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要例

　　○书外甥例

　　王文公《仁寿县太君徐氏志》书外孙四十七人。

　　○孙不宜分属例

　　今世书孙。又各于孙下系以某子所出。尔雅曰“男子谓姊妺之子为出”。公羊传曰“葢舅出以鄫。世子巫与鲁襄公俱是莒外孙，同所自出”，故凡言出者因母姓而云也。今以出属之于父，不通甚矣。且父在，则孙俱属之父子，不私为一己之有也。

　　○不书壻祖父例

　　女之所适，但书壻之姓氏，不当及壻之祖父也。元明善《志袁夫人史氏》书“女，长适宋相史庄肃公嵩之之孙似伯。次适工部尚书余天任之孙昌期。次适宋资政殿大学士史岩之之孙益伯”。以显宦著名，故变例书之。苏天爵志《袁文清》女四人，其二人书“适故观文殿大学士赵某孙田锡；适故相史忠定王玄孙公佾”；其二人书“适同知袁州路总管府事赵孟贯；适处州儒学録余应榘”，二书祖父，二不书者，以著名不著名也。然已为滥恶。今世不论马医夏畦，一槩书某某之子，若孙某。不知何谓也。

　　○书生卒年月日例

　　凡书生卒，止书某年某月某日，不书某时。

　　○书国号例

　　凡书出仕于前代，称其国号，当代称皇，柳州《柳浑陈京状》是也。

　　○书妻变例

　　张景妻唐氏再适宋祁。载之。

　　○书女变例

　　韩文公三女。其长女初适李汉，改适樊宗懿，志书“壻左拾遗李汉、聓集贤校理樊宗懿”，次女许嫁陈氏，三女未笄。聓即壻之别名，此皇甫持正变例也。

　　○塔铭例

　　柳州云“凡葬大浮图，无竁穴，其于用碑不宜”。然柳州之为浮图碑多矣。今释氏之葬不曰“碑铭”，而曰“塔铭”者，犹存不宜用碑之义也。

　　○书僧腊例

　　今之为塔铭者，于其终也。书僧“腊若干，世寿若干”。因《话録》云“释氏结夏，随其身之轻重，以蜡为其人，解夏之后，以本身验于蜡人，轻则为妄想，耗其气血矣”。今作伏腊之腊，失其义矣。柳州书“为僧凡若干年，其寿若干，或凡年若干，为僧若干期。”

　　○僧称公例

　　凡僧称某公，皆以其名。宋景濓塔铭可案也。今乃以其字称公，此村野驱乌所为，奈何文章家因之。

　　○寺碑例

　　宋景文笔记云“碑者，施于墓则下棺，施于庙则系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氏掲大石镂文，士大夫皆题曰“碑铭”，何耶？案仪礼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当碑揖。宗庙，路寝，庠序皆有碑，所以识日景，是不特系牲而用也。碑于释氏，无碍名义，如王简栖《头陀寺碑文》，其来已久矣。

　　○铭法例

　　祭统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故昌黎云“应铭法，若不应铭法，则不铭之矣”。以此寓褒贬于其间，然昌黎之于子厚言“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志李干》单书“服秘药一事，以为世戒”。《志李虚中》亦书其“以水银为黄金服之，冀不死”。《志王适》书其“谩侯高事”。《志李道古》言其“荐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截然谀墓者也。

　　○论文管见（附）

　　昌黎陈言之务去。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纒绕笔端，剥去一层，方有至理可言，犹如玉在璞中，凿开顽璞，方始见玉，不可认璞为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间，则必如曹成王碑。乃谓之去陈言，岂文从字顺者为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逺。今人所习，大概世俗之调，无异吏胥之案牍，旗亭之日歴。即有议论叙事，敝车羸马，终非卤簿中物。学文者，须熟读三史八家，将平日一副家当尽行籍没，重新积聚。竹头朩屑、常谈委事，无不有来歴而后方可下笔。顾伧父，以世俗常见者为清真，反视此为脂粉，亦可笑也。

　　作文虽不贵模仿，然要使古今体式无不备于胸中，始不为大题目所压倒。有如女红之花様，成都之锦，自与三村之越，异其机轴。今人见欧、曽，一二转折，自诧能文。

　　余尝见小儿抟泥为■〈火充〉，击之石上，铿然有声，泥多者，声宏若，以一丸为之，总使能响其声几何。此古人所以读万巻也。

　　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不观。《晋书、南北史列传》，每写一二无闗系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动，此颊上三毫也。史迁《伯夷、孟子、屈、贾》等传，俱以风韵胜，其填《尚书、国策》者稍觉担板矣。

　　文必本之六经，始有根本。唯刘向、曽巩多引经语，至于韩欧融，圣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经，自然经术之文也。近见巨子动将经文填塞，以希经术，去之逺矣。

　　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庐陵之志（志？）交友，无不呜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凄怆”、“郝陵川之处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恻恻动人。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顾其中无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谓刳然无物者也。

　　作文不可倒却架子，为二氏之文，须如堂上之人，分别堂下臧否，韩欧曽王莫不皆然。东坡稍稍放寛。至于宋景濓，其为大浮屠塔铭，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气象。王元美为章篔志，以刻工例之征明、伯虎，太函传查八十，许以节侠。抑又下矣。

　　庐陵志杨次公云“其子不以铭属他人，而以属修者，以修言为可信也，然则铭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后世立言者，自疑于不信”。又，“惟恐不为世之信也”。今之为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孙始。子孙之不信，先自其官爵赠谥始。聊举一事，以例其余，如：某主江西试，以试策犯时忌，削籍。有无頼子高守谦，结党十余人，恐喝索赂某，不应，遂掠其资以去。某寻死。崇祯初昭雪。死事者，窜名其中得赠侍读学士。今其子孙乃言“逆奄窃柄，某抗疏纠叅，几至不测，阁臣为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挥高守谦等缇骑逮讯。某辩论侃侃，被拷掠而毙。崇祯初赠侍读学士，谥文忠”。脱空无一事实，不知文忠之谥，谁则为之，且并无頼之高守谦，授以伪官，真可笑也。潘汝祯建逆奄祠于西湖。某已卧病不能起。奄败，遂有言某入祠不拜，为守祠奄人所挺，因而致死，以之入奏者。今无不信之矣。近见修志，有无名子之子孙，以其父祖入于文苑，勃然不悦，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呜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废矣。

　　所谓文者，未有不写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茍未明，劬劳憔悴于章句之间，不过枝叶耳，无所附之而生。故，古今来，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随地涌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谈剑器，必不能如公孙之波澜。柳州而叙宫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尽。此岂可强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