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余丛话

词余丛话
清杨恩寿着

词余丛话提要

《词余丛话》三卷，清杨恩寿着。杨恩寿，字鹤俦，号蓬海，又号朋海，别署蓬道人。湖南长沙人。生于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注]，一八五八年（咸丰戊午）优贡生，一八七〇（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初授盐运使衔，升候补知府，历年生活，实际多是在云南、贵州各地作幕客。生平著述，自己编为《坦园丛书》；诗、文、词、赋之外，关于戏曲的有《词余丛话》及传奇《姽婳封》、《桂枝香》、《麻滩驿》、《再来人》、《桃花源》、《理灵坡》等六种，又曾作有《鸳鸯带》传奇，未刻。
[注]据《坦园诗录》，在光绪戊子年所作的诗中，自称年五十有五，由此上推，他的生年当是在道光十四年。又据《眼福编》自序写于光绪十一年，则他的卒年，当还在此以后。

《词余丛话》，分为《原律》、《原文》、《原事》，各一卷。《原律》，多谈的是律吕、宫调、曲谱、声韵之类；《原文》，专是谈词藻、文章；《原事》，则考证或记述一些戏曲故事。《丛话》的体制，和其它称为“曲话”的著作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因为作者时代较晚，其中较多清代中叶以来的材料。
《词余丛话》共有如下所列各种版本：
（一）《坦园丛书》本《坦园丛书》有清光绪间长沙杨氏自刻本。
（二）《重订曲苑》本据《坦园丛书》本景印。

（三）《增补曲苑》本据《重订曲苑》本排印。

词余丛话序

古者入学习乐，弟子职也。少者可学，必非难事。自高视阔论者执孔子“乐云乐云，钟鼓乎哉”之说，穷极精微，屡牍连篇，究莫得善美之蕴。不知孔子所论，乃指作乐而云然，谓必有盛德大业方可作一代之乐，非谓舍钟鼓而别有所谓乐也。孟子曰：“今之乐犹古之乐。”古有乐，今亦有乐。古乐云亡，舍今奚从?而今日之乐，大而清庙、明堂、燕享、祭祀，小而樵歌、牧笛，妇孺讴吟，凡有声者，皆可谓乐。以此为乐，则弟子可学矣。文禩奉使入觐大朝，得遇湖北护贡官杨都转，晨夕晤对，一月有余，无日不有倡和。湖光山色，助我诗情。旣读其诗集、词集矣，汉阳旅次，又以院本数种见赠。文禩受而读之，第觉其词旨圆美，齿颊生香，而于制曲之源流瞢如也。一再叩其底蕴，都转略示梗概，并出是卷读之。卷分三类：一曰《原律》，辩论宫商，审明清浊；一曰《原文》，凡曲之高下优劣，经都转论定者，悉着于篇；一曰《原事》，诙谐杂出，耳目一新；制曲之道，思过半矣。较之《随园诗话》、《制艺丛谈》、《楹联丛话》，更足启发心思，昭示来学，不得以曲子相公为名臣累也。下邦有白毫子——明命王之十子，今王之叔父也——尝以宫中应制第有鱼龙漫衍之戏为陋，访得故黎承值乐工善吹笛者，出新意，制曲凡数十套，按节而歌，应声而舞。四十年来，内庭赐宴，小臣得与闻焉。在下邦以创始为奇，未尝不咨嗟叹赏。以为古之乐，则吾不知；若今之乐，亦观止而不敢复请。惜白毫子薨已十有二年，不获赌是篇而考证之，亦憾事也。付梓后愿以百本见寄。海邦童子，尚多颖秀之资，倘循是以求其精微，不独今之乐可学，卽古乐之善美者，不亦可测其涯涘耶?丁丑秋九月，越南国贡部正使珠江裴文禩殷年甫拜序于汉阳鹦鹉洲舟次。

词余丛话卷一

原律

乾隆六年开律吕正义馆，庄亲王董其事。王撰《分配十二月令宫调论》，最为精核。因备录之：“《宋史?燕乐志》：‘以夹钟收四声；曰宫，曰商，曰羽，曰闰。闰为角，其正角声、变征声、征声皆不收，而独用夹钟为律本。宫声七调，曰正宫、高宫、中吕宫、道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商声七调，曰大石调、高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商调、越调。羽声七调，曰般涉调、高般涉调、中吕调、平调、南吕调、仙吕调、黄钟调。角声七调，曰大石角、高大石角、双角、小石角、歇指角、商角、越角。’此其四声二十八调之略也。顾世传曲谱，北曲宫调凡十有七，南曲宫调凡十有三，其名大抵祖二十八调之旧，而其义多不可考。又其所谓宫调者，非如雅乐之某律起宫、某声起调，往往一曲可以数宫，一宫可以数调。其宫调名义旣不可泥，且燕乐以夹钟为黄钟、变征为宫、变宫为闰，其宫调声字亦未可据。按骚隐居士曰：‘宫调当首黄钟，而今谱乃首仙吕。且旣曰黄钟为宫矣，何以又有正宫?旣曰夹钟、姑洗、无射、应钟为羽矣，何以又有羽调?旣曰夷则为商矣，何以又有商调?且宫、商、羽各有调矣，而角、征独无之。此皆不可晓者。或疑仙吕之“仙”，乃“仲”字之讹；大石之“石”，乃“吕”字之讹，亦寻声揣影之论耳。’《续通考》谓：‘大石本外国名。般涉卽般瞻，译言般瞻，华言曲也。’夫南北风气固殊，曲律亦异，然宫调则皆以五声旋转于十二律之中。廖道南曰：‘五音者，天地自然之声也。在天为五星之精，在地为五行之气，在人为五藏之声。’由是言之，南北之音节虽有不同，而其本之天地之自然者，不可易也。且如春月盛德在木，其气疏达，故其声宜啴缓而骀宕，始足以象发舒之理，若仙吕之【醉扶归】、【桂枝香】，中吕之【石榴花】、【渔家傲】，大石之【长寿仙】、【芙蓉花】、【人月圆】等曲是也。夏月盛德在火，其气恢台，其声宜洪亮震动，始足以肖茂对之怀，若越调之【小桃红】、【亭前柳】，正宫之【锦缠道】、【玉芙蓉】、【普天乐】等曲是也。秋之气飒爽而清越，若南吕之【一江风】、【浣溪沙】，商调之【山坡羊】、【集贤宾】等曲是也。冬之气严凝而静正，若双调之【朝元令】、【柳摇金】，黄钟之【绛都春】、【画眉序】，羽调之【四季花】、【胜如花】等曲是也。以盖声气之自然，本于血气心知之性而适当于喜怒哀乐之节，有非人之智力所能与者。我圣祖仁皇帝考定元音，审度制器，黄钟正而十二律皆正，则五音皆中声、八风皆元气也。今合南北曲所存燕乐二十三宫调诸牌名，审其声音，以配十有二月：正月用仙吕宫、仙吕调，二月用中吕宫、中吕调，三月用大石调、大石角，四月用越调、越角，五月用正宫、高宫，六月用小石调、小石角，七月用高大石调、高大石角，八月用南吕宫、南吕调，九月用商调、商角，十月用双调、双角，十一月用黄钟宫、黄钟调，十二月用羽调、平调。如此，则不必拘拘于宫调之名，而声音意象，自与四序相合。羽调卽黄钟调，盖调阙其一，故两用之；而子当夜半，介乎两日之间，于义亦宜也。闰月，则用仙吕入双角；仙吕卽正月所用，双角卽十月所用，合而用之，‘履端于始，归余于终’之义也。”

曲中重句为迭，始于《江沱》之“不我与也”。其称为格者，三百篇中或用“之”，或用“兮”，或用“止”，或用“只”，《楚辞》则用“些”，其鼻祖也。如【水红花】“也啰”二字，韵在其上，“也啰”为语助，皆此类耳。至若一字旣不叶韵，又无其义，如【驻云飞】之“嗏”字，则古诗“妃呼豨”之属也。

句字长短，古无定限。如二字为句，则“祁父”、“肇禋”之类是也；三字为句，则“思无邪”、“于绎思”之类是也；四、五、六、七字，六代以来所常用，不具论；若八字，则“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类是也；九字“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十字“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皆其类也。十一字以上，荀卿《成相》辞备有之。至少至一字，则虽“都”、“俞”、“吁”、“咨”载在二《典》，而于歌辞，不少概见，惟宋词《十六字令》第一句，乃一字一韵也。《汉》曲“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以十七字为句，千古罕偶。
“不少概见”，似应作“则少概见”。

元人周德清评《西厢》云：“六字中三用韵，如‘玉宇无麈’内‘忽听一声猛惊’、‘玉骢娇马’内‘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韵。”沈景倩谓：“‘女’、‘古’仄声，‘夫’字平声，不若‘云敛晴空’内‘本宫始终不同’俱平声，乃佳耳。究之此类，元人多能之，不独《西厢》为然。如春景时曲云‘柳绵满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紧封守宫’，又云‘醉烘玉容微红’，重会时曲云‘女郎两相对当’，私情时曲云‘玉娘粉妆生香’，《梅香》杂剧云‘不妨莫慌我当’，《两世姻缘》云‘怎么性大偏杀’，《歌舞丽春堂》云‘四方八荒万邦’，俱六字三韵，稳贴圆美。他尚未易枚举。词曲佳处自有，此特剩技耳。”

今按乐者必先学笛。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属，世以为俗工俚习，不知其来旧矣。宋《乐书》云：“黄钟用合字，大吕、太簇用四字，夹钟、姑洗用一字，夷则、南吕用工字，无射、应钟用凡字，中吕用上字，蕤宾用钩字，林钟用尺字，黄钟清用六字，大吕、夹钟清用五字。又有阴、阳及半阴、半阳之分。”而辽世大乐，各调之中，度曲协律，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钩、合；近十二雅律，第于律吕各阙其一，犹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见宋、辽以来，此调已为之祖，宜后之习乐者不能越其范围。
“钩”，当作“勾”。

昔人谓：“诗变为词，词变为曲，体愈变则愈卑。”是说谬甚。不知诗、词、曲，固三而一也，何高卑之有?风琴雅管，三百篇为正乐之宗，固已芝房宝鼎，奏响明堂；唐贤律、绝，多入乐府，不独宋、元诸词，喝唱则用关西大汉，低唱则用二八女郎也。后人不溯源流，强分支派。《大雅》不作，古乐云亡。自度成腔，固不合拍；卽古人遗制，循涂守辙，亦多聱牙。人援“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之说以解嘲，今并当然者亦不知矣。诗、词、曲界限愈严，本眞愈失。

古人制曲，神明规矩，无定而有定，有定仍无定也。乐谱：《鹿鸣》之诗，首章“我”为蕤、“有”为林、“嘉”为应、“宾”为南，次章“我”为林、“有”为南、“嘉”为应、“宾”为黄。同一“我有嘉宾”，初无高下轻重之别，何以互异若是?可见诸律原可通，不必拘拘工尺也。旨哉沈薲渔之言曰：“迁字就调，可以恕古而不可以恕今。”

《旧唐书?音乐志》，《享龙池》乐章十首，姚崇、蔡孚等十人之作，皆七律也。沈佺期之“卢家少妇”一章，卽乐府之“独不见”也。陈标《饮马长城窟》一篇，亦是七律。杨升庵《草堂词选序》曰：“唐七言律，卽塡词之《瑞鹧鸪》；七言仄韵，卽塡词之《玉楼春》也。至于醉草《清平》、旗亭画壁，绝句入乐府者，尤指不胜屈。”此曲与诗、词异流同源也。

元曲音韵，讲求最细。脍炙人口者莫若《琵琶》，犹不免借用太杂之讥。昔欧阳永叔谓：“退之古诗，工于用韵，得宽韵则波澜横溢，泛人旁韵；得窄韵则不复旁人，因难见巧。”塡词者何独不然。

汉《礼乐志》：“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刘舍人所谓“武帝崇礼，始立乐府也”。案：孝惠二年，夏侯宽已为乐府令，则乐府之立，未必始于武帝也。

张度西先生尝谓：“词曲之源，出自乐府。虽世代升降，体格趋下，亦是天地间一种文字。曲谱中大石调之【念奴娇】‘长空万里’，般涉调之【哨徧】‘睡起草堂’，皆宋词，可见是时已开元曲先声，如青莲《忆秦娥》为词祖，姸丽流美，而声之变随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然如实甫、东篱、汉卿，犹存宋人体格；自院本、杂剧出，多至百余种，歌红拍绿，变为牛鬼蛇神、淫哇俚俗，遂为大雅所憎。前明邱文庄《十孝记》何尝不以宫商爨演，寓垂世立教之意?在文人学士，勿为男女媟亵之辞，埽其芜杂，归于正音，庶见绮语眞面目耳。”先生此论，与藏园《题忠愍记》“安肯轻提南、董笔，替人儿女写相思”之句，相脗合云。
“哨徧”，似应作“哨遍”。
“十孝记”，当是“五伦全备纲常记”。

自北剧兴，名男曰“末”、女曰“旦”。南剧虽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不解何义。按《辽史?乐志》：“大乐有七声，谓之七旦。”凡一旦，司一调，如正宫、越调、大石、中吕之属。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卽今九宫谱之始。所谓旦者，乃司乐之总名。金、元相沿，遂命歌伎领之。后改为杂剧，不皆以倡伎充旦，则以优之少者假扮为女，渐失其眞。

元人云：“杂剧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戏、分付；曰副净色，主发乔；曰副末色，主打诨；又一人装孤老。”独无旦之色目，益知旦为司调，如教坊部头、色长类也。

粱茝邻中丞《浪迹续谈》：“生、旦、净、末之名，自宋有之。然《武林旧事》亦多不可解者。惟《庄岳委谈》云：‘传奇以戏为称，谓其顚倒而无实耳。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妇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污不洁而命以净也。’枝山《猥谈》则云：‘生、旦、净、末等名，有谓反称，又或托之唐庄宗者，皆谬也。此本金、元阛阓谈吐，所谓“鹘伶声嗽”，今云市语者也。生卽男子，旦曰“装旦色”，净曰“净儿”，末乃“末泥”，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义理之有！’《坚瓠集》：‘《乐记》注：“俳优杂戏，如猕猴之状。”生，“狌”也。旦，“狚”也——《庄子》：“援猵狚以为雌。”净，“狰”也——《广韵》：“似豹，一角，五尾。”丑，“狃”也——《广韵》：“犬性骄。”俳优如兽，所谓“獶杂子女”也。’此近穿凿，恐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