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言

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节选自《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安《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亦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

　　问王君此书何以有价值？则答之曰：中国韵文，莫优于元剧明曲。然论次之者，皆不学之徒，未能评其文，疏其迹也，王君此书前此别未有作者，当代亦莫之与京：所以托体者贵，因而其书贵也。

　　宋金元明之新文学，一为白话小说，一为戏曲。当时不以为文章正宗，后人不以为文学宏业；时迁代异，尽从零落，其幸而存者，“泰山一毫芒”耳。今欲追寻往迹，诚难诚难。即以元杂剧而论，流传今世者，不过臧刻百种，使臧晋叔未尝刻此，则今人竟不能知元剧为何物。持此以例其他，剧本散亡，剧故沉湮，渊源不可得考，事迹无从疏证者，多多矣。钩沉稽遗，亦大不易。当时人并无论此之专书；若于各家著述中散漫求之，势不能不遍阅唐宋元明文籍，然而唐宋元明文籍，浩如烟海，如何寻其端绪？纵能求得断烂材料，而此材料又复七散八落，不相联属，犹无补也。王先生此书，取材不易，整理尤难。籀览一过，见其条贯秩然，能深寻曲剧进步变迁之阶级，可以为难矣。

　　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

　　　　王先生评元剧之文章，有极精之言。今撮录如次——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
　　　　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
　　　　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
　　　　“臧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
　　　　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
　　　　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
　　　　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
　　　　秀杰之气，时时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
　　　　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
　　　　然之结果，抑其次也。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
　　　　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
　　　《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
　　　　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
　　　　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
　　　　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
　　　　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思：即列之于世界大悲
　　　　剧中，亦无媿色也。（按，即此而论可见中国戏剧历
　　　　代退化。）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
　　　　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
　　　　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
　　　　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
　　　　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
　　　　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
　　　　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
　　书中善言，不遑悉举，姑举数节以见其余，皆极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王君治哲学，通外国语，平日论文，时有达旨。余向见其《人间词话》信为佳作。年来闻其行事不甚可解，竟成世所谓“遗而不老”之人。此非本文所应论，就本书，论本书，却为甚有价值耳。至于今日，中国声乐之学，衰息极矣。世有有心人，欲求既往以资现在，则此书而外，更应撰论述明南曲之书词之来源与变化，汉魏以来，至于明清声乐之迁嬗，亦应有专书论次。盖历来词学，多破碎之谈，无根本之论，乐学书中，燕乐考原。声律通考虽精，而所说终嫌太少也。必此类书出于世间，然后为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与社会史者，有所凭传。

　　　　——选自《新潮》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月1日北京出版）。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一）

余因阅览古迹故，遂至敦煌。当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友匈牙利地理学会长洛克济Loczy教授，曾随伯爵斯布尼Count Szechenyi之远征队，至敦煌东南之千佛洞。千九百零二年曾以语余，并谓洞中画壁雕刻之美，冠绝东方，余深感其语，故有敦煌之行。余以千九百七年三月，始至敦煌，即访千佛洞。其洞在荒谷之口，危严之上，在敦煌东南十二英里。余至其下，始叹洛氏之言不诬。窟穴大小殆以百数，高下成列颇不整齐，石色纯黑，上施雕凿，洞之大半，皆有画壁，美丽殊伦，完缺不一；绘画之法源自身毒。余于和田沙漠所掘废寺佛画，规摹气韵，大略相同，造像之多，与画壁等，可证古代支那印度美术交通；惜多为后人补葺，失其真矣！

严洞之傍，颇多碑碣，证此古寺建于唐代，当时佛教盛于支那。又二百年间，西陲无事，北免突厥之兵，南靡吐蕃之寇。自是以降，讫于蒙古之兴，则外常为蛮族之所蹂躏。寺宇之丽，僧尼之数，为之大减矣！顾情势虽变，而宗教未革。余周览各洞，多见巨像。其最高者，近百英尺。此种制作，稍属后代。读《马哥波罗旅行记》中《沙州》一篇，可见元时唐古特人民，拜偶像之奇俗矣！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二）
敦煌之民，虽至今日，犹皈佛教。余等去敦煌之日，正敦人瞻礼之期，市民村民来谒千佛洞者，数以千计，可知寺宇虽残，犹为礼拜之地。故余于此地，就画壁造像，深加敬护，除照影绘图外，不敢有所希冀，恐伤人民之情也。
余于五月二十日，复至敦煌，拟为小住之计。盖二月以前已略闻，道士于二年前修理寺宇发见古代写本之事，此种宝物，置于古室，守卫颇固。余为求书计，不能不徐图之也。
道士为人颇奇妙，可喜彼不知所保守者何物，又对神与人均有戒心。余初与之交涉，甚为棘手，事之颠末，兹不必言；但其成功，除翻译蒋师爷（编者按名孝琬）之秘策外，余之支那大护法圣人元奘法师，实为余牙人焉，余此行颇类元奘，又甚敬元奘人颇知之。道士虽不知佛教事，然其敬之也与余同，特其所以敬之之道异耳！虽荒唐之西游记，视元奘为神人者，其说不见于《大唐西域记》，然此与余事，何关系乎？当道士以石室者一本示余也，乃汉文佛经一卷，首署大唐三藏法师元奘译。道士与蒋君皆惊其异，蒋君遂言此室之开，得非元奘之灵，留以俟其自印度来之弟子乎？道士然之。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三）

道士既闻此说，始敢启大门招余入。余等入门，经前广道，遂入石室。室外故有画壁，壁裂而室见，室中暗甚。余从道士油灯光中，见卷帙成堆，自地上起，高约十英尺。后精计之，其容积殆近五百立方英尺。顾在室中，不能阅览一物。道士乃手持数卷，导余至廊下之屋，使余疾览之。余下帷审阅，以免人探伺，不觉惊喜之交集也。

所有卷轴，大抵汉文写经，高约一尺，卷束甚厚。虽完好如故，然观其纸墨形制，古可知也。每展一卷，恒在十英码左右，故求其所记时代，甚为烦难。后于汉文大经卷背面，发见印度婆罗谜草书Indian Brahmi Soript，积疑始释，足证写经之时，中亚细亚佛教徒中，尚知梵文，此为稍古之事矣！一切写本，依然初藏时之形状，且无几微湿气，盖保藏古物，固未有愈沙漠中之石室者也。

余于开一大包裹时，尤惊此地保藏之善。其包裹以粗棉布为之，中藏种种绢画纸画幡，盖锦缯刺绣之供献物，不可胜计。其画绢画布，盖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谨，及展视之，皆为诸佛菩萨像。或纯用印度画法，或以印度画为本，而参以中国画。佛像之下，画礼拜者，其服犹昔时桑门之服也。后蒋君发见供献簿果，证为第九、第十两世纪之物。作画之绢，薄而透明，精细无匹故。其大至五六英尺者，摺久痕深，开视颇险，当时亦无馀晷，以细加研究。余之所注意者，惟在利用何策，可使古画脱此危地，而免守者之伤损。后见道士观此唐代遗物不足贵，心乃大慰。又不敢大加审谛，恐其以余为酷嗜之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四）

此殆由道士不重绘画，或故以此为饵，使余之耳目不能专注于汉文整卷，故特于其所谓废物之中，多出杂束以示余。然余实深谢道士之殷勤也。余于第一包裹内，已发见中国吐蕃文中，有印度草书叶甚多，所谓中亚细亚婆罗谜文也。此种书叶，由其形制观之，均属于六种不同写本，或甚繁多，亦有完全者。以余所见，此体梵文及突厥斯丹宗教文字，其完全及精好，未有能及之者。故余与蒋君，终日于汉文、藏文、汉梵对译文束中拾取此种残叶，道士虽以取携为劳，然甚轻视此，故心颇慰矣。

后数日间所为之事与所见之物，不暇殚述。有一大束充以杂书画布及种种纸叶，其最可贵者为贝叶梵文大书，此明为北印度佛教律藏中之物，书之材料，示其来自印度，且世界所有梵文写本，未有古于是者。吐蕃文书，有卷子本，有扑叙斯Pothis本，书亦甚多，且除南方书籍外，尚有他书，盖突厥斯丹东部之回鹘国，至第十世纪尚存，其时佛教盛行国中，一时或曾据敦煌之地，故回鹘文写本多至数大束。又摩尼教经之以开突厥文Kok-turki及叙利亚文Syriac书者，亦见于此云。

汉文残纸片，骤视之若稍不足珍，然实有古物学上之价值。其中杂记如书札寺历等，充斥于道士所谓废纸中，此不独足以知第九第十两世纪中此间寺院之制度，由其所载年月，亦足证石室之闭，在耶稣纪元千年以后也。其封闭之故，实惧兵祸，然先是此室必为寺中储藏故物之所，故当封闭之时，其物固已古矣。余一年以后，复检所得汉文书卷，其所纪年月，有在纪元第三世纪者，然定其最古写本始于何时，尚须假以岁月之研究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五）
余以多日之劳，速检室顶之丛残卷束，而选写本图画，及他古物之特异者，乃开汉文写本卷轴之大匮。虽道士之心，已为贿赂所易，然颇有难色。又清理全室之事，虽胆壮者犹为寒心，况以彼之怯懦乎？然清理之未果，于室下得画绢若干束，又于汉文卷中得中亚细亚婆罗谜文，及他文写本等。此处寺宇，本道士所重修，故寺中所有各物，悉为彼有。而交易之道，则余以自由捐助之名义，施诸寺宇；所取诸物，亦以假归细阅之美名，携至余处，初无一人知者。
购取之事，多出蒋君之力，至其不为人所指目，则又有说，兹不暇述。当道士既得马蹄银后，暂至敦煌，验其名望，不减于昔，心乃大慰；且以余之购此，将以佛教之文学美术播于西方，又使古物不受后此灭亡之厄，甚盛业也。余四月以后，复至兹寺，道士对余无异词，余心尤慰。迄今日二十四箱之写本，与五箱之图画绣品他物等，安抵伦敦，此乃余最终之慰藉也。
余于六月中旬，始毕千佛洞画壁造像之摄影。古物之研究告终，乃从事于地理上之探检。此次事业自南山始，余以书籍寄于安西州署，乃南向雪山脉。此脉实苏勒河与敦煌河之分水界。途中于乔梓村畔两小山脉之间，发见大废址，昔有运河导川至此，遗迹犹存。然其旁耕地，今皆不见。天时人力，全由乾燥而变，其初盖可想矣！
是处暴风间作，沙山颇峻，故掘地之事，苦于难施。然由古物上之证据，知此废城在耶稣纪元后十二三世纪，尚有居人，其残垣之存者，尤足证数百年来之风力，面东之坦为飞沙冲击，残毁无余；而南北二垣与东风平行者，尚完好如故。及入谷中，即大西河横绝外山脉之处，又有洞宇无数，谓之万佛峡，今日犹为瞻礼之所。庙貌之古，仿佛千佛洞，画壁极大，亦甚完全，作于第八世纪至十三世纪之间，更足印证当时之佛教画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六）

自是以往，高峰相衔，巅戴冰雪，俯视疏勒河以西不毛之高地，测量既竟，下至昌马。旋渡昌马河，经未探险之山地。虽在夏季，犹以乏水为苦，遂由嘉峪关入长城。余于此又得决古长城之疑问焉。夫今日中西图籍，均以肃州西南边墙，讫于南山之足者，为古长城尾。又数世纪以来，西域人之访嘉峪关者，无不以是处为中国本部门户。然据中国古书，则关城当远在其西。余于敦煌沙迹中，所发见之古长城遗筑，更足征实此说也。苟一细思，其疑立释。盖嘉峪关附近，实二种防御线之交点；此二线之建筑年代不同，宗旨亦异。一线来自甘州肃州之北，本与安西之长城相接，乃纪元前二世纪所筑也；筑城之旨，在保障南山阴之狭地，及前汉以后，国力更张，此地遂为自中国入西域之孔道。第二线则与第一线互为直角，即嘉峪关城，此后世所筑；其旨在塞西域通路，盖中国守闭关主义以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