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诗话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陈于笔舌，又不能已于言，感物而动则为兴，物而陈则为比。是作者固已酝酿而成之者也。所以读其诗者，亦如饮酒之後，忧者以乐，庄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
　　诗不越乎哀乐，境顺则情乐，境逆则情哀。《明良之歌》，顺而乐也，《或朴》、《旱麓》其类也。《五子之歌》，逆而哀也，《民劳》、《南山》其类也。後世不关哀乐之诗，是为异物。
　　余与友人说诗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无通篇叙景者，情为主，景为宾也。情为境遇，景则景物也。”又曰：“七律大抵两联言情，两联叙景，是为死法。盖景多则浮泛，情多则虚薄也。然顺逆在境，哀乐在心，能寄情于景，融景入情，无施不可，是为活法。”又曰：“首联言情，无景则寂寥矣，故次联言景以畅其情。首联叙景，则情未有著落，故次联言情以合乎景，所谓开承也。此下须转情而景，景而情，或推开，或深入，或引古，或邀宾，须与次联不同收，或收第三联，或收至首联，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开暗结者。轻重虚实，浓淡深浅，一篇中参差用之，偏枯即不佳。”又曰：“意为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变化，则开承转合不为死法，意乃得见。”又曰：“子美诗云：‘晚节渐于诗律细。’律为音律，拗可诗不必学。”
　　问曰：“何为性情？”答曰：“圣人以‘思无邪’蔽《三百篇》，性情之谓也。《国风》好色，《小雅》怨诽；发乎情也。不淫不乱，止乎礼义，性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亦言此也。此意晋、魏不失，梁陈尽矣。陈拾遗挽之使正，以後淫伤之词与无邪者错出。杜诗所以独高者，以不违无邪之训耳。”
　　问曰：“丈丈生平诗千有馀篇，自谓与此中议论离合何如？”谢曰：“不佞少时为俗学所忄吴者十年，将至四十，始见唐诗比兴之义；又二十年，方知汉、魏、晋、宋之高妙，而精气销亡，不能构思矣。人之目见者易远，足践者必近，勿相困也。”
　　问曰：“唐诗六义如何？”答曰：“《风》、《雅》、《颂》各别，比、兴、赋杂出乎其中。後世宗庙之乐章，古之《颂》也。三代之祖先，实有圣德，故不愧乎称扬。汉已後之祖先，知为何人，乐章备礼而已，不足论也。求《雅》于杜诗，不可胜举。而如王昌龄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韦应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王建为田弘正所作之《朝天词》，罗隐之‘静怜贵族谋身易，危觉文皇创业难’，皆二《雅》之遗意也。《风》与《骚》，则全唐之所自出，不可胜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兴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也。‘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赋也。”
　　朱子尽去旧序，但据经文以为注，使《三百篇》尽出于赋乃可，安得据比兴之词以求远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兴，小则为害于唐体，大则为害于《三百》。
　　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
　　诗之失比兴，非细故也。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许浑诗有力量，而当时以为不如不作，无比兴，说死句也。
　　明人不知比兴而说唐诗，开口便错。义山之“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言表露试之冶病，可知真伪，讽宪、武之求仙也。白雪楼大诗伯以为宫怨，评曰：“望幸之思怅然。”呵呵！
　　宋诗率直，失比兴而赋犹存。弘、嘉人诗无文理，并赋亦失之。
　　梵偈四五七字为句而无韵，殊不碍读，子瞻杂文多效之。诗入歌喉，故须有韵，韵乃其末务也。故《三百篇》叶者居多，《菁菁者莪》篇叶“仪”以就“莪”、“阿”，固可，叶“莪”、“阿”以就“仪”，亦无不可，于意无伤故也。诗宗《三百篇》，自当遵其用韵之法。汉至六朝，此意未失。休文四声韵，小学家言，本不为诗，诗人亦不遵用。唐玄宗时，孙忄面始就陆法言之《切韵》以为《唐韵》。肃宗时以此为取士之式，诗从此受桎梏。元、白作步韵诗，直是菹醢。或曰古体可用古韵，唐体当用《唐韵》。夫然则唐体别自为诗，不宗《三百》耶？古人多有韵，韵又皆叶用，毛晃误以为古人实有是读而作《古韵》，何异于衮衣玉食之世，论茹毛饮血事耶？
　　古人作诗，不惟不拘韵，并不拘四声，宜平则仄读为平，宜仄则平读为仄，观“望”、“忘”二字可见。《三百》至晋、宋皆然，故不言声病。休文作四声韵，而声病之说起焉。可知声病虽王元长等所立，而实因乎沈氏之四声矣。梁武帝不许四声，诗中高见。
　　诗本乐歌，定当有韵，犹今曲之有韵也。今之《曲韵》，“庚”、“青”、“真”、“文”等合用，初无碍乎歌喉。诗已不歌，而韵部反狭，奉《平水韵》如圣经国律，而置性情之道如弁髦，事之顾奴失主，莫甚于此！
　　《青箱杂记》载郑谷、齐己、黄损等定今体诗格云：“用韵有数格，曰葫芦，曰辘轳，曰进退。葫芦韵者，先二後四；辘轳韵者，双出双入；进退韵者，一进一退。”引李师中《送唐介》诗云：“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八句诗一“难”三“寒”同部，二“山”四“还”又一部，为进退韵格之证。而葫芦、辘轳未有引证。别本诗话引太白“我携一尊酒”为葫芦韵之例，引“汉帝宠阿娇”为辘轳韵之例，乃古诗也。
　　《唐韵》视今之《平水韵》“冬”分“钟”、“支”分“脂”，似乎狭矣，而有葫芦韵用法，辘轳韵用法，进退韵用法，有嫌韵，有兼韵，有通用，有转用，有叶用，作者犹得辗转言情。《平水韵》似宽，而葫芦等诸法俱废，则实狭矣。
　　问曰：“二美大呵出韵诗，是否如何？”答曰：“出韵必是起句，起句可用仄声字，出韵何妨。盖律诗止言四韵，绝句止言二韵，王子安《滕王阁》诗八句六韵，而序曰‘四韵俱成’，以‘渚’与‘悠’不在韵数中也。出韵诗虽是晚唐变体，然非晚不及盛之关系处。如元美兄弟之说，但不出韵，即是盛唐耶？”
　　问曰：“用韵以何者为准则？”答曰：“韵书自曹魏李登、梁沈约以来，其故甚繁，此难具述。唐之官韵今不可得，北宋《礼部韵》，余曾见二本，皆一东、二冬、三钟者也。名《广韵》者，因《唐韵》而广之者也，即此可以知《唐韵》矣。今世通行之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之韵，乃宋理宗时平水刘渊，并旧韵之二百六部，以为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旧韵一东独用，二冬三钟通用，渊则竟并通用者为一部。古韵通转者，东、冬、江、阳、庚、青、蒸七部为一部，支、微、齐、佳、灰、鱼、虞、歌、麻、尤十韵为一部，真、文、元、寒、删、先六韵为一部，侵、覃、盐、咸四韵为一部。韵之通转，又分两界，有入声者十七部为一界，无入声者十三部为一界，两界不相通转。通转有部、有类、有界，平上去各自通转为部，东董送、真轸震通转为类，有入声、无入声通转为界。非此则谓之叶，叶乃通转之穷也。自《平水韵》行，而北宋之《礼部韵》诗家名公俱未经目，界部通转叶之法俱不讲，唐人葫芦、辘轳、进退之法，何所考哉！”
　　唐人有嫌韵、兼韵之法。嫌韵即出韵也。兼韵亦名干韵，谓兼取通用韵中一二字也。嫌韵与兼韵可通用，不可转用。寒与删、先得相兼，以其通用故也。而转用之真、文、元则不可。
　　唐人排律有兼韵者，东兼冬、庚兼青是也。叶，即协也。不用如字之声者谓之转，转一二字而不全部通转者谓之叶。通用乃刘渊并韵已前之法，今世所刻《平水韵》犹仍其名。呵呵！
　　《唐韵》久已绝传，惟吴彩鸾韵，徐学士传是楼有之，值二十万钱，而纸故脆，不能细检也。
　　子美《饮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说者谓此篇是八段，不妨重押。《学林新编》云：“观诗题，则是一歌也。通篇在‘船’字中押，不移别韵，则非分八段。”盖子美诗重韵者不少，因历举诸篇以及《十九首》、曹子建、谢康乐、陆士衡、阮嗣宗、江文通、王仲宣重韵之句，以见古有此体，子美因之。其言甚辨。余谓古人重诗而轻韵，故《十九首》以下多有重韵之诗；後人重韵而轻诗，见重押者骇为异物耳。施愚山谓步韵者是做韵，非做诗。余谓自唐以来，以意凑韵，重韵轻诗者，皆是做韵。
　　严沧浪云：“任《哭范》诗，重韵两‘生’字，三‘情’字。《天厨禁脔》《禁脔》，洪觉范著。乃谓平韵可重押，或平或仄韵不可者。彼就子美《饮中八仙歌》立说，陋矣！”《焦仲卿妻作》重二十许韵。
　　古人作诗，不以辞害志，不以韵害辞。今人奉韵以害辞，泥辞以害志。十二侵乃舌押上腭成声，非闭口也，闭口则无声矣。韵家别为立部，非也。纵使侵等果是闭口字，亦为小学审声中事，与诗道何涉？此又诗人奉行之过也。
　　宋人诗馀，寒删先元、鱼虞通用，实合于《三百篇》至六朝叶用之义。後人因此而立词韵，则非也。
　　今有癣疥而为害甚大，本举手可除，而人乐此美，固留不舍，习以成风，安然不觉者，是步韵和人诗。夫和诗之体非一，意如问答而韵不同部者，谓之和诗；同其部而不同其字者，谓之和韵；同其字而次第不同者，谓之用韵；次第皆同，谓之步韵。萧衍、王筠《和太子忏悔》诗，始是步韵。步韵，乃趋承贵要之体也。
　　诗思与文思不同，文思如春气之生万物，有必然之道；诗思如醴泉朱草，在作者亦不知所自来，限以一韵，即束诗思。唐时试士限韵，主司因得易见高下耳。今日何可为之耶？若又步韵，同于桎梏，命意布局，俱难如意。後人不及前人，而又困之以步韵，大失计矣！施愚山曰：“今人是做韵，谁人做诗”？狮子一吼，百兽脑裂。做韵定五字，于《韵府群玉》、《五车韵瑞》上觅得现成韵脚了，以字凑韵，以句凑篇，扭捏一上，全无意义章法，非做韵而何？步至数人，并韵字亦觉可厌。古诗不对偶，无平仄，韵得叶用，唐诗悉反之，已是难事，若又步韵，李、杜无以见长。
　　步韵，元、白犹少，皮、陆已多，今则非步韵无诗矣。陷溺之甚者，遂谓步韵诗思路易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诗之韵。
　　古人视诗甚高，视韵甚轻，随意转叶而已，以诗乃吾之心声，韵以谐人口吻故也。唐人局于韵而诗自好，今人押韵不落即是诗。故古人有诗无韵，唐人有韵有诗，今人惟有韵无诗。得一题，诗思不知发何处，而先押一韵，何异置榻以待电光。
　　问曰：“先生不肯步韵，人以为傲，信乎？”答曰：“敬也，非傲也。步韵何难，不过顺口弄人耳。朱温将诸客游园，自语曰：‘好大柳树！’数客起应曰：‘好大柳树！’温又曰：‘可作车毂。’数客起应曰：‘可作车毂。’温厉声曰：‘车毂须用坚木，柳那可用？书生好顺口弄人，皆此类也。’悉扑杀之。温虽凶人，然此事则不侮，迈俗远矣！诗人自相步韵犹可，步贵人韵，须虑扑杀。贵人倡作勿用‘徘徊’、‘潺’等字，使趋承者有所措手，亦仁者之居心也。”
　　晚唐章碣八句诗，平仄各押韵：一畔、二天、三岸、四船、五看、六眠、七算、八边。无聊之思，亦将以为格而步之乎？
　　人之登厕，不可无书，无书则不畅。书须浅陋，不足严待，又逐段易了者，《韵府群玉》、《五车韵瑞》最善。展卷终是有益，而应酬简易，此为捷径。若自好之士而作诗时用之，则自塞诗路，以做韵而已。明诗无深造，二书为之也。
　　问曰：“如《尚书》所言，则诗乃乐之根本也。後世乐用曲子，则诗不关乐事乎？”答曰：“古今之变，更仆以详。圣人以《雅》、《颂》正乐，则知《三百篇》无一不歌。秦火之後，乐失而诗存，太常主声歌，经生主意义，圣人之道离矣。而唐时律诗绝句，皆入歌喉；及变为诗馀，则所歌者诗馀，而诗不可歌。故陈彭年《送申国长公主为尼》七律，人以诗馀《鹧鸪天》之调歌之；子瞻《中秋》七绝，山谷以诗馀《小秦王》之调歌之，是其证也。元曲出而诗馀亦不入歌喉矣。《尚书》之言，难可通于今也。《三百篇》中，《清庙》、《文王》等专为乐而作诗，《关雎》、《鹿鸣》等先有诗而後入于乐。”
　　唐梨园歌有“哩连”，以五七言整句，须有衬字，乃可歌也。疑古之“妃呼”、“伊何那”，亦即此意。如此，则不求宋词元曲之顺喉矣。然郑世之言“古乐每一字必丝声十六弹，或三十二弹”，则与後世唱曲先慢後紧者不同，须更考之。
　　问曰：“诗之体格名目如何？”答曰：“姜白石《诗说》云：‘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づ曰吟，通乎俚俗曰谣，委曲尽情曰曲。’余忆《珊瑚钩》之说不然，皆後人附会耳。”
　　《诗史》曰：“古人文章自应律度，不主音韵。沈约遵崇韵学，而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殊节，若前有浮声，後须切响。一篇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语，体制渐多，如旁犯、蹉对、假对、双声、叠韵之类。又有正格、偏格，类例极多。故多三十四格、十九图、四声、八病之类。旁犯者，如徐陵文一篇中两用‘长乐’，其义不同者是也。蹉对者，如《九歌》之‘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以‘蕙肴蒸’是也。假对者，如‘自朱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朱’对‘赤’，‘耶’对‘子’，‘狼狈’兽名对‘流离’鸟名。又如‘庖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以‘鸡’对‘杨’是也。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几家’、‘村草’为双声。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江光’为叠韵。首句第二字仄声，谓之正格，如‘凤凰轩辕纪’是也；平声，谓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是也。唐时名辈多用正格。谢庄谓‘互护为双声，敖确为叠韵。’余不谓然，以重翻为双声，重切为叠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