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集

一、编次。　钱宗伯所编集三十卷，首经解，末书。又别集十卷，首制辞，末论策。今大概因之。独以为古人文集，书多在前，不当置之末卷。今移置书三卷于赠送序之前，而以祭文为末卷。又论策，据苏文忠集编在策问之前。今移置于别集之首，策问次之。文选诸书，诗在文前。今以府君所专攻者文也，诗不过余兴及之，篇章亦不多，故从柳子厚集之例，以诗居末。

一、正误。　他书刻本之误，不过字画略差，或偶脱一二字耳。惟此书旧刻之误，不可胜举。约有四端：有因声音近似者，有因草稿模糊者，有因叶数颠倒者，有因妄加删改者。如尚书徐晞之为「熙」，少傅夏言之为「贤」，儒者钱德洪之为「宏」，此因声音近似而误者也。如「富贵淫佚陨命亡国」，本汉书成语，乃倒置错出，以致上下不属，文义难通，此因草稿模糊而误者也。至水利策一篇，遂颠倒四百余字，向来选家坊本，皆袭舛而不觉，此因板心数目颠倒而误者也。凡此皆因失于较订，以致传写之讹。至于妄加删改，为尤甚焉。昆山本则以从祖之好自用，凡篇首作文之由，往往删去，篇中遂无照应。而擅改者尤多。常熟本则以宗人之少读书，凡用经史，彼所不晓者，非删则改。今皆据家藏抄本正之。其抄本亦误者，侧考古书，据文义以正之。较勘数四，颇为精详。间有疑者，阙之。讹谬既正，似可不言。但以旧刻行世已久，恐观者见其参差，反致疑于新刻，不得不明言其故，非敢暴前人之短也。

一、删重。　隆庆元年浙江乡试时，府君任长兴方踰年，以资浅故，不得为同考试官，仅入外帘。然夙负高望，主考推重，五策问俱委作，并属作对策。后遂刻为程策。惟第五道，主考颇加删改。府君与门人尺牍，以为窜入鄙语。故今集中对策止存前四道。昆山旧本，因止刻策问，故首载前四策问。今既并对策俱刻，不必又重见，故去之。又吴纯甫行状、墓表二首，大略皆同，今存行状而废墓表。西王母图序二首，大同小异，今存前作而废后作。送周御史序，一作颂而略改，今存序而废颂。若题同而文绝不同，截然为二首者，如送王子敬之任序之类，则两存之。

一、履历。　凡古人文集，必载本传以见其人之生平。府君之学术文章，宜入儒林、文苑。以未有国史，缺于无征。今但取前辈诸公志、铭、墓表、行状、传、赞、序、跋，凡有关于府君之文集者，附录一卷于后，庶几读府君之文者，开卷而如见其人云。曾孙庄识

谨按：恒轩先叔父府君所作凡例，屡经窜改而未有所定。玠于刻工处见抄本，凡八则，而中多可商。思欲删逸之而未敢也。会往虞山谒从叔孝仪，孝仪叔出先叔凡例一册，内止五则，云得之于钱子绣林。盖钱子于黄洲董夫子署中携归，此为先叔最后改本无疑，而家中特遗其稿。因大喜过望，亟以付诸梓。集中选定编次之法，大约因钱宗伯而不无稍异。今系先叔凡例于后，而仍存钱宗伯凡例于前，庶几不没其实，且令世之君子有所考焉。康熙乙卯孟春望后一日，玄孙玠谨识。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经　解

　　易图论上易图非伏羲之书也，此邵子之学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以八卦尽天地万物之理，宇宙之间，洪纤巨细，往来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着之于象矣。后之人苟以一说求之，无所不通。故虽阴阳小数，纳甲飞伏、坎离填补、卜数只偶之类，人人尽自以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

　　吾尝论之：以为易不离乎象数，而象数之变至于不可穷。然而有正焉，有变焉。卦之所明白而较著者为正，旁推而衍之者为变。卦之所明白而较著者，此圣者之作也；执其无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达于圣人。伏羲之作，止于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无一定之法，亦无一定之书，而刚柔之上下，阴阳之变态极矣。夏为连山，商为归藏，周为周易。经别之卦，其数皆同。虽三代异名，而伏羲之易即连山而在连山，即归藏而在归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尝别有所谓伏羲之易也。后之求之者，即其散见于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谓图学者，以此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别出横图于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气，谓之圜图。于其中交加八宫，以象地类，谓之方图。夫易之于天气地类盖详矣，奚俟夫图而后见也？且谓其必出于伏羲？既规横以为圜，又填圜以为方，前列六十四于横图，后列一百二十八于圜图，太古无言之教，何如是之纷纷耶？

　　诸经遭秦火之厄，易独以卜筮存。汉儒传授甚明，虽于大义无所发越，而保残守缺，惟恐散失。不应此图交迭环布，远出姬、孔之前，乃弃而不论，而独流落于方士之家，此岂可据以为信乎？

　　大传曰：「神无方，易无体。」夫卦散于六十四，可圜可方。一入于圜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该者。故散图以为卦而卦全，纽卦以为图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为皇极经世之书，有分杪直事之术，其自谓先天之学固以此。要其旨不叛于圣人，然不可以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变也，此邵子之学也。

　　易图论下或曰：自孔子赞易，今世所传易大传者，虽不必尽出于孔氏，而岂无一二微言于其间？子之不信夫易图，以为邵子之学则然矣。而邵子之所据者，大传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谓横图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谓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谓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传之意也，邵子谓之云耳。

　　夫易之法，自一而两、两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则然也。八卦之象，莫着于八物。而天地也，山泽也，雷风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为偶，而不能不为偶者也。帝之出入，传固已详之矣。以八卦配四时，夫以为四时焉，则东南西北，繄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盖说卦广论易之象数，自三才以至于八物、四时，人身之众体，与天地间之万物，何所不取？所谓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辩其为伏羲、文王之别哉？虽图与传无乖剌，然必因传而为此图，不当谓传为图说也。

　　且邵子谓先天之旨在卦气，传何为舍而曰「天地定位」？后天之旨在八用，传何为舍而曰「帝出乎震」？传言卦爻象变详矣，而未尝一言及于图，所可指以为近似者，又不过如此。自汉以来说易者，今虽不多见，然王弼、韩康伯之书尚在，其解前所称诸章，无有以图为说者。盖以图说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论。

　　易图论后或曰：子以易图为非伏羲之旧，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干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谓河图、洛书可废耶？盖宋儒朱子之说甚详，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顺五行生克之序，辨体用常变之殊，合卦范兼通之妙，纵横曲直，无不相值，可谓精矣。

　　曰：此愚所以恐其说之过于精也。夫事有出于圣人，而在学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图、洛书是也。圣人聪明睿智，德通于天。符瑞之生，出于世之所创见，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图、洛书圣人则之」者，此大传之所有也。通干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数，非大传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与大易同行，不藏于博士学官，而千载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书，而曰「古之图书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沦诡秘而为学者之所疑矣。虽其说自以为无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见之。龙虎之经，金石草木之卜，轨??木片?占算之术，随其所自为说而亦无不合。岂必皆圣人之为之乎？

　　大传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夫天地之间，何往非图，而何物非书也哉？揭图而示之曰，孰为上下，孰为左右，孰为干、兑、离、震，孰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渎？因其上下以为上下，因其左右以为左右，因其干、兑、离、震以为干、兑、离、震，因其巽、坎、艮、坤以为巽、坎、艮、坤，圣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谓效变化、则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当也？使二图者果在，如今所传，然其所谓精蕴者，圣人固已取而归之易矣，求图、书之说于易可也。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天者，圣人之所独得，而人者，圣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则骇而惑；告人以人，人则乐而从。故圣人之作易，凡所谓深微悠忽之理，举皆推之于庸言庸行之间。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词，不亦深切而着明也哉！圣人见转蓬而造车，观鸟迹而制字，世之人求为车之说与夫书之义则有矣，而必转蓬鸟迹之求，愚未见其然也。

　　孔子赞易，删连山、归藏，而取周易，始于干而终于未济，则图、书之列，粲然者莫是过矣。今夫冶之所贵者范，而用者不求范而求器也；耕之所资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图、书而后有易，有易则无图、书可也。故论语「河不出图」，与凤鸟同瑞而已。顾命「河图在东序」，与兑弓、和矢同宝而已。是故图、书不可以精；精于易者，精于图、书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测度摹拟，无所不至。故有九宫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画，有坎、离交流之卦，与夫孔安国、歆、向、杨雄、班固、刘牧、魏华父、朱子发、张文饶诸儒之论，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纷纷不定，亦何足辩也！【旧刻直云「宋儒朱子之说详矣」，无「揭中五之要」以下四十余字，今从抄本补入。又「何物非书也哉之下，常熟刻本有「卖兔之书未必起于兔，观鱼之乐未必出于鱼」十八字。按后段有造车制字之喻，又有冶范耕耒之喻，此复有鱼兔之说，似设喻太多。疑常熟刻是初本，而昆山刻删去者是定本。今从昆本。曾孙庄识。】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后成也。衍法因蓍而起，蓍之半，故为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进、退、离、合，成阴、阳、老、少之画，与其初挂之一，亦不尽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变，自分二而定也。其挂，其揲，其扐，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挂，挂而揲，揲而归奇，乃所以不齐也。

　　归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阳之九，除初挂必有十二之余；若得少阴之八，必有十六之余；若得少阳之七，必有二十之余；若得老阴之六，必有二十四之余。其所余之数不揲而归之扐者，此所谓治数之法举其要也。九具于揲，则三奇见于余；六具于揲，则三偶见于余；七具于揲，则二偶一奇见于余；八具于揲，则二奇一偶见于余；不必反观其在揲之数，而已举其要，此所以为营之终也。

　　其曰「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数也。挂扐虽举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数，仍以在揲之策为正。挂扐十二，无当于太阳之九，而揲四之三十六，则九也；挂扐十六，无当于少阴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则八也；挂扐二十，无当于少阳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则七也。至于太阴之六，虽其数相当，而以前三者为比，亦必揲数之二十四而为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阳道盈而主进，太阳进之极，而数最多。极则退矣，故为少阴之三十二。阴道乏而主退，太阴退之极，而数最少。极则进矣，故为少阳之二十八。若挂扐之策，因过揲而见者也。故阳本进而反见其退，而数之少至于十二；阴本退而反见其进，而数之多至于二十四。此历家逆行之术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又曰「当期之日」，而「归奇【归奇　按易原文下有「于扐」二字。】

　　以象闰」也。闰也者，时与日之余也。

　　洪范传

　　洪范之书起于禹，而箕子传之。圣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于冥冥之中，而有以启其衷者。故箕子以为传之禹，而禹得之天。汉儒说经，多用纬候之书，遂以为天实有以畀禹。故以洛书为九畴者，孔安国之说；以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者，二刘之说；以戴九履一为洛书者，关朗之说。关朗之说，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锡禹洪范九畴」，何尝言其出于洛书？禹所第，不过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从一而数之至于九，特其条目之数。五行何取于一，而福极何取于九也？就如儒者说，洛书之数，纵横变化，其理甚妙；禹顾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图乱之；洪范之义甚明，而儒者以洛书乱之。其始起于纬书，而晚出于养生之家，非圣人语常而不语怪之旨也。

　　洪范之书，以天道治人。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不过行所无事。少有私智于其间，即鲧之「汨陈其五行」也。读洪范者，当知天人浑合一理。吾之所为，即天之道；天之变化昭彰，皆吾之所为；宇宙之间，充满辟塞，莫非是气；而后知儒者位天地、育万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阴隲下民」，「天锡禹洪范九畴」，与五纪之天、稽疑之天、庶征之天、五福六极之天，其天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