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言

余久往肃州，至七月杪始启行，探中部南山。盖地方官吏于余虽甚亲厚，然惧南山寇盗，不任余行，坚请而后可，而转运之事尤多阻碍。甘肃人民以山外之地为人迹所不至，颇惮于行。后虽以官力雇得夫役骡马，皆以早归为约，故唯于利区托芬Richthofen Range 及托雷Tolai Range 两山脉间地，得有向导。此距海面一万三千尺之处，见有金穴，西宁之民在此淘洗云。

余离金矿，正值雪融之际，自是以往，不见人迹。是月之杪，始见蒙古人牧地数处，其地直甘州之南，惟南山堀起，而南走哈喇淖尔及青海间也。其地有四山脉，界画分明，中间山谷亦颇开广，故虽无向导，而不至迷失，测量之事亦颇便利。所过牧地，在距海面万一千尺至万三千尺之间，人畜饥疲，为之苏息。惟大谷之中，空气蒸湿，与南山西部绝异。霰雪日降，道路泥泞，行路之难盖可知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七）
天然之阨既如是矣！重以中国圉人，畏惧艰险，出于天性，视此山中危险，充塞闻见之外，加以想像，群思遁逃，不止一次，余与蒋君且抚且励，始得无事。彼等如年老之人，历险既多，畏事愈甚，及偶值危地，则又如群孩在林，不知所措，故蒋君与余恒谓之曰年老之孩。肃州官吏所派护兵亦然。又赢粮不多，中途自困。适余携有大麦，本用饲马，遂以给之，彼等以非常食，不敢入口，蒋君取而食之，然后敢食；后猎得野骡，遂以获济。
自肃州启行后，已行四百余英里，至八月后，乃测量中部南山迤北之三山脉。此三山脉之经度，在甘州肃州之间，高峰戴雪，距海面万八千尺至万九千尺，凡疏勒河及河水之北流者，途中皆得其源于冰岭之中，余所取之道，务与俄国探险家奥伯拉启甫 M . Obruheff 及哥兹老夫Dozloff异路。三脉中偏南一脉，冠以冰雪，此疏勒河与哈喇淖尔青海水源分界之处，余辈测量，循其北面秀峰连岭，皆高于其北二山脉，其间山谷亦高至万三千英尺，疏勒河诸源之所萃，自此以往，入大通河发源之高地，此河乃黄河最北之大源。故余于此处实触太平洋之流焉。遂北至甘州河流域之高地，越得区托芬之连岭，谷中水势泛滥，行李颇艰。然弥望茂林，大半枞树蔽亏坡麓间，与西部南山之荒凉寒互迥殊。伙伴印人兰沁Ram Singh专司测绘之事，其图中所测山地，自安西至甘州凡二万四千英方里云。
余于九月初，自甘州长行，拟至塔里木河域，以从事第二次冬期探险。此行为调查古物及他故，乃出哈密吐鲁番之骆驼大道，往来西域者不由罗布淖尔，而由此道，盖已千三四百作年矣！余于甘州至安西途中，时折而北，以探长城遗址，知古之长城，实极于安西。是春夏间之所想像者，遂实证之矣！及抵安西间，沁体弱不堪冬行，乃令其由和阗归印度，便道测敦煌至若羌Charklik（在罗布淖尔之南）之连山，而以拉尔沁Rai Lai Singh从余行，拉氏曾从事异门Yemen至中东部之测量，甚以劳动及精细著者也。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序

安阳所出龟甲兽骨，皆刻商代卜辞，文字奇古，比彝器古文尤为难读。光绪季年，丹徒刘氏拓印所藏甲骨为《铁云藏龟》，于是世始知有此物，瑞安孙仲容徵君诒让为之《札记》。宣统元年，上虞罗叔言参事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卜辞文字始有条理可寻。参事东渡后，复拓印所藏甲骨为《殷墟书契前编》八卷、《殷墟书契精华录》一卷。去年岁杪，其《殷墟书契考释》始成，于是卜辞文字可读者，十得五六。盖近世之言古文者，以此书为最善矣。参事《自序》曰：宣统壬子冬，余既编印《殷墟书契》，欲继是而为考释。人事乖午，因循不克就者。岁将再周，感庄生吾生有涯之言，乃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遂成《考释》六万余言。既竟，爰书其端曰：予读《诗》《书》及周秦之间诸子、太史公书，其记述殷事者，盖寥寥焉。

孔子学二代之礼，而曰“杞宋不足徵”，殷商文献之无徵，二千余年前，则已然矣。吾侪生三千年后，乃欲根据遗文，补苴往籍，譬若观海，茫无津涯。从事稍久，乃知此事实有三难：史公最录商事，本诸《诗》《书》，旁览《系本》。顾考父所校，仅存五篇，书序所录，亡者逾半。《系本》一书，今又久佚。欲稽前古，津逮莫由。其难一也。卜辞文至简质，篇恒十余言，短者半之。又字多假借，谊益难知。其难二也。古文因物赋形，繁简任意，一字异文，每至数十。书写之法，时有凌猎，或数语之中，倒写者一二，两字之名，合书者七八。体例未明，易生炫惑。其难三也。今欲祛此三难，勉希一得，乃先考索文字以为之阶。由小篆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可识之文，遂几五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局鐍为开，稽其所得，则有六端：

一曰帝系。商自武汤，逮于受辛，史公所录，为世三十。见于卜辞者，二十有三。史称大丁未立，而卜辞所载祀礼，俨同于帝王。又大乙羊甲，卜丙卜壬，较以前史，并与此异。而庚丁之作康祖丁，武乙之称武祖乙，文丁之称文武丁，则言商系者所未知。此足资考订者一也。

二曰京邑。商之迁都，前八后五。盘庚以前，具见《书序》。而小辛以降，众说多违。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徙于武乙，去于帝乙。又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国尚号商。书曰戎殷，乃称邑而非称国。此可资考订者二也。

三曰祀典。商之祀礼，迥异周京，名称实繁，义多难晓。人鬼之祭，亦用柴2 。牢鬯之数，亦依卜定。王宾之语，为《洛诰》所基。3 刚之荐，非镐京所创。此可资考订者三也。

四曰卜法。商人卜祀，十干之日，各依祖名。其有4 者，则依4 名。又大事贞龟，小事骨卜。凡斯异例，先儒未闻。此可资考订者四也。

五曰官制。卿事之名，同于雅颂。大史之职，亦具春官。爰及近臣，并符周制。乃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此可资考订者五也。

六曰文字。召公之名，是4 非睪。鸟鸣之字，从鸡非鸟。佳鸟不分，子5 殊用。牝牡等字，牛羊任安。牢牧诸文，亦同斯例。又藉知大小二篆，多同古文。古文之真，间存今隶。此可资考证者六也。

予爰始操翰，讫于观成，或一日而辨数文，或数夕而通半义，譬如冥行长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荆棘。积思若痗，雷霆不闻，操觚在手，寝馈或废，以兹下学之资，勉几上达之业。而既竭吾才，时亦弋获，意或天启其衷，初非吾力能至。但探赜索隐，疑蕴尚多。覆篑为山，前修莫竟，继是有作，不敢告劳，有生之年，期毕此志。订讹补阙，俟诸后
贤。他山攻错，1予望之。
（某些打不出的字以阿拉伯数字代替）

罗振玉流沙坠简序

予与罗叔言参事，考证流沙坠简，近始成书，罗君作序，其文乃类孔仲远《诸经正义序》及颜师古《汉书注序》，兹并录之。曰：光绪戊申，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人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越二年，乡人有自欧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板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及神州乱作，避地东土，患难余生，著书遣日，既刊定石室佚书，而两京遗文顾未寓目，爰遗书沙君求为写影。嗣得报书，谓已付手民，成有日矣。于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竟数夕之力，读之再周，作而叹曰：千余年来，古简策见于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晋之汲郡，二曰齐之襄阳，三曰宋之陕石。顾厘冢遗编，亡于今文之写定；楚邱竹简，毁于当时之炬火；天水所得，沦于金源。讨羌遗檄，仅存片羽，异世间出，渐灭随之。今则斯氏发幽潜于先，沙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旧观，艺苑争传，率土咸诵。两君之功，或谓伟矣。顾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则犹有憾焉。因与同好王君静安分端考订，析为三类，写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乃知遗文所记，裨益至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若夫不觚证宣尼之叹，马夫订《墨子》之文。字体别构，拾洪丞相之遗；书迹代迁，证许祭酒之说。是亦名物艺事，考镜所资，如斯之类，偻指难罄。惟是此书之成，实赖诸贤之力，沙氏辟其蚕丛，王君通其艺术，僧雯达识，知《周官》之阙文，长睿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谫劣，滥于编摩,蠡测管窥，裨益盖鲜。尚冀博雅君子，为之绍述，补阙纠违，俾无遗憾。此固区区之望，亦两京博士及王君先后述作之初心也。
人间才子——王国维网站收录
尚未校对

殷墟书契考释序

上虞罗叔言参事所著《殷墟书契考释》，海宁王静安为之后序，惟其初稿乃用骈体，笔意渊雅，有北朝初唐人遗意，近时作者，不能及也。其词曰：商遗先生《殷墟书契》成，余读而叹曰：自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是书也。炎汉以来，古文简出，孔壁汲冢，与今之殷墟而三。壁中所得，简策殊多，尚书礼经，颇增篇数。然淹中五十六卷，不同于后氏者十七，孔氏四十五篇，见于今文者廿九。因所己知，通彼未见，事有可藉，切非至难。而太常所肄，不曲台之书；临淮所传，亦同济南之数。虽师说之重，在汉殊然，抑通读之方，自古不易。至于误厨序，以B为均，文人之作宁人，大邑之书天邑，今古异文而同谬，伏孔殊师而沿讹。言乎释文，盖未尽善。晋世中经，定于荀东。今世所存，穆传而已。读其写定之书，间存隶古之字，偏旁缔构，殊异古文。随疑分释，徒成虚语，校之汉人，又其次矣。其余郡国山川，多出彝器，始自天水，讫于本朝。吕薛编集于前，阮吴考释于后。恒轩晚出，尤称绝伦。愿于创通条理，开拓阃奥，慨乎其未有闻也。夫以壁经冢史，皆先秦之文；姬嬴汉晋，非绝远之世；彝器多出两周，考释已更数代，而校其所得，不过如此。况乎宣圣之所无徵，史籀之所未见，去古滋远，为助滋寡，欲稽而明之，岂易易哉。

殷墟书契者，殷商王室命龟之辞，而太卜之所典守也。其辞或契于龟，或勒于诸骨，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章畋渔，至于牢鬯之数，风雨之占，莫不畛于鬼神，比其书命。爰自光绪之季，出于洹水之墟。先生既网罗以入秘藏，摹印以公天下，复于暇日，撰为斯编。余受而读之，见其学足以指实，识足以洞微；发轸南阁之书，假途苍姬之器，会合偏旁之文，剖晰孳乳之字；参伍以穷其变，比校以发其凡，悟一形繁简之殊，起两字并书之例。上池既饮，遂洞垣之一方；高矩攸陈，斯举隅而三反。颜黄门所谓癒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者，斯书之谓矣。

由是大乙卜丙，正传写之伪文；入商宅殷，辨国邑之殊号。至于诹日卜牲之典，王宾有睪之名，賧燎薶沈之用，牛羊太豕之数。损益之事，羌难问夫周京；文献之传，夙无徵于商邑。凡诸放佚，尽在敷陈，驭烛龙而照幽都，拊彗星而扫荒翳，以视安国所隶定，广微之所撰次者，事之难易，功之多寡，区以别矣。是知效灵者地，复开宛委之藏；宏道惟人，终伫台陵之说。后有作者，俟此知津。甲寅冬十有二月旬有一日。海宁王国维。

屈子文学之精神
王国维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初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走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宁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