知苍颉之更古。崔骃达旨，即扬雄《解嘲》之类，而别立旨之一名；崔瑗《草书势》，乃论草书之笔势，而强标势之一目。皆不足据为典要。至于谢恩曰章，《文心雕龙》载有明释，乃直以谢恩两字为文章之名。尤属未协，疑为依托，并书末洪适一跋亦疑从《盘洲集》中钞入。然王得臣为嘉佑中人，而所作《麈史》有曰：“梁任昉集秦、汉以来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缘起。自诗、赋、离骚至于势、约，凡八十五题，可谓博矣。既载相如《喻蜀》，不录扬雄《剧秦美新》；录《解嘲》而不收韩非《说杂》；取刘向《列女传》而遗陈寿《三国志评》。又曰：“任昉以三言诗起晋夏侯湛，唐刘存以为始‘鹭于飞，醉言归’；任以颂起汉之王褒，刘以始于周公时迈；任以檄起汉陈琳檄曹操，刘以始于张仪檄楚；任以碑起于汉惠帝作四皓碑，刘以管子谓无怀氏封太山刻石纪功为碑；任以铭起于秦始皇登会稽山，刘以为蔡邕铭论黄帝有巾几之铭”云云。所说一一与此本合，知北宋已有此本，其殆张绩所补，后人误以为昉本书欤？明陈懋仁尝为之注，国朝方熊更附益之。凡编中题注字者，皆懋仁语。题补注字者，皆熊所加。其注每条之下，蔓衍论文，多捃拾挚虞、李充、刘勰之言，而益以王世贞《艺苑卮言》之类，未为精要。于本书间有考证，而失于纠驳者尚多。议论亦往往纰缪。如谓枚乘《七发》源于孟子、庄子之七篇，殊为附会。又谓乡约之类当仿王褒僮约为之，庶不失古意。不知僮约乃俳谐游戏之作，其文全载《太平御览》中。岂可以为乡约之式，尤为乖舛。以原本所有，姑附存之云尔。

文章缘起

　　六经，素有“歌、诗、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贻子产书”。鲁哀公《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着，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录之，凡八十四题，聊以新好事者之目云尔。

　　（注）鲁庄公《诔县贲父》在哀公前。

　　（补注）马端临“《经籍志文章縁起》，一巻”。陈氏曰“梁太常卿乐安任昉彦升撰，但取秦汉以来不及六经、圣人之经，不当与后世同录。”

　　三言诗——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所作　

　　（注）《国风江有汜》三言之属也。汉元鼎四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歌》。乃三言起。

　　四言诗——前汉楚王傅韦孟谏楚夷王戊诗

　　（注）《诗家直说》“四言体起于《康衢歌》。沧浪谓起于韦孟，误矣”。《诗纪》“按四言诗，三百五篇在前。而严云“起于韦孟”，盖其叙事布词自为一体，汉魏以来逓相师法，故云“始于韦”。或又引《康衢》以为权舆。又乌知康衢之谣非列子因雅颂而为之者邪？然《明良五子之歌》载在《典谟》，可征也”。刘勰曰“四言正体，雅润为本”。李白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王世贞曰“四言须本风雅间，及韦曹，然勿相杂也。”　

　　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

　　（注）《国风谁谓雀无角》，五言之属也。刘勰曰“《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逺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乆矣”。《诗品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支体，固自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六言诗——汉大司农谷永作

　　（注）《国风我姑酌彼金罍》六言之属也。《文选注》董仲舒《琹歌》二句、《乐府满歌行》尾亦六言。

　　七言诗——汉武帝《栢梁殿》联句

　　（注）《周颂》“学有缉熙于光明”，七言之属也。七言自诗骚外，栢梁以前，有《皇娥、白帝子、击壤、箕山、大道、狄水、获麟、南山、采葛妇、成人、易水》诸歌，俱七言。或曰始于《击壤》。或曰已肇《南山》。或曰起自《垓下》，然『兮』哉，类于助语，句体非全。惟少昊时《皇娥、白帝》二歌、勾践时《河梁》歌，体具世逺，非其始乎？但悉见之后人书中，似出述作之手，故自汉魏六朝下及唐宋以来，迭相师法者，实祖《栢梁》也。

　　（补注）汉祖《大风歌》，汪洋自恣，不必三百篇遗音，实开汉一代气象，实为汉后诗开创。若武帝《瓠子、秋风、柏梁》诸作，从《湘累》脱化，有词人本色也。　

　　九言诗——魏高贵乡公所作

　　（注）《大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文章流别》谓九言之属，按泂酌三章，章五句。《夏书》五子之歌“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

　　九言也赋——楚大夫宋玉所作

　　（注）司马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勰曰“原夫登高之旨，盖覩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以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吴纳云“祝氏曰“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夫骚人之赋与诗人之赋虽异，然犹有古诗之义辞，虽丽而义可则，词人之赋则辞极丽而过于淫荡矣。盖诗人之赋，以其吟咏性情也。骚人之赋有古诗之义者，亦其发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辞，其辞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辞，故丽而可观，辞合于理，故则而可法。如或失于情，尚辞而不尚意，则无兴起之妙而于则也。何有后代赋家之俳体是也。又或失于辞，尚理而不尚辞，则无歌咏之遗而于丽也。何有后代赋家之文是也。是以三百五篇之诗、二十五篇之骚，无非发于情者，故其辞也丽，其理也则，而有赋比兴，风雅颂诸义，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为丽也异乎风骚之丽，而则之与淫遂判矣”。古今言赋，自骚之外或以两汉为古，盖非魏晋已还所及，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庶不失古赋之本义”。徐祯卿曰“桓谭学赋，扬子云令读赋千首则善为之，盖所以广其资，亦得以参其变也。”

　　（补注）按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所谓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意，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如晋公子重耳之秦，秦穆公飨之，赋六月。鲁文公如晋。晋襄公飨公赋《菁菁者莪》。郑穆公与鲁文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鲁穆叔如晋，见中行献子，赋圻父之类，皆以吟咏性情，各从义类。春秋之后，聘问咏歌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贤士大夫失志之赋作矣。屈子楚辞是也。赵人荀况游宦于楚，考其时在屈原之前，所作五赋，工巧深刻，纯用隐语，君子盖无取焉。两汉而下，独贾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骚律，非一时诸人所及。它如相如，长于叙事而或昧于情。扬雄长于说理而或略于辞。至于班固，辞理俱失。若是者何？凡以不发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极其铺张，终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冺。《两都》等赋，极其炫曜，终折以法度而雅颂之义未冺。《长门、自悼》等赋，縁情发义，托物兴词，咸有和平从容之意，而比兴之义未冺。故君子犹取焉，以其为古赋之流也。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则矣。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丽矣。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庾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

　　歌——荆卿作《易水歌》

　　（注）夏侯玄《辨乐》论伏羲“因时兴利，教民田渔，有网罟之歌”。《山海经》帝俊作歌，歌声永而导郁者也。猗吁抑扬，永言谓之歌。《史记》“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稾朩，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

　　离骚——楚屈原所作

　　（注）《史记》“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蒋之翰称“离骚经，若惊澜奋湍，郁闭而不得流；若长鲸苍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浑金璞玊，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云汉蒙而不得出”。王世贞曰“骚辞所以总杂、重复、兴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恻怛深至，不暇致诠，故乱其叙，使同声者自寻修，郄者难摘耳。今若明白条易，便乖厥体。”

　　（补注）按楚辞，诗之变也。诗无楚风，然江汉间皆为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则于二南乃居十五国风之先。是诗虽无楚风，实为风首也。风雅既亡，乃有《楚狂凤兮、孺子沧浪》之歌发乎情止乎礼义，与诗人六义不甚相逺，但其辞稍变。诗之本体而以兮字为读，则楚声固已萌蘗于此矣。屈平后出，本诗义为骚，盖兼六义而赋之意居多。厥后宋玉继作，并号楚辞，自是辞赋家悉祖此体，故宋祁云“离骚为辞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信哉斯言也。”

　　诏——起秦时玺文《秦始皇传国玺》

　　（注）《易九五涣汗其大号》、《穆天子传》乃发宪命，诏六师之人。诏始此。特其辞未着耳。诏，告也。《释名》“诏：照也』。人闇不见事，则有所犯，以此照示使昭，然知所繇也。按，秦汉诏辞，深纯尔雅。近代则尚偶俪，间用散文。真徳秀曰“当以书之《诰、誓命》为祖”。吕祖谦曰“散文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竒，华而失大体”。慎曰“《通典》：秦得蓝田白玉为玺。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北齐制传国玺乌篆书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汉书注》卫宏曰“秦玺题是，李斯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十国纪年》“晋开运末，北戎犯阙，少帝重贵，遣其子延煦献传国玺于辽，辽主讶其非真”。宋哲宗元符元年五月，咸阳民段义斸地得玉玺。蔡京及讲议玉玺官十三员奏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徳者昌，唐玺也。惟徳元昌者，石晋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蔡京辈小人媚上，不惮诬天矣，而况于欺人乎。纵使真是秦玺，亦无道之物，亡国之器，岂舜之五瑞，禹之玄圭乎？

　　（集补）按刘勰云“古者王言若轩辕唐虞，同称为命，至三代始兼诰誓而称之。今见于书者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诏，于是诏兴焉。汉初定命四品，其三曰诏。后世因之。夫诏者，昭也，告也。古之诏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尔雅，感动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俪，而诏亦用之，然非独用于诏也。后代渐复古文而専于四六，施之诏诰制勑表笺简启等类，则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谓古法尽废也。”

　　策文——汉武帝封三王策文

　　（注）周礼，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成王《顾命》曰“御王册命”。此太史口陈于康王者。《释名》“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汉制，约勅封侯曰册。《说文》“册，符命也，字本作策”。独断策者，简也。汉制，命令。其一曰策书。当是之时，惟用朩简文章。《明辨》云“古者，策书施之臣下，后世则郊祀、祭享、称尊、加谥、寓哀之属亦俱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储、封王、封妃及尊上徽号，皆用册，而玉金银铜之制，则有等差。

　　（集补）汉制，命令：其一曰策书，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以命诸侯王，三公亦以诔谥，而三公以罪免，则一朩两行隶书而赐之，其长一尺。当是之时，惟用朩简，故其字作策，至于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册。字始作册，盖以金玉为之。《说文》所谓“诸侯进受于王，象其孔，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施之臣下而已。后代文渐繁，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册。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册。上尊号用之。三曰立册。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册。封诸王用之。五曰哀册。迁梓宫及太子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赠册。赠号赠官用之。七曰谥册。上谥赐谥用之。八曰赠谥。册赠官并赐谥用之。九曰祭册。赐大臣祭用之。十曰赐册。报赐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册。罢免大臣用之。

　　表——淮南王安《谏伐闽表》

　　（注）下言于上曰表。表，明也。标着事绪，明告乎上也。诸葛亮出师、李密陈情、韩愈佛骨之类皆散文，后代始。

　　（集补）偶俪。按《字书》“表，者标也，明也”。古者献言于君，皆称上书。汉定礼仪，乃有四品：其三曰表，但用以陈情而已。后世因之其用寖广，于是有论谏、有请劝、有陈乞、有进献、有推荐、有庆贺、有慰安、有辞解、有陈谢、有讼理、有弹劾。所施既殊，故其辞亦异。至论其体，则汉晋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体又自不同唐人声律，时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浑之风。宋人声律极其精切，而有得乎明畅之旨，盖各有所长也。然有唐宋人而为古体者，有唐人而为宋体者。此又不可不辨。宋人又有笏记，书词于笏以便宣奏，盖当时面表之词也。表文书于牍，则其词稍繁。笏记宣于廷，则其词务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