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虫诗话

雕虫诗话民国刘衍文

●自序

诗话者，论诗用笔记体以出之者也。其名称滥觞於宋欧阳公《六一诗话》，同时而起者，有司马温公《续诗话》、刘贡父《中山诗话》。其后流风所扇，大振芳尘，如明之李西涯、清之王渔洋，本以诗为一代宗工，出其心得，自足凌驾一代；而章实斋先生则曰：“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又谓好名之习作诗话，以党同伐异，或用为标榜声气之具，或作为宛转逢迎之术，探抉其病，固亦尽之矣。然诗话之佳处，亦有未可厚非者，敬申一得之愚，以就正於君子：

一曰取其便利也：欲著专书，剪裁去舍，煞费经营，非兀兀穷年，难为体统；诗话则不然，兴之所至固可书，偶然拾得亦可记，信笔推阐，不限体统，不已善乎？且此非畏难趋易也。驰鹜衣食之徒，奔走风尘之客，设无闲适工夫，埋头著述，虽怀提要钩玄之志，而苦无繁征博引之暇，退而撰为诗话，亦势使之然也。

二曰罗其琐细也：刘彦和有云：“富於万言，贫於一字。”吾人但知著百卷巨书，如《通考》、《通志》，体例编排不易，即一篇之文，一首之诗，亦各有其人不易知之谋篇布局。不特此也，一句之得，或能如石蕴玉而山辉；一字之失，或竟使璧微瑕而价损。此等一鳞半爪，倘丽之他篇，则成累赘；欲取而成章，则苦支离；若弃而弗留，又安忍任其泯威。此情此理，亦唯诗话可兼收并畜之也。

三曰用为资料也。欲作专文，常苦证少，因累及理之脊贫，有妨文之醇肆。参稽资料，有赖平居搜辑，方能取用便宜。见而不记，久易忘心。此韩非内外储说之所由作也。苏东坡诗云：“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谈艺言谛，亦犹是也。且记之於册，兼可练笔抒心，非仅与清词丽句为邻也。

审是诗话，亦笔记之专门流派也。实斋以与随园有隙，措辞不免意气，涉於偏颇，见《文史通义》中《诗话》、《书坊刻诗话》、《论文辨伪》、《与吴胥石》等篇。不可不辨也。且余今偏欲借暇而习作诗话，故敢妄起而一伸其冤词焉。且衍文才学本陋，四六通之文，未敢自许，岂得以乱言著述！特借他人杯酒，一浇胸中鬼垒而已。名曰“雕虫”者，盖扬子云有言：“雕虫刻篆，壮夫不为。”处此浊世，悲愤交集。虽年事尚少，未敢自衰，而风雨摧春，秋思早透，则其非壮夫也亦可知矣。

民国三十五年暮秋龙游刘衍文序於浙江省通志馆。

●卷一

余自幼好读诗，贪多而感触亦多，多欲言而未能已者。自信有偏嗜而无偏执。来浙江省通志馆后，初唯向馆长余越园（绍宋）师请益，后又多与编纂宋墨庵（慈抱）研谈。越公以衍文诗文皆不善作，作亦徒费力，而独称许评论诗文有只眼，尝以力超刘彦和、章实斋为勉。顾与越公论诗于古虽合，于唐宋已稍有离，于明清则异趋殊多，致断断争辩，幸不以为忤也。墨庵先生则于拙文《驳章实斋论文辨伪》极为激赏，又以拙诗多新意，尝为点窜多处，心甚感之。

“不学《诗》，无以言。”不读《诗经》，不知诗有繁富之源汇。顾仅诵《诗经》，仍不能写好诗也。或曰：《诗经》之作者，又何尝读诗，何以能写好诗也？曰：时不同也。巢树穴居，弓刀御敌，天造草昧，谁曰不宜；今欲守兹古拙，以有机械必有机心立说，宁不虑灾及其身耶，故艺之渐趋于巧，亦必然之势也。王船山等以《诗经》为后之诗人所不可及，实为过于尊经之说，未可信从也。

然《诗经》实为四言诗之极诣。后有作者，纵陶元亮亦未能及之。但苦文繁意少。就成熟而言，其诗虽具社会性与地方性，而无我之个性在焉。故《诗经》虽为源汇，而不能不有待于进化矣。

汉人创而为五言，一字之增，沾溉后世，迄今未废。四言之典则，乃归统于文。五言之纯朴，《古诗十九首》乃其极诣也。王世懋谓此乃五言之《诗经》，陆时雍《古诗镜》称之为“诗母”，然皆古之有心人为之也，故哀怨忧伤，而不失沉郁之味，此其所以难到也欤？

建安风骨，世重曹刘。谢灵运言子建有八斗才，世亦目为“绣虎”。以文章而论，固独步当时，而为诗实多疵累。刘彦和于《才略》篇谓“文帝以位尊减才，陈思以势窘益价”，锺嵘乃列曹植为上品，曹丕为中品，曹操为下品。而陆时雍则于子建有微词，而独美子桓，以其为“优柔和美，读之齿犹余芬，质如美媛，顾盼生姿”。王船山则更变本加厉，狠斥子建，称美子桓，以两人实有仙凡之隔。后毛先舒亦以“子桓风流猗靡，如合德新妆，不作妖丽，而自然荡目”云。而区区则生性粗率，故赏心所至，反在一世之奸雄。诵其诗，足以荡气回肠，一销胸臆之郁勃肮脏也。板桥道人《与江宾谷、江禹九书》谓“曹之丕植，萧之统绎，皆有公子秀才气，小乘也。老瞒《短歌行》、萧衍《河中之水歌》，勃勃有英气，大乘也”云云，则得吾心之同然矣。

后人于陈思，都颇推重其《野田黄雀行》。虽系有感而发，而设想未尽合情合理。尤以结句“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二语，则子非雀，安知雀之心战！梅圣俞谓诗有内外意，外意欲尽其象，内意欲尽其情。而此诗若捆加推敲，则两皆失之矣。

建安风骨，气体独尊，学之易粗。下逮晋宋，词多风韵。就发展而论，则题材已趋向多样性，诗家之个性化亦已完成。然学之易弱，而与平和之音，不得淆混也。

《诗品》言陆海潘江。又言陆机为晋代之英。《文中子事君篇》谓“荀悦，史乎史乎，陆机，文乎文乎”，《晋阳秋》引张植语，谓“二陆乃今之诗伯”。近人章太炎亦谓晋代以陆机为最妙。而严沧浪则又以陆“独在诸公之下”，褒贬俱失其平，善乎《古诗镜》之论曰：“陆深而芜，潘浅而净。”则实获我心，盖于“才患太多”能转进一解也。

古诗文都自创自成，恒具性灵。东汉之辞赋杂文，甚且子部专著，悉多模仿。子云最称大家，时人虽有覆瓿之诮，而若疾虚妄之王仲任，亦称美之而无贬辞，而无有苏子瞻“以艰深文其浅陋”之斥也。细按其著，实乃巧用前人间架，任我施为，深具匠心，未可以迹取也。而诗之拟古而得者，则迟至晋陆士衡为有成，汉无有也。

《诗品》引汤惠休曰：“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延之）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后宋人亦以“至宝丹”讥王岐公（禹玉）诗。顾百宝流苏，用以装点门面，亦殊不易也。此吾论诗之所以有取乎温、李、西昆，亦好吴梅村、陈碧城，近亦善樊樊山、易实甫，虽知此非诗之极诣，而相题行事，涉及儿女私情者，舍乎此，岂尚有过之者哉！谢客之诗，其十世孙僧皎然称颂尤高，严沧浪亦谓其诗“无一篇不佳”。王船山《古诗评选》卷五更言“自有五言，未有康乐；既有康乐，更无五言”。似比李于鳞“唐无五言古诗”之语尤为偏激。然细按其诗，多有矫揉，且欠洁净者，谓之芙蓉出水，尚难契合也。

陶谢合称。初看则谢较令人注目，静观则陶最耐人寻味。《诗品》不重陶，杜老初亦不重陶，何大复且以“诗弱于陶”，是固于一时之诗风有关，实亦乃浏览之粗略所致。东坡“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之评，细审而后得者也；放翁“学诗当学陶”之语，晚而后悟者也。然皆已无及矣。盖彦和《体性》篇云：“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新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诚不刊之论。故东坡和陶诗，人谓全然不类；放翁初时“但欲工藻绘”，继乃“诗慕雄浑苦未成”。再欲改絃，岂可得乎。故越园师谓余诗文无有可观，亦缘笔势已定，无可转移。窃思少小习帖，教师皆命临柳公权书，长而悔悟，然已难去此框架矣。诗文入手后之难于通变，毋乃类是乎！

越园师《论诗绝句》有云：“唐音宋理元丰致，下逮明清格遂卑。赖有亭林作砥柱，平生不作等闲诗。”首句评惊最善，后三句未敢苟同。然各有说焉。

唐诗不论初盛中晚，音皆可吟。初唐颇具情韵，体多疏而事多虚。虽有浮藻而不致若齐、梁、隋、陈之伤骨，缘调多流转足补其气，然长篇多有部伍凌乱处，若骆宾王之《帝京篇》，卢照邻之《长安古意》，虽风靡一时，足为典则，而此病未除也。

盛唐之诗，韵厚而深，声宏而壮。诗圣少陵，诗佛摩诘，诗仙太白，固足觇儒、释、道三家之迹；而少陵沉郁，时多放语，或流于粗；摩诘清雅，神韵悠长，而律未细；太白飘逸，俊逸清新，或流于率。然大体而论，皆阳刚之气也。明人“诗必盛唐”之说，虽偏执偏好，而同声共震，代不乏人。盖若论诗，宗唐者终必当以盛唐为归；若扌舍盛唐而言唐诗，犹大厦之失梁栋也，奚所状其阔大哉？

中唐之诗，骨格渐弱，韵少而浅，对仗趋巧，沈归愚谓律诗往往后幅不振，可谓知言。然不论元、白、刘，抑或韩、孟、韦、柳，音仍可取，未尝失之瘠哑也。

晚唐之诗，义山、牧之，称小李杜，一秾丽、一清丽也。又义山与飞卿称温李，温则艳丽也。又合冬郎称温、李、冬郎者，冬郎则婉丽也。顾此乃就其主要风格而言之，非谓诸家之诗，篇篇皆如是也。此四家诗，实晚唐之主流，皆韵长而弱，已渐向词化，则一时风会所趋。或有使气而着力者，终欠浑厚，若许丁卯、赵倚楼、许洞庭是已。尝有多人诗重盛唐而独非中晚者，亦有诗重盛中而不齿初晚者，皆偏执过甚。定公云：“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最获我心。工感慨而愤激者，其唯罗江东乎！

初唐之诗，有近晚唐者。若杜必简《赠苏绾书记》云：“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又《渡湘江》云：“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岂不近晚唐乎？

宋诗之言理，乃事理、条理、哲理之谓也，故较唐诗为密。唯其文理密察，故近于文。导源亦杜陵，于元白亦有潜流通贯，人或未之知也。

宋诗宗派亦多，而人之恒言宋诗者，但专指江西诗派言之耳，此言唐诗之有时专指盛唐而言同一揆也。不明此旨而浑言唐宋，往往胶葛不通。

北宋自以苏黄为大师。两家皆好用典故。王而农《姜斋诗话》云：“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鳍鲨也。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颇中其失。顾后人之诗，能不用一典而成者有几何哉！要之，熟典可用，僻典荆┥少用，或能不用即不用，即熟典亦不当滥用。且今时异世殊，博通典籍者已鲜，诗文用典及于经史，在昔为常谈，于今已生僻。无已，则稍加小注说明，以便导读，亦势所必然。若效毛西河讥顾宁人作诗注《北史》出处之为，则非揆时达变之道矣。

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记山谷之言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一作窥入）其意而形容之，为之夺胎法。”此山谷之所得也。唯所举例，未荆ǐ当，致人易于淆混，故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八《辨证类》非之，乃以山谷言是而觉范之举证为非，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亦误以夺胎为换骨，杨万里《诚斋诗话》、刘埙《隐居通议》卷十一遂混言夺胎换骨。窃以觉范所记，意本不误，倘稍作铨释，以警策之例明之，则醒豁而易悟矣。

夫换骨者，乃炼句之一法也。如陶隐居《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李太白《山中问答》云：“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笑而不答”，隐居先已代言之矣。诗之取意，机杼全同。又太白《秋下荆门》云：“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则从正面落笔，貌异心同，斯又换骨之另一技法也。又山谷《戏呈孔毅父》诗中之名句云：“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似亦从杜陵《天末怀李白》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变化而来，皆谓文士怀才，终归蹭蹬，亦《易》“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之意也。惟杜语沉郁之至，亦悲愤之至。而山谷多用典实拼凑斩合。“管城子”用昌黎《毛颖传》典，指笔，借喻文土。“食肉相”用《后汉书班超传》典，借喻贵。“孔方兄”乃钱，用《晋书鲁褒钱神论》典，借喻富。“《绝交书》”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典。虽独具匠心，而感慨则浅，题曰“戏呈”，得其实矣。且声律呕哑，难于吟诵，遂失唐音。顾意大同而词大异，不能不谓之换骨也。

换骨有化俗为雅者。如谚云：“情人眼裹出西施”。而白香山《秦中吟议婚》前四句云：“天下无正声，悦耳即为娱；人间无正色，悦目即为姝。”黄山谷《答公益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华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称心最为得。”（按黄诗《能改齐漫录》卷三十一《佚文》己引之。）哀芗亭《红豆村人诗稿》卷四《效疑雨集体十三首》之十二云：“见面欢娱背面思，百年能得几多时。盟心好订他生约，啮臂难书薄命词。未必倾城皆国色，大都失足为情痴。生知不免风流罪，甘堕泥黎不负伊。”芗亭诗颈联，非但概括而尽意，且能转进一层，倘断章取之，数语相较，芗亭后来居上无疑也。

又谚云：“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按邵康节有《养心歌》云：“得岁月，忘岁月；得欢悦，忘欢悦。万事乘除总在天，何必愁肠千万结？放心宽，莫胆窄，古今兴废言可彻。金谷繁华眼里尘，淮阴事业锋头血。陶潜篱畔菊花黄，范蠡湖边芦月白。临会上胆气雄，丹县里箫声绝。时来顽铁有光辉，运退黄金无艳色。逍遥且学圣贤心，到此方知滋味别。粗衣淡饭足家常，养得浮生一世拙。”出处毋乃在此乎？顾前于康节，唐末之罗江东，其《甲乙集卷》三《筹笔驿》云：“抛弃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后于康节之陆放翁，其《剑南诗稿》卷三十四《冬夜读书忽闻鸡唱》云：“龌龊常谈笑老生，丈夫失意合躬耕。天涯怀友月千里，灯下读书鸡一鸣。事去大床空独卧，时来竖子亦成名。春芜何限英雄骨，白发萧萧末用惊。”更后钱牧斋《有学集》卷二《句曲逆旅戏为相土题扇》云：“赤日红尘道路穷，解鞍一笑柳庄翁。谁知夭矫犹龙貌，但指摧颓丧狗容。运去英雄成画虎，时来老耄应非熊。人间天眼应难值，看取吾家石镜中。”又卷六《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中有句云：“时来将帅长头角，运去英雄丧首尾。”虽各有所指，亦各有所感，然吾逆料：康节未必读江东之书，放翁涉猎较广，且素善巧取，必得见罗邵诸集。牧斋博览群籍，前录诸诗，或当早收眼底。后人之作，是否受启于前修，虽不可知，但若就诗论诗，不可谓非换骨也。然江东心郁而伤痛，康节心平而气消，放翁心哀而凄楚，牧斋则心躁而愤激矣。又按翟灏《通俗编说诵》引史炤《通鉴疏》引谚语云：“福至心灵，祸来神昧。”二语较之上述诸诗二联，似更简要得体，而包孕至广，然乎否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