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溪文稿

　　苏天爵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苏天爵从青年时起即有志于著述，并以保存文献为己任。他自就读国子学就「手抄近世诸名公及当代闻人逸士述作，日无倦容」。王守诚：国朝文类跋。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先后编成国朝名臣事略和国朝文类二书。前者以人物为中心，选辑各种资料，所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都是元初（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功绩卓著的名臣。刘因得以列名其间，则与苏天爵推崇理学有关。此书仿照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但又有所创新。全书采用各种文献达一百三十余种，有不少原书已散佚，赖此书得以保存片段。后来明人修元史，其列传部份，从体例到取材都受名臣事略一书的影响。韩儒林：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载穹庐集；萧启庆：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载元代史新探。后者按文体编录，「乃搜集国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着、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苏天爵选编此书的原则是：「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陈旅：国朝文类序。显然，他选编的着眼点是经世致用，以政治标准为主，目的是为编纂当代的历史积累数据。这两种书在元代后期刊行后已博得普遍的赞誉，有人说：「山林晚进得窥国朝文献之盛者，赖此二书而已。」赵汸：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东山存稿卷五。在今天，更是研究有元一代历史者必读的基本典籍。
　　元朝效法前代的制度，在每位皇帝死后都要修纂实录，此事通常由翰林国史院负责。苏天爵前后二度任职史馆。泰定元年（一三二四）为翰林国史院典籍官，不久迁应奉翰林文字（仍为从七品）。到至顺二年（一三三○）升翰林修撰（从六品），同年迁南台监察御史。这一次在翰林国史院前后长达七年左右。第二次是元统二年（一三三四），由监察御史迁翰林待制（正五品），但不久改中书右司都事。在两次任职翰林国史院期间，他曾先后参预纂修英宗实录和文宗实录。元朝对于实录纂修人选十分重视，与其事者除蒙古重臣外，例选当时有声望的汉人士大夫担任。这既是一种荣誉，又是升迁的机会。苏天爵两度参与其事，足以说明他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而每次实录的完成，都使他得以晋升官职。
　　元朝诸帝实录，为明代编纂元史的本纪部分，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实录的编纂，无疑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在这里需要对某些史实加以说明。据元史本传，苏天爵在「至顺元年预修武宗实录」，元统二年「预修文宗实录」，历来论述苏氏史学者，均以此为据。如孙克宽：滋溪文稿别记，收在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湾中华书局一九六八年版）中。萧启庆教授则认为天爵先后预修武宗、文宗、英宗三朝实录，后者不见于本传，但天爵所撰黄清老墓碑中曾提及。萧氏前引文。黄清老墓碑见滋溪文稿卷十三。按，萧氏指出天爵预修英宗实录，为前人所未发，至为可贵。但预修三朝实录之说，仍可商榷。问题出在武宗实录上。至大四年（一三一一），武宗死，仁宗嗣位，即「命翰林国史院纂修先帝实录」。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主其事者为程巨夫、袁桷、元明善等。元史程巨夫传和元明善传都说皇庆元年（一三一二）修武宗实录。元史卷一百七十二、卷一百八十一。程巨夫的进三朝实录表作于皇庆元年十月，所进三朝实录是顺宗实录一卷、成宗实录五十六卷、武宗实录五十卷。国朝文类卷十六。这一年苏天爵方十九岁，尚未入国学，所以是根本不可能参预修武宗实录的。后来有的记载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以为武宗实录系元明善和苏天爵合修，所根据的即是元史本传，不足为凭。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元史条。另据元史本纪中的记载，英宗实录的纂修始于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到文宗至顺元年（一三三○）五月，「翰林国史院修英宗实录成」。足征元史苏天爵传中所说至顺元年预修的不可能是武宗实录而应是英宗实录。苏天爵在黄清老墓碑中说：「英宗一朝大典撰述未终，国有大故，命公与天爵修撰，为成书四十卷。」所谓「国有大故」，系指泰定帝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帝位以致兵戎相见而言，这条记载更可以说明天爵确曾预修英宗实录。
　　实录是元代「国史」修纂的一个部分。「国史」修纂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后妃功臣传。此事始于仁宗即位之初（一三一一），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但问题甚多，进展缓慢，时断时续。顺帝即位（一三三三）初，苏天爵上疏，请修功臣列传。他指出，「史有二体」，即编年与纪传。「近代作为实录，大抵类乎编年，又于诸臣薨卒之下，复为传以系之，所以备二者之体也」。但实录中诸臣列传「事实不见」，需要另修。他强调「网罗」各种数据对修史的重要性；指出作史不能以贵贱为差，主要应看是否有事迹可传，不能止取嘉言嘉行，应该善恶并载，这样才能「为将来之劝」，「无虚美隐恶之讥矣」。见本书卷二十六。这篇奏疏篇幅不长，但集中表达了苏天爵对于修史的一些想法，是很可贵的。在他上疏后不久，后妃功臣传的修撰工作全面展开，显然他的意见是起了作用的。
　　宋、辽、金三朝的历史，对于元人来说，是近代史。苏天爵一贯注意收集三朝的历史文献，「家藏书万卷，于辽、金逸事，宋代遗文，犹拳拳收购不倦」。赵汸：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东山存稿卷五。进入史馆后，「阅近代史籍」，对宋代国史的情况，有详细的了解。曹先生文稿序，见本书卷六。同时还「多知辽、金故事」。王守诚：国朝文类跋。大约就在编纂国朝名臣事略的同时，他还完成了辽金纪年一书。据元史本传说，辽金纪年一书「未及脱稿云」。但此说似非事实。苏天爵的友人吴师道说，辽金纪年和国朝文类、国朝名臣事略二书一起，「遂大行于时」。滋溪书堂诗序，吴师道文集卷一。又宋本说，辽金纪年与国朝名臣事略「皆脱稿」。滋溪书堂记，国朝文类卷三十一。辽金纪年无疑已成书。此外，苏氏的另一位友人赵汸说，天爵「早岁入冑监，登禁林，接诸老儒先生绪言，最为有意斯事（指编撰宋、辽、金三朝历史——引者）。尝取三国史志文集，总其编目于前，而合其编年于后。事之关于治乱存亡者，则疏而间之。题曰：宋辽金三史目录。所以寓公正之准的，肇纂修之权舆也。后虽出入中外，不克他有撰录，而所至访求遗文，考论逸事，未尝少忘。」题三史目录纪年后，东山存稿卷五。按，文中言书名宋辽金三史目录，但标题则作宋辽金三史目录纪年。宋辽金三史目录一书，不见于元史苏天爵传。按照赵汸所说，此书作于苏天爵就读国子学及入翰林国史院时，则与辽金纪年的成书年代相近；而此书的体例，亦采用编年的办法。因此，似可认为，三史目录应在辽金纪年基础上扩编而成；也有可能，纪年就是三史目录的一部分。由于纪年与目录均已散佚，我们祇能作如上的推论。由此可见，苏天爵对宋、辽、金三朝历史，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并有所著述。
　　与此相关，苏天爵还与友人谢端合作正统论，「辨金、宋正统甚悉，世多传之」。元史卷一百八十二谢端传。此文亦已佚。赵汸曾在虞集处见到苏天爵的「文字一帙」，其中一篇「论帝王统绪之正」，虞集给予很高评价，以为：「论兹事于前代，先儒具有成言。若夫世变不齐，异论蠭起，自非高见远识公万世以为心者，安能明决如是乎！」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东山存稿卷五。这篇针对「世变不齐，异论蠭起」而发的文章，无疑就是正统论。可见当时确曾流传过。萧启庆教授以为国朝文类卷四十五「有谢端撰辽宋金正统一文，大概就是他们合着的正统论」。见前引萧文。按，国朝文类一文作者修端，并非谢端。又，此文已见于王恽玉堂嘉话卷八（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百），系元初作品，不可能出于谢、苏之手。
　　纂修辽、金、宋三史，是元朝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屡次提出建议，但因统治者未予重视，一直未能实现。一直到元顺帝时，才得进行。至正三年（一三四三），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时距金亡已一百余年，距宋亡亦已六十多年了。受命主持其事的有名学者欧阳玄、揭傒斯、张起岩等。苏天爵时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未能参预这一学术界的盛事，这对于他来说，一定是觉得十分遗憾的，而当时「论者每为惜之」。赵汸：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东山存稿卷五。为此，苏天爵写下了三史质疑一文，寄给欧阳玄作参考。文中对修三朝史必须依据的数据加以评论，对一些重要史实提出自己的看法，还提出修三史时应注意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反映了苏天爵对辽、宋、金史的丰富知识，文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今天的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
　　这里顺便谈一下苏天爵与经世大典的关系。元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命奎章阁学士院与翰林国史院「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编成一书。经世大典序录，见国朝文类卷四十。书成后赐名经世大典。这部篇幅浩大的著作，是元代前半期典章制度的总汇，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纂修经世大典的实际负责人是名学者、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前面已说过，虞集是苏天爵在国学的老师，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虞集受命后，立即推荐马祖常等「可共领典」，谢端、苏天爵等「可助撰录」。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不少研究者以此为据，断言天爵曾参与大典的纂修工作，如苏振申的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一九八四年版。其实并非如此。首先，据元史本传载，虞集上书后，「帝以尝命修辽、金、宋三史，未见成绩，大典命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赵汸所撰虞公行状亦云，集「移文阁中言：……议未定，而上命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东山存稿卷六。虞集所举均非奎章阁人员。文宗下令「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就是否定了他的建议。当时苏天爵的职务是翰林应奉，当然也就不可能参与其事。其次，如果苏天爵参与修经世大典的话，这是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决不下于修实录，元史本传记修实录而不记与修经世大典，是讲不过去的。本传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正好说明他未参与此事。

　　（三）

　　滋溪文稿是苏天爵的文集，共收各体诗文三百二十五篇，分三十卷。其中词、赞、铭、诗合为一卷，共十九篇。其余二十九卷是记、序、碑志、行状、制诰、祝文、表笺、祭文、策问、书、读书札记、章疏、题跋等。碑志、行状共十七卷，占全书篇幅一半以上，这样的比重在传世的元代文集中是罕见的。十七卷碑铭、行状共一百八篇，所记人物有大臣、中下级官吏、儒生、妇女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个别例外，他为之作碑传文字的对象全都是汉人和南人。
　　虞集曾称赞说：「伯修之文，简洁严重，如其为人。」赵汸：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王祎则说苏天爵长于「纪事之文」，为当代其它学者所不及。上苏大参书，王忠文公集卷十三。苏氏的碑传文字，特点是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可以看出作者对当代典章制度的熟习和深厚的史学修养。对于研究有元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来说，苏天爵的碑传文字是必须参考的。以政治方面来说，赵秉温行状中记述了建设大都和立朝仪的经过，吴元珪行状中关于军政的记载，赵伯成碑中有关元初江南人民起义的记录，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以经济方面来说，诸如郭明德碑中关于边境屯田和运输军粮的议论，李守中墓铭中关于河东、两浙盐政的记载，李羽与和洽两人墓碑中有关民间饲养官驼马的记述，等等，都有助于对这些制度的认识。文化方面的内容特别丰富。砚坚、刘因、萧■〈奭斗〉等人的碑传文字，是关于元代北方理学传播的珍贵文献。齐履谦、耶律有尚、孛术鲁翀三碑，留下了元代国学制度的重要数据。马祖常、黄清老、宋褧、傅若金的碑铭，则是这几位代中期著名文学家的翔实的传记，其中记录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也记述了他们的仕途生涯。李衎、李遵道父子是元代享有盛名的画家，他们两人的生平，只有在滋溪文稿中可以找到详尽的记载。还值得提出的是，苏天爵为韩公麟、窦行冲、王彦泽等医学名家所作的碑传，对于了解元代医学的成就和元朝政府对医学的态度很有帮助。总的说来，苏天爵笔下的碑传人物，以元代中、后期居多。他们的言论、行为，很多均是苏天爵亲身见闻，所以记述自然翔实可信。
　　滋溪文稿中的其它体裁的文字，如奏疏、记、序、读书札记、题跋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其中奏疏二卷，涉及顺帝朝初期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灾异建白十事、山东建言三事等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从而显示了元末全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乞续编通制、建言刑狱五事、乞详定斗殴杀人罪、乞差官录囚等篇，提供了许多有关元代法制和刑狱的资料；而修功臣列传一文，使我们对元代国史的修撰情况有所了解。记、序、题跋中也有许多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内容。例如，新升徐州路记叙述了徐州升路的背景：适应镇压羣众武装暴动的需要；跋延佑二年廷对拟进贴黄后、书泰定廷试策题稿后二文，有助于了解科举制度的实施情况。文稿中的读书札记祇有两篇，一篇是三史质疑，系苏天爵为纂修辽、金、宋三史而作，已见前述。另一篇是读诗疑问，系苏天爵三十四岁时读朱熹诗集传、吕祖谦读诗记有所疑而作，对于研究诗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人修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滋溪文稿时说：「其波澜意度，往往出入于欧、苏，突过其师（指安熙——引者）远甚。至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集中碑版几至百有余篇，于元代制度人物，史传阙略者，多可藉以考见。元史本传称其身任一代文献之寄，亦非溢美。」见该书卷一百六十七集部别集类二十。完全可以说，滋溪文稿是研究元代历史的必读的基本文献之一。在元代众多的私家文集中，它是公认的比较重要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