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一斋李杜诗话

王安石曰：“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汙下，十句九言妇人酒耳。”按荆公此论，《冷斋夜话》、《扪虱新语》皆载之。《老学菴笔记》则谓其非荆公语，乃读李诗未熟者妄言之。此辩极为明通。然务观解为荆公辩诬，却自谓“太白识度甚浅”，举“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等句，斥其“浅陋有索客风”。又云：“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壈也。”务观之识度诚讳矣，然伊古以来，文章出群之雄，而诗中往往萦情富贵者，亦不独太白也。子美诗云：“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退之诗云：“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子美能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退之能言“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而以学问为富贵公相之饵，且津津教人，抑又何也？瑕不掩瑜，一难废百，读古人诗者，亦观其大端可矣。太白一生飘然不群，富贵要人，实非其心目中所有。苏子瞻谓“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时，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气盖天下矣。夏侯湛《赞东方朔》曰：‘凌跞卿相，嘲哂豪杰，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吾於太白亦云”。曾南丰亦谓其“捷出横步，志狭四裔。始来玉堂，旋去江湖。麒麟凤皇，世岂能拘”。务观何均不之引而为此异论也！夫诗理性情，世俗见地，自宜痛扫；然必摘其全集之微玷，盖厥终身，侪之浅人，亦无当於论世知人之识矣。
苏氏轼曰：“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以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太白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按太白於永王璘一案，千古物议之所丛集；诗以教人忠孝为先，此事不辨，亦安用诗圣为哉！窃取白本传、诗集及他人论断此事者而合勘之，则知白之从璘，始由迫胁，而《旧唐书》所谓“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者，误也。既胁以行，见其起兵，遂逃还彭泽，而曾巩《太白集序》所谓“璘兵败，白奔亡宿松”者，误也。按《新唐书》本传云：“安禄山反，白转则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鼓泽。”夫起兵即逃，可见白非佐璘之人，与事败而逃，天渊迥隔，失节与否，专勘此处。论世者一以《新唐书》为主，而白之非失节亦明矣。白後来《宋中丞自荐表》云：“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又《忆旧游书怀》诗云：“仆卧香炉顶，餐霞漱流泉。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夫胁而来，逃而去，辞官弃金，未汙爵赏，白之心事行迹，亦可以告天下後世矣。徒以平日跆籍贵势，世皆欲杀，故朝无平反之人，遂至冤坐大辟，幸郭令援手，乃得免死。杜公所以哀之曰：“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曰“先还汉”，曰“岂事秦”，曰“辞醴”，曰“上书”，曰“当时法”，亦剀切示人，字字昭雪矣。苏长公不能据《新唐书》、白本集、杜长律以洗千古之诬，但以白平日知人，断其不从永王，“当由迫胁”，未免臆测无据。且只言“迫胁”，不著辞官弃金、中道逃去之事，则安知非“迫胁”而反乎？论事不核不备，焉能塞议者之口也！若苏次公直谓“永王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绝不考究始末，一笔抹倒，读书卤莽之过，又愧其兄多矣。至蔡绦故为太白斡旋，谓其“学本纵横，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功名。大抵才高意广，未必成功，知人料事，尤其所短，若其志赤可哀矣”。似能为太白末减厥罪，不知“藉以立功”四字，已将太白说成从逆之人，而不止於不知人之过，仍非究明此案根末者。若王百谷并谓“灵武之位未正，社稷危於累棋，璘以同姓诸王，建义旗，复神器，白亦王孙帝胄，慨然从之；璘本非逆，从璘乃为逆乎”。此则全与史传相戾，徒欲为太白颂冤，而不知永王不受肃宗召命，直犯江、淮之师，万不可以义旗目之者。文人高谈，无当实迹，徒为古人增谤而已。观太白《永王东巡歌》曰：“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风一埽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是太白直言东下之非，而劝以西上勤王，拥卫二帝，与永王如冰炭之不相入；迫胁之困，逃去之勇，均於此诗可见。而浅者非加以诋诃，是为之文饰，蒙冤不洗，而徒日诵其诗，以为神品，又何赖有此知音哉？为之三叹！
方氏宏静曰：“太白《白头吟》，颇有优劣，其一盖初本也。天才不废讨润，今人落笔便刊布，纵云挥珠，无怪多。”又曰：“太白读书匡山，十年不下，浔阳狱中，犹读《留侯传》，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古人，是自绊而希千里也。”按东坡云：“太白诗飘逸绝尘，而伤於易，学之不至，玉川子是也。”陶开虞亦谓“以天分胜者近李，以学力胜者近杜，学者各自审焉可也”。此论一出，几疑青莲纯恃天分，而流弊甚多矣。予故录方氏之说示人，知诗至圣境，都缘学力精纯，纷纷之喙，可以稍息。
洪氏迈曰：“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率言妇人淫乱败国，略云：‘妲己灭纣，褒女惑周。汉祖吕氏，食其在旁。词殚意穷，心切理直。如或妄谈，昊天是殛。’予味此诗，岂贵妃与禄山乱，而太白曾发其奸乎？不然‘飞燕在昭阳’之句，何足深怨也？”按太白《雪谗》诗一章，诚有合於古《巷伯》之义，此义烈之性，激发於不得不然者，虽以此万死不辞，若终身不官何患焉！龌龊小夫，惧祸结舌；大忠奇勇，痛快敢言。此其所本者厚薄异也，可第以诗人目之哉？刘氏鉴《太白诗序》，谓“《梁父》、《行路》诸吟，《巧言》、《巷伯》之伦”。杨氏遂《太白故宅记》，亦谓“《蜀道难》可以戒为政之人，《梁甫吟》可以励有志之臣，《猛虎行》可以勖立节之士，《上云曲》可以化愚夫之懵，《怀古》可以革浇漓之俗。其馀虽感物因事而发，终以辅世匡君为意”。两说均得太白诗之本原者。世人徒夸其纵横任侠之风，缥缈出群之想，而不知其忠义勃发，直抉大奸，非徒以草《清平调》、赋《行乐词》了事，犹沿苏子由之馀论，讥其以诗酒事君，亦大误矣。子美《丽人行》云：“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其发国忠之奸，亦能明目张胆言之，与太白英烈，可谓两绝。朱子曰：“偶记太白诗云：‘世道日交丧，浇风变淳源。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今人舍命作诗，开口便说李、杜，以此观之，何曾梦见脚板？”据朱子此论，可见诗有本原，不可不究，性情既厚，心声乃精。若以“无迹可寻”，“不著一字”，为盛唐大家妙处，则“心切理直”之词，“浇风”、“恶木”之句，反似发露太过，无弦外音，而变风变雅之道，几乎息矣。李阳冰《太白集序》云：“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又自逊云：“论《关雎》之义，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辞，终惭杜预。”李华《太白墓志》云：“仁以安物，公其懋焉；义以济难，公其志焉。”又曰：“立言谓贤，道奇於人而侔於天。”推尊皆不免太过。然亦可知太白诗本原，与《三百篇》相表里，而虚锋掉弄之小才，狂吟烂醉之恶习，信不可以借口学步矣。
洪氏迈曰：“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予观李阳冰《草堂集序》：‘阳冰试弦歌於当涂，公疾亟，草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又李华作《太白墓志》，亦云：‘赋《临终歌》而卒。’乃知俗传良不足信，盖与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者同。”按捉月之诬，辨正确不可少。而《旧唐书》谓以饮酒过度死。皮日休作《李翰林诗》亦云：“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是太白真醉死矣。然阳冰《集序》云“枕上授简”，李华《墓志》云“赋《临终歌》”，此岂醉死者所为哉？余故录容斋辨正之语，俾捉月、醉死两诬，皆得白焉，否则仍与食白酒牛炙而死之说，同一嗤点前贤也。
●卷二
苏氏轼曰：“太史公论诗：‘《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予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先王之泽衰，然後变风作，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乎礼义，以为贤於无所止者而已矣。若夫发乎性，止乎忠孝，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与？”按少陵之诗，千古无不推奉，然至比之变风、变雅止矣，东坡更谓其为风雅之正，尤在“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之上，非徒以大言伏世人也。“废乎性止乎忠孝”七字，评杜实至精矣。荆公诗“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又足为发乎性止乎忠孝注脚也。
秦氏观曰：“杜子美之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李陵、苏武之诗，长於高妙；曹植、刘桢之诗，长於豪迈；陶潜、阮籍之诗，长於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於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於藻丽。於是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迈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亦不能至於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子美其集诗之大成者与？”按东坡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集大成”之说，首发於东坡，而少游和之。然考元微之《工部墓志》曰：“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总萃焉。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此即“集大成”之义，特未明言耳，则亦非东坡、少游之创论也。顾少游谓子美“集众家之长”可，谓由於“适当其时”则不可。假令子美生於六朝，生於宋、元，将不能“集众家之长”耶？抑非其时而遂降与众家等也？少游，词人之亻隽耳，论诗则胶矣。且孔子所以为“圣之时者”，时中之义。今既谓子美“集诗之大成”，则宜取微之所言“无可无不可”者当之。若以“适当其时”之“时”，为“圣之时者”之“时”，不几於郢书燕说耶？至以“豪迈”目曹植，则不尽其量；以“冲澹”目阮籍，以“峻洁”目灵运，则不得其情。此与微之以“孤高”目颜、谢者，同一粗疏也。其尤疏者，微之、少游尊杜至极，无以复加，而其所以尊之之由，则徒以其包众家之体势姿态而已，於其本性情、厚伦纪、达六义、绍《三百》者，未尝一发明也。则又何足以表洙、泗“无邪”之旨，而允为列代诗人之称首哉？元遗山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所见远矣。
黄氏庭坚曰：“子美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後人读书少，故谓杜、韩自作此语耳。古之能文章者，直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按《东皋杂录》云：“或问荆公，杜诗何故妙绝古今？荆公云：老杜固尝言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予考“破”字之义，张氏迩求谓识破万卷之理，仇氏沧柱谓熟读则卷易磨。愚以张氏为近之，惟其识破万卷之理，故能无一字无来处，而又能陶冶点化也。元氏遗山云：“子美之妙，元气淋漓，随物赋形，谓无一字无来处可，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遗山之说，尤兼赅无流弊。今人诗非空疏则，未尝不读杜也，亦考遗山此说耶？又程氏云：“韩文杜诗号不蹈袭者，然无一字无来处。大抵文字中自立语最难，用古人语又难，须是用古而不露筋骨。”王氏世懋云：“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牛溲马勃咸成郁致。子美之後，欲令人毁靓妆，张空，必不能也。然病不在故事，顾所以用之何如耳。”愚以荆公、遗山、程氏、王氏四说互证山谷，前辈金针，殆已度尽。
李氏纲曰：“王者迹熄而《诗》亡，《诗》亡而《离骚》作。《九歌》、《九章》之属，引类比义，虽近乎俳，然爱君之诚笃，而疾恶之志严，君子许其忠焉。汉、唐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心不忘君，故其词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摹写物象，风容色泽而已也。”按作诗当先辨六义，《风》、《雅》、《颂》，朱子谓之三经；赋、比、兴，朱子谓之三纬。三代以後，《风》、《雅》、《颂》之体，不可摹袭，而赋、比、兴，则作者之性情，触物流露，虽无《风》、《雅》、《颂》之貌，而实《风》、《雅》、《颂》之心也。作诗若有赋而无比兴，则诗心凋丧，而去《风》、《雅》、《颂》益远。惟子美以志士仁人之节，阐诗人比兴之旨，遂足为古今冠。学诗者熟玩《三百篇》之比兴，而子美之真心不难求，大节不难见矣。不然，导源已差，诵览著述，愈多愈缪。陆务观所谓“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