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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壬午本
至于作品中最受赞扬的人物恐怕要数关羽了。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但是,书中也根据历史的真实,有意识地描写并渲染了关羽的骄横与刚愎自用。例如,据《三国志?关羽传》,马超投刘备后,“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羽护前”,回信说马超不及关羽。但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写成关羽于马超投降后,派关平来对刘备说:“父亲知马超武艺过人,要入川来与孟起(马超字)比试高低”,搞得刘备十分紧张;孔明作书发付关乎星夜回到荆州,信中说马超不及关羽,关羽“遂无入蜀之意”。(《刘玄德平定益州》)这就不仅更突出了他的“护前”,而且显示出了他的目空一切和不识大体。作者并不因为关羽是他所要赞美的人物,就不顾生活真实地使之成为毫无缺点的完人,反而以虚构的情节把这一缺点表现得更加鲜明,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骄傲和不识大体本来就是历史上关羽的一个致命的缺点,他后来的失荆州和被杀,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个缺点恶性发展的结果;掩盖了这一点,关羽的性格发展和结局就会显得虚假、不可信。而正由于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并不采取简单化、绝对化的手法,我们所看到的关羽,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可能具有的、“义勇”而又颇有点骄横与刚愎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并非“义勇”这一概念的演绎。
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艺术手法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善于运用夸张、烘托和对比,常以反复渲染来深化人物性格,写人物多以粗笔勾勒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构成《三国志通俗演义》艺术成就的其他几个方面,是:结构宏伟,组织严密;故事情节错综多变,引人入胜;描绘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波澜壮阔;长于摹写战争。特别是最后一点,其成就与我国其他古代文学作品相比是较为突出的。诸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大规模的战争,作者都能把双方力量的对比、彼此的方略、战前的准备、战争的进程及其变化、胜负的决定及其原因、有关人物在战争中的精神面貌及其作用,叙述得极其生动、具体而又极为精炼,同时把战争的巨大声势、紧张气氛表现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至于许多规模较小的战争,如濮阳之战、宛城之战等等,也都各具特色,从无雷同之感。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三
对于小说史研究工作来说,这部书还有一些值得重视之处。
首先,它可能有助于确定罗贯中的时代及其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时间。
罗贯中到底是什么时代人,明朝人本就众说纷纭,有说南宋的,有说元的,也有说明的。一般认为《续录鬼簿》之说铰为可信:“罗贯中,……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竞不知其所终。”但即使依据此条,也只能知道他于元末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还活着,至于他在那一年是几岁,仍然无从知道。一般说来,一个人能括到八九十岁就很不容易了,《续录鬼簿》的作者在至正甲辰后至少又活了六十年,则他在甲辰年最多三十左右;同时,一个人到能够成为比自己年岁大得多的人的“忘年交”,一般总要在成年之时,也即二十左右,而从“甲辰复会”语来看,两人在这之前已经是朋友,并且已经分别过一段时期,则甲辰年《续录鬼簿》作者至少要二十几岁了。换言之,他在该年应是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他跟罗贯中既是“忘年交”,至少应相差十几岁,多则可相差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年龄相差越大,越说明两人相交之“忘年”。因此罗贯中在一三六四年少则四十左右,多亦可至六七十岁。一般假定其生卒为一三三〇——一四〇〇年,实是一个跟他的实际生卒年也许会相差几十年的假定。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到底写于元末还是写于明初,更是一个尚未弄清楚的问题。一般文学史著作都把它作为“明代文学”来叙述,其实也只是一个尚无证据的假定。
但是,此书中的“今地名”,也许会对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原来,书中在提到地名时,有时在其下注有小字,说明三国时的这些地方为“今时”何地。已经有同志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认为从“今地名”中可以知道此书断限“不会晚于元末明初”。我们感到:从“今地名”来研究其成书时代是很有见解的,但所得结论似过于谨慎。因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如卷十一《诸葛亮傍略四郡》提到武陵郡,注云:“今属鼎州。”鼎州系宋地名),都系元代地名。其尤重要者,如卷二《曹操兴兵报父仇》提到琅琊郡,注云:“琅琊,今益都路沂州。”卷十一《谙葛亮傍略四郡》提到桂阳郡,注云:“今属郴州,尚有桂阳路之名。”同卷《孙仲谋合淝大战》提到荆州,注云:“古之荆州,即今峡州是也,后以江陵为荆州郡。”
据《元史?地理志》:“益都路:沂州,唐初改为琅琊郡,后仍为沂州,……”至明代则将益都路改为青州府,而以沂州改属兖州府,见《明史?地理志》。故《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说“今益都路沂州’正是元代情况,而非明代情况。
《元史?地理志》:“郴州路,唐改桂阳郡为郴州,至元十四年改郴州路总管府。”又云:“桂阳路,唐郴州,宋升桂阳军,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四年升桂阳路总管府。”桂阳郡至唐改为郴州,至元代又把它分为郴州路和桂阳路。故《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云桂阳郡“今届郴州,尚有桂阳路之名”,正指元代这种情况。
《元史?地理志》又云:“峡州路,…领县四:夷陵、宜都、长阳、远安。”明废峡州,此四县皆归荆州府,见《明史?地理志》。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说的“即今峡州”,显指元代峡州路。
为什么这三条特别值得注意呢?因为某一个小地方改用新地名时,非当他的人未必立即知道,有时也会发生误以故地名为“今地名”的情况。然而,“路”是元代普遍使用的一种行政区划,至明代“路”这个行政区划全都被废除了,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生活在当时的人不可能不如道。所以,在明代所写的作品绝不可能再把某某路作为“今地名”。而《三国志通俗演义》还在把益都路、桂阳路作为“今地名”,其写作当至迟在元末而非明代建国以后。至于“今属郴州”、“今峡州”,也显然是郴州路、峡州路的简称,同样可证其至迟写于元末(至于“古之荆州,即今峡州是也”云云是不确的。这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无关,此不赘论)。
假如上述推断能够成立,那么,还有以下几条也值得注意:一、卷十一《诸葛亮傍略四郡》提到长沙郡,注:“今属潭州。”二、卷十一《孙仲谋合淝大战》提到公安,注:“今届江陵管下县治。”三、卷十三《曹操兴兵下江南》提到建业,注云:“今时建康,古名秣陵,孙权时名建业。”据《元史?文宗纪二》:天历二年(一三二九),“改潜邸所幸诸路,名建康曰集庆,江陵曰中兴,琼州曰建宁,漳州曰天临。”原来在一三二八年元皇室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夺帝位的、规模很大的内乱,兵祸波及于四行省,征调所及者尚不在内;其后文宗战胜,为了庆贺,遂有此更改地名之举。虽然所改的地名只是四个路,但这次事件却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当时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又,《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一《诸葛亮二气周瑜》提到拖蓬船,有云:“此船极快,两浙人呼刳子船,淮南呼艇船。”知罗贯中曾活动于两浙及淮南一带,故对于当地的舟船及方言颇为熟悉,则对于该地附近的建康改名为集庆,更不容不知。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倘若可以这样理解,则《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之前;假如他其时为三十岁以上,则于至正甲辰(一三六四)与《续录鬼簿》作者复会时当在六十五岁以上。这样的假定,跟《续录鬼簿》的记述倒也似乎并无矛盾,若在一三六四年时,一个二十几岁,一个六十五岁以上,那自然是“忘年交”了。同时,罗贯中当时既已如此高龄,当然不可能再话六十年,所以《续录鬼簿》说:“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
其次,此书有助于准确分析罗贯中的思路,澄清某些误解。
如上所述,清代以来由于毛纶父子修改过的《三国演义》的流行,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反而较少受人注意,有少数研究工作者甚至把毛本《三国演义》作为研究罗贯中思想的依据,从而造成了某些误解。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罗贯中从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一味丑诋曹操,极意美化刘备。但在实际上,这恐怕是把《三国演义》中所体现出来的毛纶、毛宗岗的思想,与罗贯中的思想混淆起来了的缘故。
在毛本《三国演义》中,曹操确实被骂得一塌糊涂。而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对曹操虽有许多批判,却也不乏赞美之词。例如,曹操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时,作者是这样介绍的:“为首闪出一个好英族,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刘玄德斩寇立功》)对他的热情赞扬大大超过对他的批判。因此毛氏父子很看不惯,就把这一段文字缩为冷冰冰的三句话:“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又如,罗贯中在《关云长千里独行》一节中,不仅引了裴松之的评语和“宋贤”的诗来赞美曹操,而且还进一步加以阐发:“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得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而这一切,又都被毛本删去了。再如,《曹操乌巢烧粮草》写曹操把其部下私通袁绍的书信统统烧毁,并引“史官”之诗加以赞美:“史官有诗曰:‘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人,因而得天下也。”“史官”以下,也都被毛本删掉了。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罗贯中并不想掩盖曹操的“好处”,对这些“好处”也并不吝惜赞美之词。在塑造曹操的形象时,同样贯彻了这一原则。凡是史料上所有的、能够显示出曹操“好处”的事迹,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基本上都加以描写,有些并作了艺术夸张;同时,他还以一些虚构的情节来赞扬曹操。试以曹操破下邳、杀陈宫事为例。据罗贯中描写,下邳一破,曹操就“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及见到被擒的陈宫,曹操并不想杀他,陈宫却说:“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甘心也。”尽管“操有留恋之心”,陈宫却决意一死,于是,“操与从者曰:‘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吾府中思养,怠慢者斩’后曹公养其母,嫁其女,待之甚厚,此乃曹公之德也。”(《白门曹操斩吕布》)这里所写的“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在史料上没有依据,是作者的虚构。对待陈官及其家属一节,虽本于《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及《注》所引《典略》,但作了艺术夸张:史料上并无曹操把陈宫家属送回他自己府中“恩养”的记载,也并无“怠慢者斩”的那个命令。而在毛本中,“操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两句,被删掉了;“后曹公养其母”等句也被删掉了;“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吾府中恩养”,改为“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不但事情本身与原来所写的颇有区别,连下句“怠慢者斩”的意思也定了样(原意是说,他不仅要把陈宫家属留在自己家中“恩养”,而且不许家中人对他们稍有“怠慢”)。很显然,经过毛本这样一改,罗贯中原来所要表现的曹操的“好处”,有的被根本抹煞,有的被大大削弱了。
至于对刘备,罗贯中虽然颇多赞美之词,但其实也还是把他当作“枭雄”来写的。不但史料中当时人指斥刘备为“枭雄”一类的话,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基本上保留着,有时作者甚至自己出面来加以评述,如《云长延津诛文丑》中,写关羽斩文丑后,袁绍欲杀刘备,备以言自解,作者评云:“此是玄德极枭雄处。”可见他认为刘备还不是一般的“枭雄”,而是“极枭雄”。在《刘玄德败走夏口》中,关羽提起昔日欲杀曹操而为刘备所阻之事,说:当时“若从吾意,可无今日”。刘备回答道:“此时亦为国家惜耳,若天道辅正,安知不为福也!”接着,罗贯中就引用裴松之之论,指出刘备的回答并非真话,实际上也就显示了:即使对所谓义同生死、情如骨肉的关羽,刘备也没有忘记耍弄权术,和“极枭雄”之类的评语可以互参。但此类描述,在毛本中都被删改了。
再就《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备在一些重大事件上的表现来看:例如,他在荆州被曹操打败后,派诸葛亮去联合东吴,共拒曹操,诸葛亮提出:俏曹操失败,就乘势夺回荆州;倘曹操胜利,就乘机夺取东吴。刘备对此大为赞同,说是:“此论甚高。”又如,刘备在入蜀之前,已在荆州与张松深相结纳,并以言语相挑,使张松献出了蜀中地理图,然后与张松立下誓约:“他日事成,必当厚报。”明白地表示了他欲图刘璋、取西川的决心。他这种蓄意结纳张松以图刘璋的行为,跟他一面与孙权同盟抗曹、一面却想乘机夺取东吴的筹画一样,都不是所谓“忠厚长者”做的事,而是“枭雄”本色。而且,正因作者在事前就淋漓尽致地写了他与张松的这一番勾结,所以,后来法正、庞统劝刘备图蜀时,刘备的几次推托,就都显得是故意做作。还应补充指出:这里所述及的两件事,前一件纯系虚构,后一件也基本是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