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周易折中

御纂周易折中
　　
　　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来，周邵程张阐发其奥，唯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宋元明至于我朝，因先儒已开之微旨，或有议论已见，渐至启后人之疑。联自弱龄留心经义，五十余年未尝少辍，但知诸书大全之驳杂，奈非专经之纯熟。深知大学士李光地素学有本，易理精祥，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览，片字一画，斟酌无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传之天下后世，能以正学为事者，自有所见欤！
　　康熙五十四年春三月十八日书
　　一、《易经》二篇、《传》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费直、王弼乃以传附经，而程子从之。至吕大防、晁说之、吕祖谦诸儒，以为应复其旧。朱子《本义》所据者，祖谦本也。
　　明初，《程传》、《朱义》并用，而以世次先程后朱，故修《大全》书，破析《本义》而从《程传》之序。今案易学当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经传次第，则亦悉依《本义》原本，庶学者由是以复见古经，不至习近而忘本也。
　　二、诸易所论易书作述传授，以及易理之奥，易义之纲，学者读易之方，说者同异之概，皆后学所宜先知也。《大全》有纲领一篇，止存程朱之说。今案周子、张子、邵子，皆于易理精邃，虽无说经全书，而大义微言，往往独得。又历代诸儒叙述源流，讲论指趣，其说皆不可废，并以世次义类，叙为三篇，不独与程朱之言，互相发明，亦以见程朱之书，有源有委。合古今以为公，非夫师心立异者比也。
　　三、易辞有义例，据夫子《彖传》《象传》求之，皆可推见。自王氏《略例》以后，诸儒皆有发明而未详备，今稍为之胪列分析，示学者观象玩辞之要，盖全经之大凡，故与纲领并叙卷首。
　　四、《大全》书所采诸家之说，惟宋元为多。今所收，上自汉晋，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渊源，皆可览见。列《朱义》于前者，易之本义，朱子独得也。《程传》次之者，易之义理。程子为详也。二子实继四圣而有作，故以其书系经后。其余汉晋唐宋元明诸儒，所得有浅深，所言有粹驳，并采其有益于经者，又系朱程之后；其或所言与朱程判然不合，而亦可以备一说广多闻者，别标为附录以终之，稽异阙疑，用俟后之君子，是亦朱子之志也。
　　五、汉晋间说易者，大抵皆淫于象数之束流，而离其宗。故隋唐后惟王弼孤行，为其能破互卦、纳甲、飞伏之陋，而专于理以谈经也。然弼所得者，乃老庄之理，不尽合于圣人之道，故自《程传》出而弼说又废。今案溺于象数，而支离无根者，固可弃矣。
　　然易之为书，实根于象数而作，非它书专言义理者比也。但自焦赣、京房以来，穿凿太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数为不足言。至康节邵子，其学有传，所发明图卦蓍策，皆易学之本根，岂可例以象数目之哉？故朱子表章推重，与程子井称。《本义》之作，实参程邵两家以成书也。后之学者，言理义、言象数，但折中于朱子可矣。近代解经者，犹多拾术数之绪余，以矜其奇僻，而不知其非数之真也。陈事理之糟粕，而入于迂浅，而不知其失理之妙也。凡若此者，皆删不剥，以还洁静精微之旧焉。
　　六、朱子之学，出自程子，然文义异同者甚多，诸经皆然，不独《易》也。况《易》则程以为圣人说理之书，而朱以为圣人卜筮之教，其指趣已自不同矣。然程子所说，皆修齐治平之道，平易精实，有补学者。朱子亦谓所作《本义》简略，以义理《程传》既七、《启蒙》为朱子成书，与《本义》相表里。今《大全》中所载图说数条，乃作《本义》时，略撮大要，以冠篇端。卦变一图，则又因《本义》卦下有以卦变为说者，故作此以明之，与占筮卦变异法，总不若《启蒙》之详备也。《大全》以图说为主，而采《启蒙》以附其下，且又但采其“本图书”、“原卦画”二篇，至“明蓍策”、“考变占”二篇，则文既不录，图亦不载，但以筮时仪节，及不同法之卦变当之，使学者不见朱子极论象数之全，未免疏略。今以《启蒙》全编，具载书后，庶几古人右书左图之意。朕讲学之外，于历象、《九章》之奥，游心有年，涣然知其不出易道。故自河洛本原，先后天位置，以至大衍推迎之法，皆稍为摹画分析，敷畅厥旨，附于《启蒙》之后，目曰《〈启蒙〉附论》。
　　八、夫子十翼以《序卦》、《杂卦》终编，其次第微密，错杂成章，诸儒置而不讲已久。朕因陈希夷反覆九卦之指，而思《序卦》之义，因邵康节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言，而悟《杂卦》之根，始知圣意微妙，圣言精深，引而不发，如众曜之罗列，七纬之交错，参差凌乱。有待于仰观推步者之能求其故也。故为《序卦》、《杂卦》明义，次于《〈启蒙〉附论》之后而终编焉。
　　《周礼》：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陆氏德明曰：宓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文王拘于羑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传”即“十翼”也。自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马干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及秦燔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
　　《隋书》云，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惟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及洛阳周王孙，梁人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
　　汉初言《易》者本之田生。同授缁川杨何，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及孟喜、梁邱贺，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学焉。施雠传《易》，授张禹及琅琊鲁伯，禹授淮阳彭宣及沛戴崇，伯授太山屯莫如及琅邪邴丹。后汉刘昆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其子轶。孟喜父孟卿善为《礼》、《春秋》。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繁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
　　喜为易章句，授同郡白光及沛翟牧，后汉洼丹、鲑阳鸿、任安皆传孟氏《易》。粱邱贺本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后更事田王孙，传子临，临传五鹿充宗及琅邪王骏，充宗授平陵土孙张及沛邓彭祖、齐衡咸。后汉范升传梁邱《易》，以授京兆杨政，又颍川张兴传梁邱易，弟子著录且万人。子鲂传其业。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房以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曰非也。房为《易》章句，说长于灾异，以授东海段嘉及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前汉多京氏学。
　　后汉戴冯、孙期、魏满并传之。费直传《易》，授琅邪王璜，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汉成帝时，刘向典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义略同，唯京氏为异。向又以中古文《易经》校施、盂、梁邱三家之《易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范氏《后汉书》云：京兆陈元，扶风马融，河南郑众，北海郑康成，颍川荀爽，并传费氏《易》。沛人高相治《易》，与费直同时，其《易》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丁将军。传至相，相授子康及兰陵母将永，为高氏学，汉初立《易》杨氏博士，宣帝复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费、高二家不得立，民间传之。后汉费氏兴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乱，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为世所重。其《系辞》孔氏颖达曰：《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牺得河图而作《易》，是则伏牺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伏牺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系辞》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郑康成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沦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依辅嗣以伏牺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意，备在《说卦》，此不具叙。
　　伏牺之时，道尚质素，画卦重爻，足以垂法。后代浇讹，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为教，故作《系辞》以明之。
　　按《周礼大卜》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牺，《归藏》黄帝。郑康成《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康成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康成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繁而无用，今所不取。按《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朊朊”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也。
　　其《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按《系辞》云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忱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然则《易》之爻辞、盖亦是文王本意，故但言文王也。
　　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但数十翼亦有多家。
　　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今亦依之。
　　朱子门人问：伏牺始画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后来重之邪？抑伏牺已自画邪？看先天图，则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牺已有画矣。曰：《周礼》言三《易》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便见不是文王渐画。又问：然则六十四卦名，是伏牺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考。子善问，据十三卦所言，恐伏牺时已有。曰：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始有此也。
　　古文《周易》经传十二篇，东莱吕祖谦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训》一篇，则其门人金华王莘叟所笔受也。某尝以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夫子作传，亦略举其一端以见凡例而已。然自诸儒分经合传之后，学者便文取义，往往未及玩心全经，而遽执传之一端以力定说。于是一卦一爻，仅为一事，而《易》之为用，反有所局，而无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盖病之，是以三复伯恭父之书而有发焉，非特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
　　吕氏祖谦曰：汉兴，言《易》者六家，独费氏传古文《易》，而不立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盂梁邱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然则真孔氏遗书也。东京马融、郑康成皆力费氏学，其书始盛行。今学官所列王弼《易》，虽宗庄老，其书固郑氏书也。费氏《易》在汉诸家中最近古，最见排摈，千载之后，岿然独存，岂非天哉！自康成、辅嗣合《彖》、《象》、《文言》于经，学者遂不见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编古《周易》，将以复于其旧。而其刊补离合之际，览者或以为未安。祖谦谨因晁氏书参考传记，复定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为断。
　　文王卦下之辞谓之《彖》，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辞不谓之《彖》，孔子何为言“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爻下辞谓之《象》，爻辞多文王后事，故诸说皆以为爻辞出于周公。大象，卦画是也。天地水火雷风山泽，观卦画则见其象也。《大象》之辞，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类；《小象》，释周公之辞，如“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之类，皆象之传也。经，文王周公所作也。传，孔子所作也。司马谈《论六经要指》引“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谓之“易大税氏与权曰：按吕汲公元丰王戌昉刻《周易》古经十二篇于成都学官，景迂晁生建中靖国辛巳并为八篇，号《古周易》，缮写而藏于家。巽岩李文简公绍兴辛未谓北学各有师授，经名从吕，篇第从晁，而重刻之。逮淳熙壬寅，新安朱文公表出东莱吕成公《古文周易经传音训》，乃谓编古《易》自晁生始。岂二公或不见汲公蜀本与？然成公则议晁生并上下经为非，而文公《易本义》，则篇第与汲公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