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舍说诗新话

诗有学处，自读书、立志、修身、接世，以至知言、养气、修辞、立诚，皆学处也。诗有作法，自栉句、比字、寻声、考韵，以至讽人对物、写乐抒忧，皆作法也，不可以一端尽。所谓诗外有物，积之富则用之闳，学者养其根而其实可矣。诗是文艺之一部，优劣高下，自有准绳，溯其渊源，实以桐城姚先生论文之八字为嚆矢。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立言最为精当，然初学者往往议其遇简。湘乡曾先生乃假姚先生阴阳刚柔之说，演为四象，曰气势，曰情韵，属阳；曰识度，曰趣味，属阴。而每象又分为刚、柔两种。此等分类，虽较姚说为详，然义涉渺茫，不能引发学人之真见。后来武昌张濂亭先生综合前说，广为二十字，分属阴阳，真可作操觚家之宝诀矣。日神，曰气，曰势，曰骨，曰机，曰理，曰意，曰识，曰脉，曰声，十字属阳；曰味，曰韵，曰格，曰态，曰情，曰法，曰词，曰度，曰界，曰色，十字属阴。阴阳界义虽未能尽明，然字类之选择分配，则精当无遗蕴矣。予以评诗之故，亦恃此二十字以为规范。尝以新法分析之：见其首行十字，均属生理学：曰骨，曰机，曰理，曰脉，生理之组织也；曰意，曰识，生理之发动也；曰神，曰气，日势，曰声，生理之著现也。此十字为一类，姑名之曰阳类。次行十字则应属物理学、文学及美学：曰法，曰度，曰界，曰格，物理学之定义也；曰词，曰色，文学之静采也；曰味，曰韵，曰态，曰情，美学之动采也。此十字姑分三类，而名之日阴。阴、阳二字，虽不尽然，但已富品评家及箸作家研究之价值矣。

予名前十字曰文之表著，后十字曰蕴含，如是则阴、阳二字，又未尝不允当也。果能由是而通其旨趣，烛其精微，则游艺之余，兼收格物致知之效，亦足多□诗文一轨，而于学诗教诗之用尤宏，庶几不负先贤，嘉惠后学。

乐肖人声者，非尽人之声而肖之也，肖其至精至美者传之器而已。诗可以入乐者，亦非尽诗皆乐，其近乐者传诸美文字而已。文字亦器也，精于文字者乃可以文为器，而因以肖其声。故善诗者未有不善于文字者也。学者欲作好诗，安可不研究文字之学乎。

诗之选字、造句、成章，虽不必尽同作文之法，然普通规范，当了解之，否则言不从，词不顺。诗从何处着手？大抵文章之士，诗虽不工而可读；不知文法者，纵有诗才，亦难于表见，往往经心着笔，终至胡乱成篇。作诗者欲得顾盼挥毫之乐，岂可不潜心文章之学乎！诗虽不必用成典故事，而前尘往迹，不可不时时涉猎。盖事理明则智虑通，诗才亦富，执笔时自无拙滞之病，鄙陋之辞矣。作诗者安可不读史乎！

《三百五》篇是经，后世之百家是传，经在则传者自有规模矩之可言。纵狂狷殊途，治乱异世，言文异轨，学行异方，而用情之丰啬，构思之邪正，发音之纯杂，当力辨而遵循之。顾兹事未易猝办，乃存乎平日之修养，而归本于素志之自然。如此则能乐不及淫，哀不及伤，敛而有文，肆而不野，合乎今世，不畔古人。至于召物呼名，属辞比事，时各有当，固无用逼似古人也。作诗者安可不先读经乎！

诵其诗，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顾人乃因世而著，陶在晋宋易代之交，始成为陶；杜际乱离穷困之时，始成为杜；苏李以武人发高唱，卒成汉产；元陆在宋金变歌调，方是国魂。假使今人为诗，尽作唐音，宁非怪事？由是以言，诗人而不识时务，又岂可哉！

周秦之时，学说竞起，文学亦于斯时放大光明。如屈子之牢愁，庄生之放旷，此两种境界影响于后来文学者甚大，至今不能出其范围。至如孟子集义，荀子劝学，又修辞修身二者所祖述。此四家者，实为百家之经干，百世之文宗也。作诗者安可不读子乎！

郑康成曰：诗者，弦歌讽诵之声。谓《三百篇》也。汉魏去古未远，尚有遗音。后世诗人八音并奏，杜甫独多箫管之音，韩愈多木土音，元遗山多匏音，兴化刘先生谓陆士衡乐府有金石之音，予谓陆剑南有金革之音。虽未尽然，要之为相近。然弦歌实乃最上。

《三百篇》句句事实，句句性情。后人之诗，题目也，意境也，文辞也，格调也，如是而巳。然后世诗固有优于前人者。非优胜也，时代思想由单纯日趋复杂，非古人单辞片义所能表示其接物之情也。所以学古人当学其性情义理，而略其文辞。即做今诗，亦应从性情义理入手。夸多斗靡，非法也。

诗悦等于禅悦，诗境亦无异禅境，均不可着痕迹，禅语尤不宜入诗。然不到禅关，终无碧海掣鲸之妙。昔贤谓苏东坡诗打通后壁说话，故能迷离变幻，触处生姿是也。虽然，亦终落二乘矣。脱去禅家一切束缚，独以民胞物与之志，写喜怒哀乐之情，杜公有焉。

予有谐语一则，可供学诗者之谈助。凡人精神不运用则愚，血气不运动则病，学者宜二者兼到。此明儒语录也，予亦移之说诗。读杜宜拜，读韩宜科头伏案，读太白诗宜轩然独立，读王孟诗宜闭目静坐，读东坡宜曲肱卧，读山谷宜宴宾客，读王半山宜仰思，读陆诗宜起舞，读陶宜携筇漫游。

学者立言不可苟，科学家固当如是，文艺亦何独不然。诗因人而定品格，作者之一言一字，即无异表示其全身。修辞立诚，无诚何足重乎！然艺之本身，又须有实地工夫显出。诗可以观人者，非一二篇什即可为其人之定评也，必历年巳久，作者之性情品格，已能尽载于零篇断幅之中。顾此事绝难证明。文字、格律工夫，先占其大部分。工夫纯熟，亦关乎其人之操持，而性情亦往往因工夫而表见。王阮亭曰：“学力深始能见性情。”此语确不可易。观人者亦观其工力如何耳。先子有言曰：“诗做到百篇以上，始有评论之价值。”虽专就学力言，而知人之术亦在其中矣。

诗有普遍性质，必使人人了解。纵措词微妙，亦当令人明了文义后重重推出，如此方是好诗。一览无余，固非佳构；而百思莫解，亦岂上品？大抵诗之为道，始以声入，亦终以声出。读者必先乐闻其声，进而求其文字，再进而识其义理。三者俱配制适当，可以玩赏，可以咏叹，甚则可以歌，可以泣，可以舞，可以蹈，而诗篇成立矣。若故事堆砌，貌为衍博，按其实际，真气已无，去诗远矣。

今之学者，非一概抹杀以为新，即一味顽守以为旧，诗其一也。其实学术文艺，世界之公物，各以国语扬其波，助其流，无一日之停息。新者不必用拾人之所吐弃，旧者亦须慎图其新。若舍己之所有，而反令他人代有之，代鼓吹之，可耻孰甚焉！

王阮亭拈“神韵”二字说诗，是就诗之成物上说。予加“学养”二字，是从作诗工夫上说，仍阮亭学问性情相辅之论也。

刘融斋先生日诗不外见、间、觉、知四字：“诗云：‘要要草虫’，闻而知也。‘阜虫’，见而知也。‘有车邻邻’，知而闻也。‘有马白颠’，知而见也。”此乃探本之论。予谓作诗不必临时构题作意，平日见闻觉知，积之久，随时借题发挥者，真诗也。

先生曰：“佳章中必有独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独得之字。如‘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上四字共知也，下五字独得也。”此说自先生发明，子幼即闻之。

先生曰：“诗中固须得微妙语，始佳。然语语微妙，便不微妙。须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触着。”予谓“微妙”二字，即是中鹄耳。

先生曰：“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此四境。”予谓云雷奋发，尤为难能可贵。

先生曰：“诗有富贵气象最好。富者如昔人所谓函盖乾坤语，贵者所谓裁断众流语。可见诗之富贵，非一切世间所能喻也。”

王阮亭曰：“五言要多蕴籍，七言则发扬蹈厉，无所不可。”此以五七言字格言耳。刘先生曰：“五言质，七言文。”此以意格言耳。子谓五言收，七言放，均有发扬、蕴籍二种。要以骨重神凝为极致。

先生曰：“诗质要如铜墙铁壁，气要如天风海涛。”上句五七言俱有，下句在七言为多。

先生曰：“天之福人也，莫过于予以性质之正。人之自福也，亦莫过于正其性情。从事于诗而有得，则乐而不荒，忧而不困，何福如之。”此语为予终身药石。予谓天之生诗人也，将夺其人生一一之美好，而予以美好之全体。全体不可有，而可觉也。一一之美好，世人知之而趋赴之，得之而爱昧之，诗人不屑也。不屑而有诗，则真美好矣。此乐非人与之者，或谓天与之，可；谓先夺之而后予之，亦可，谓无所夺，亦未尝予，亦可。要惟诗人自知之，亦惟知诗者知之，他无与焉。

先生曰：“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故余论文旨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论诗旨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按先生醒醉之说，前人无此精到。惜予句醉者少，醒者多。

先生曰：“诗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数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数句为眼者，有以一句为眼者，有以一二字为眼者。”按诗眼之说，前人已有之。先生之言更精透，敬录之以为诗法。

先生曰：“作诗有伏、应、提、顿、转、接、藏、见、倒、顺、绾、插、浅、深、离、合十六法，篇中、中、句中均有取焉。然必浑然无迹始善。”按此说宜与议、叙、写条合参。

先生曰：“诗涉修饰，便可憎鄙。而修饰多起于貌为有学而不养本体。”予谓不假修饰，而自然修饰，斯为上品。

先生曰：“五言亲，七言尊。（质文之说已见前。）几见田家诗而多作七言者乎？几见骨肉间而多作七言者乎？”按此可以见五七言之大然节奏。

先生曰：“‘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此诗人之忧过人也。‘独寤寐言，永矢勿告。’此诗人之乐过人也。忧世乐天，固当如是。”按诗未有出于忧乐之外者。

先生曰：“《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按天地之心，即予道器之说所本。

先生曰：“诗言志，孟子文辞志之说所本也。思无邪，子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所本也。”

先生曰：“《诗》自乐是一种，‘衡门之下’是也。自厉是一种，‘坎坎伐檀’是也。自伤，‘出自北门’是也。自嘲，‘简兮简兮’是也。自警，‘抑抑威仪’是也。”

（《说诗新语》一卷，系民国十二年后，自北平返里，教授南通学院时讲演之稿。略加修饰，成为兹编上卷。专就学诗作诗之根本上立论，大抵今人误解者加以纠正，前人所已言而不甚明了者，重表出之。作诗本无定法，而有一定之教与学。破时人之偶惑，引生徒之趣尚，区区微旨，同志者或有取焉。末引王新城、张武昌、刘兴化三先生之言，以志平生之私淑。丙子季秋范罕书于南昌南州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