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洲诗话

石洲诗话 [清]翁方纲
●卷一
入唐之初，永兴、钜鹿并起，而钜鹿骨气尤高。
王无功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然非入唐之正脉。
刘汝州希夷诗，格虽不高，而神情清郁，亦自奇才。
李巨山《汾阴行》末四句，明皇闻而掩泣，曰：“李峤真才子也。”此事互见《明皇传信记》及郑《津阳门诗》注，而一以为将幸蜀登花萼楼，使楼前善《水调》者登而歌之；一以为过剑阁下望山川，忽忆《水调辞》。二条小异。○汉武《秋风辞》，此结四句脱胎所自也。用其意而不用其词，特为妙丽。至老杜《陂行》竟用其辞而并不相犯，乃尤妙也。此即词场祖述，可觇古人之变化。
李巨山咏物百二十首，虽极工巧，而声律时有未调，犹带齐、梁遗习，未可遽以唐人试帖例视。
薛少保“驱车越陕郊”一篇，即杜诗所谓“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者也。“古风”，盖指拟古咏怀之体。今观此诗，依然阮公遗意也。可见唐初诸公原有此一种，直到陈拾踪乃独用此格，直接古调耳。此可见少陵之於唐贤，处处寻求古人门户。
诗有可以不必分古今体者，如《刘生》、《骢马》、《芳树》、《上之回》等题，後人即以平仄黏联之体为之，岂应别作律诗乎？在初唐人，则平仄又未尽黏联者，尤可以不必分也。
伯玉《感遇》诗“朝发宜都渚”一章，乃正合古乐府《巫山高》之本旨。後人作《巫山高》诗，皆不如此。
唐初群雅竞奏，然尚沿六代馀波。独至陈伯玉，聿兀英奇，风骨峻上，盖其诣力毕见於《与东方左史》一书。
伯玉《岘山怀古》云：“丘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感遇》诸作，亦多慨慕古圣贤语。杜公《陈拾遗故宅》诗云：“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正谓此也。今之解杜者，乃谓以“圣贤”指伯玉，或又怪“圣贤”字太过，何欤？
杜必简於初唐流丽中，别具沉挚，此家学所由启也。
沈□卿《龙池篇》，大而拙，其势开启三唐，而非七律之尽善者。“卢家少妇”一篇，斯其佳作。
沈、宋律句匀整，格目不高。杼山目以“射雕手”，当指字句精巧胜人耳。
沈、宋应制诸作，精丽不待言，而尤在运以流宕之气。此元自六朝风度变来，所以非後来试帖所能几及也。
卢鸿一《嵩山十志》诗，似是《骚》裔，而去《骚》却远，此不过自其而已。
张燕公“秋风树不静，君子叹何深”，即杜之“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所本也；“洞房悬月影，高枕听江流”，即“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所本也。杜於唐初前哲，大都揽其菁英，不独原本家学。
曲江公委婉深秀，远出燕、许诸公之上，阮、陈而後，实推一人，不得以初唐论。
明顺德薛冈生序南海陈乔生诗，谓“粤中自孙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风，庶几才术化为性情，无愧作者。”然有明一代，岭南作者虽众，而性情才气，自成一格，谓其仰企曲江则可，谓曲江仅开粤中流风则不然也。曲江在唐初，浑然复古，不得以方隅论。
近时粤中所刻曲江公集，颇未精校，即如开卷载苏子瞻一诗，其词之俚，不知出谁附会。其《金鉴录》之伪，则阮亭《皇华记闻》已辨之。
王尉湾诗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殷谓“诗人已来，少有此句。”至其《终南山》一篇，亦自超隽，非复唐初诸公平迤之制。
崔侍郎《白鹿观》诗“捧药芝童下，焚香桂女留”，即杜《金华观》诗“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所来也。“芝童”、“桂女”，“仙人”、“玉女”，皆以仙灵之类为辞，不必确有所指。近时解杜者，颇穿凿可笑。
读孟公诗，且毋论怀抱，毋论格调，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闻磬，石上听泉，举唐初以来诸人笔虚笔实，一洗而空之，真一快也。
崔司勋票疾，有似侠客一流。
崔司马国辅诗，最有古意。如“怅矣秋风时，余临石头濑”，更何必以工於发端目古人乎？
齐、梁遗音在唐初者，长篇则烦而易滥，短篇则婉而多风，如崔国辅五言小乐府是也。
崔司马乐府，殷以为“古人不及”，然“下帘弹箜篌，不忍见秋月”，不如“为舞春风多，秋来不堪著”；“故侵珠履迹，不使玉阶行”，不如“画眉犹未竟，魏帝使人催”也。其故以公言诠。○“故侵珠履迹”二句，阮亭以为直用庾诗，然视庾尤巧矣。
盛唐之初，若独孤常州及薛侍郎据，皆遒劲雄浑，少陵之嚆矢也。侍郎曾与少陵同登慈恩寺塔，今其诗不传。○丘庶子为、祖员外咏，则右丞之先声也。
右丞五言，神超象外，不必言矣。至如“故人不可见，寂寞平陵东”，未尝不取乐府语以见意也。岂独唐子西《语录》始以乐府取给诗材乎？
今之选右丞五古，必取“下马饮君酒”一篇，七古则必取“终南有茅屋”一篇，大约皆自李沧溟启之。此元遗山所谓“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者也。
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固不必言矣。然此题咏者，唐、宋诸贤略有不同，右丞及韩文公、刘宾客之作，则直谓成仙；而苏文忠之论，则以为是其子孙，非即避秦之人至晋尚在也。此说似近理。盖唐人之诗，但取兴象超妙，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不必以此为分别也。王荆公诗亦如苏说。而崇宁中汪彦章藻一诗亦佳，乃曰“花下山川长一身”，则亦以为避秦人得仙也。○刘宾客之作，虽自有寄托，然逊诸公诗多矣。郭茂倩并取入《乐府》，似未当。
昔人称李嘉诗“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右丞加“漠漠”、“阴阴”字，精彩数倍。此说阮亭先生以为梦呓。盖李嘉中唐时人，右丞何由预知，而加以“漠漠”、“阴阴”耶？此大可笑者也。然右丞此句，精神全在“漠漠”、“阴阴”字上，不得以前说之谬而概斥之。
岑嘉州诗“忽思湘川老，欲访□中君”，此乃後人用□中君之所本也，与《九歌》原旨不同。
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风会所感，豪杰挺生，遂不得不变出杜公矣。
高常侍与岑嘉州不同，锺退谷之论，阮亭已早辨之。然高之浑朴老成，亦杜陵之先鞭也。直至杜陵，遂合诸公为一手耳。
李东川《王母歌》云：“若能炼魄去三尸，後当见我天皇所。”此二语前人已言其寓意。然篇中“复道歌钟杳将暮，深宫桃李飞成雪”二句，复不让少陵《丽人行》“杨花”、“青鸟”一联也。东川句法之妙，在高、岑二家上。
高之浑厚，岑之奇峭，虽各自成家，然俱在少陵笼罩之中。至李东川，则不尽尔也。学者欲从精密中推宕伸缩，其必问津於东川乎？
东川七律，自杜公而外，有唐诗人，莫之与京。徒以李沧溟揣摹格调，几嫌太熟。然东川之妙，自非沧溟所能袭也。
古人唱和，自成感激。若《早朝大明宫》之作，并出壮丽；《慈恩寺塔》之咏，并见雄宕，率由兴象互相感发。至於裴蜀州之才诣，未遽齐武右丞；而辋川唱和之作，超诣不减于王。此亦可见。
龙标精深可敌李东川，而秀色乃更掩出其上。若以有明弘、正之间，徐迪功尚与李、何鼎峙，则有唐开、宝诸公，李太、少陵之外，舍斯人其谁与归！○司空表圣之论曰：“杰出於江宁，宏肆於李、杜。”信古人不我欺也。
常建《第三峰》诗：“愿与黄麒麟，欲飞而莫从。”此亦是顺口急气之故。可以取证欧公《菱溪大石》诗。○常较王、孟诸公，颇有急疾之意，此所以为飞仙也。又多仙气语。
储侍御《张谷田舍》诗：“确喧春涧满，梯倚绿桑斜。”虽只小小格致，然此等诗，却是谁诗本色。窃谓一人自有一人神理，须略存其本相，不必尽以一概论也。阮亭《三昧》之旨，则以盛唐诸家，全入一片空澄澹泞中，而诸家各指其所之之处，转有不暇深究者。学人固当善会先生之意，而亦要细观古人之分寸，乃为两得耳。
常尉以玄妙得之，储侍御以浅淡得之。储近王，常近孟，而常胜於储多矣。
元次山《别何员外》诗结句：“不然且相送，醉欢於坐隅”，与韩文公《送王含序》结句同旨，而韩尤妙矣。次山称文章之弊，烦杂过多，欲变淫靡，以系风雅。然其诗朴拙处过甚。此乃棘子成疾周末文胜，等虎、豹、犬、羊为一享者也。天宝、至德之际，若哲相望，似未可尽以文胜抹之。君家遗山所云：“风□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未必次山之诗，遂为有唐风雅正宗也。独其诗序，则稍有致。○观《箧中集》所录，其意以枯淡为高，如以孟东野诗投之，想必惬意也。
盛唐诸公之妙，自在气体醇厚，兴象超远。然但讲格调，则必以临摹之句为主，无惑乎一为李、何，再为王、李矣。愚意拈出龙标、东川，正不在乎格调耳。
渔洋先生云：“李诗有古调，有唐调，当分别观之。”所录止《古风》二十八首，盖以为此皆古调也。然此内如“秦皇扫六合”、“天津三月时”、“郑客西入关”诸篇，皆出没纵横，非斤斤於践迹者。即此可悟古调不在规摹字句，如後人之貌为《选》体，拘拘如临贴者。所谓古者，乃不古耳。
子昂、太白，盖皆疾梁、陈之艳薄，而思复古道者。然子昂以精深复古，太白以豪放复古。必如此，乃能复古耳。若其摹於形迹以求合，奚足言复古乎？
渔洋云：“韩、苏七言诗，学《急就篇》句法如‘鸦鸱鹰矢鹄’，‘骓丕る骆骊骝原’等句。近又得五言数语，韩诗‘蚌螺鱼鳖’，卢仝‘鳗鲇鲤酋’云云。然此种句法，间作七言可耳；五言即非所宜，解人当自知之。”盖渔洋先生所谓五古者，专指《唐贤三昧》一种淡远之体而言；此体幽闲贞静，何可杂以急管繁弦？他日先生又谓“东坡效韦苏州之作，是《生查子》词”者，即此旨也。至於五言诗，则初不限以一例。先生又尝云：“感兴宜阮、陈，山水宜王、韦，铺张叙述宜老杜。”若是则格由意生，自当句由格生也。如太白云：“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若以“十二楼五城”之句入韦苏州诗中，岂不可怪哉？不必至昌黎、玉川方为尽变也。
魏程晓诗：“今世衤能衤戴子，触热到人家。”字书：“衤能衤戴，不晓事也，音耐戴。”而太白诗云：“五月造我语，知非亻台亻疑人。”字书：“亻台，夷在切，痴貌。亻疑，海爱切。亻台亻疑，痴貌。”“亻台”字下又注云：“又他代切。亻台亻疑，痴貌。”按“亻台亻疑”音义并与“衤能衤戴”相似，太白诗当即用程诗也。然“亻台”字恐不当与“亻疑”字相连，此是字书因“亻台”误“亻台”耳。
敖器之评太白，谓“如刘安鸡犬，遗响白□，其归存，无定处”。愚谓须知太白又自有十分着实处耳，然器之语自妙。
太白咏古诸作，各有奇思。沧溟只取《怀张子房》一篇，乃仅以“岂曰非智勇”、“怀古钦英风”等句，得赞叹之旨乎？此可谓仅拾糟粕者也。○入手“虎啸”二字，空中发越，不知其势到何等矣，乃却以“未”字缩住；下三句又皆实事，无一字装他门面；及至说破“报韩”，又用“虽”字一勒，真乃逼到无可奈何，然後发泄出“天地皆振动”五个字来，所以其声大而远也。不然，而但讲虚赞空喝，如“怀古钦英风”之类，使後人为之，尚不值钱，而况在太白乎？
太白《远别离》一篇，极尽迷离，不独以玄、肃父子事难显言；盖诗家变幻至此，若一说煞，反无归着处也。惟其极尽迷离，乃即其归着处。○“绿□”谓竹。
太白《秋思》云：“海上碧□断，单于秋色来。”“单于”当指台。
太白云：“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少陵云：“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此等句皆与手会，无意相合，固不必谓相为倚傍，亦不容区分优劣也。
太白五律之妙，总是一气不断，自然入化，所以为难能。苏长公“横翠峨嵋”一联，前人比于杜陵《峡中览物》之句。然太白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云：“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则更大不可及矣。○《西巡》之歌，殊于风雅之旨不类。安、史之乱，岂得云“轻拂边尘”？不观杜公直书“仙仗离丹极，妖星照玉除”乎？甚且铺张蜀中浓丽，尤为非体。若反言之则不必，若正言之则不宜，即不作能《北征》之篇，亦何必有《西巡》之颂也。此事在唐，自非细故，而李、杜二家为有唐一代诗人冠冕，若此之类，何以立诗教乎？
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其李诗之谓乎？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若斯以谈，将类于襄阳公以简远为旨乎！而又不然。盖太白在唐人中，别有举头天外之意，至於七言，则更迷离浑化，不可思议，以此为寄兴深微，非大而化者，其乌乎能之！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
《李诗补注》一书，颇未修整。即如“中间小谢又清发”，乃以惠连作注，竟若不知题为“宣城谢胱楼”者。此犹苏诗之王注，未经淘洗故耳。如有识力者取而删补订正之，亦快事也。
元相作《杜公墓系》有“铺陈”、“排比”，“藩翰”、“堂奥”之说，盖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之中，有“藩篱”焉，有“堂奥”焉。语本极明。至元遗山作《论诗绝句》，乃曰：“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则以为非特“堂奥”，即“藩翰”亦不止此。所谓“连城璧”者，盖即《杜诗学》所谓参苓、桂术、君臣、佐使之说，是固然矣。然而微之之论，有未可厚非者。诗家之难，转不难於妙悟，而实难於“铺陈终始，排比声律”，此非有兼人之力，万夫之勇者，弗能当也。但元、白以下，何尝非“铺陈”、“排比”！而杜公所以为高曾规矩者，又别有在耳。此仍是妙悟之说也。遗山之妙悟，不减杜、苏，而所作或转未能肩视元、白，则“铺陈”、“排比”之论，未易轻视矣。即如白之《和梦游春》五言长篇以及《游悟真寺》等作，皆尺土寸木，经营缔构而为之，初不学开、宝诸公之妙悟也。看之似平易，而为之实艰难。元、白之“铺陈”、“排比”，尚不可跻攀若此，而况杜之“铺陈”、“排比”乎？微之之语，乃真阅历之言也。自司空表圣造《二十四品》，抉尽秘妙，直以元、白为屠沽之辈。渔洋先生韪之，每戒後贤勿轻看《长庆集》。盖渔洋之教人，以妙悟为主者，故其言如此。当时宣城施氏已有顿、渐二义之论，韩文公所谓“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难”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