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周易折中

　　易有象辞，有占辞，有象占相浑之辞。
　　问：王弼说初上无阴阳定位，如何？曰：伊川说阴阳奇偶，岂容无也？《乾》上九“贵而五位”。《需》上六不当位，乃爵位之位，非阴阳之位，此说最好。
　　《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太卜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义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固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初但有占而无文，往往如今之环环相似耳。今人因《火珠林》起课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辞，则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辞而后见吉凶。又云，如左氏所载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辞，亦不用《比》之辞，却自别推一法。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辞，使人得此爻者，便观此辞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复逐爻解之。谓此爻所以吉者，谓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谓不当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晓耳。至如《文言》之类，却是就上面发明道理，非是圣人作《易》，专为说道理以教人也。须见圣人本意，方可学易。
　　圣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为善。如严君平所谓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者。故卦爻之辞，只是因依象类，虚设于此，以待叩而决者，使以所值之辞，决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后有是辞。理无不正，故其丁宁告戒之辞，皆依于正。天下之动，所以正夫一，而不谬于所之也。
　　卦爻之辞，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至《彖》、像》、《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于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含该贯曲畅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则圣人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明言义理，以诏后世。何用假托卦象，为此艰深隐晦之辞乎？大抵《易》之书，本为卜筮而作，故其辞必根于象数，而非圣人己意之所为。其所劝戒，亦以施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如此，所以其说虽有义理，而无情意。虽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窃自庆，以为天启其衷，而以语人，人亦未见有深晓者。
　　《易》中都是贞吉，不曾有不贞吉；都是利贞，不曾说利不贞。如占得《乾》卦，蔡氏元定曰：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尽起于乾坤二画。
　　许氏衡曰：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阳居之，才可以有为矣。或恐其不安于分也，以阴居之，不患其过越矣。或恐其软弱昏滞，未足以趋时也。大抵柔弱则难济，刚健则易行。或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数居多。若总言之，居初者，易贞。居上者，难贞。易贞者，由其所适之道多。难贞者，以其所处之位极。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终之际，其难易之不同盖如此。
　　二与四，皆阴位也：四虽得正，而犹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正乎？二虽不正，而犹有得中之美，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位也。二，远君之位也。其势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誉”，四之所以“多惧”也。二中位，阴阳处之，皆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谓。具才若此，故于时义为易合。时义既合，则吉可断矣。
　　卦爻六位，惟三为难处。盖上下之交，内外之际，非平易安和之所也。
　　四之位近君，“多惧”之地也。以柔居之，则有顺从之美。以刚居之，则有僭逼之嫌。然又须问，居五者，阴邪阳邪？以阴承阳，则得于君而势顺。以阳承阴，则得于君而势逆。势顺则无不可也，势逆则尤忌上行，而凶咎必至。以阳承阳，以阴承阴，皆不得于君也。然阳以不正而有才，阴以得正而无才，故其势不同。有才而不正，则贵于寡欲，故乾之诸四，多得免咎。无才而得正，则贵乎有应，故艮之诸四，皆以有应为优，无应为劣。独坤之诸四，能以柔顺处之，虽无应援，亦皆免咎。此又随时之义也。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诸爻之德，莫精于此。能首出乎庶物，不问何时，克济大事。《传》谓五“多功”者此也。
　　上，事之终，时之极也。其才之刚柔，内之应否，虽或取义，然终莫及上与终之重也。是故难之将出者，则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则亦以可保之道。义之善或不必劝，则直云其吉也。势之恶或不可解，则但言其凶也。质虽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则犹告之。位虽处极，而见其可行焉，则亦谕之。大抵积微而盛，过盛而衰，有不可变者，有不能不变者。《大传》谓“其上易知”，岂非事之已成乎？胡氏一桂曰：上下体虽相应，其实阳爻与阴爻应，阴爻与阳爻应，若皆阳皆阴，虽属相应之位，则亦不应矣。然事固多变，动在因时，故有以有应而得者，有以有应而失者，亦有以无应而吉者，有以无应而凶者，斯皆时事之使然，不可执一而定沦也。至若《比》五以刚中，上下五阴应之；《大有》五以柔中，上下五阳应之；《小畜》四以柔得应，上下五刚亦应之，又不以六爻之应例沦也。
　　六十四卦皆以五为君位者，此《易》之大略也。此间或有居此位而非君义者，有居他位而有君义者，斯易之变，不可滞于常例。
　　胡氏炳文曰：《易》卦之占，亨多，元亨少。爻之占，吉多，元吉少。元亨，大善而亨。元吉，大善而吉也。人之行事，善百一，大善千一，故以元为贵。然兹事也，请吴氏澄曰：时之为时，莫备于《易》。程子谓之随时变易以从道。夫子《传》六十四《彖》，独于十二卦发其凡，而赞其时与时义、时用之大，一卦一时，则六十四时不同也。一爻一时，则三百八十四时不同也。始于《乾》之《乾》，终于《未济》之《未济》，则四千九十六时，各有所值。引而伸，触类而长，时之百千万变无穷，而吾之所以时其时者，则一而已。
　　薛氏瑄：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时，所居之位不同，故有无穷之事变。如人只是一动一静，但因时位不同，故有无穷之道理。此所以为《易》也。
　　蔡氏清曰：《乾》卦卦辞，只是要人如《乾》。《坤》卦卦辞，只是要人如《坤》，至如《蒙》、《蛊》等卦，则又须反其义。此有随时而顺之者，有随时而制之者。易道只是时。时则有此二义，在学者细察之。
　　周公之系爻辞，或取爻德，或取爻位，又或取本卦之时与本爻之时，又或兼取应爻，或取所承、所乘之爻。有承、乘、应与时位兼取者，有仅取其一二节者，又有取一爻为众爻之主者。大概不出此数端。
　　纲领三，此篇论读《易》之法及诸家醇疵王氏通曰：《易》之忧患，业业焉，孜孜焉。其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繁师玄曰：远矣！吾视《易》易之道何其难乎！曰：有是夫！“终日乾乾”可也。
　　刘炫问《易》，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北山黄公善医，先寝食而后针药。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
　　程子曰：观《易》须看时，然后观逐爻之才。一爻之中，当包函数意，圣人常取其重者而为之辞。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尝言者，又有且言其时，不及其爻之才者。皆临时参考，须先看卦，乃看得辞。
　　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
　　《易》须是默识心通，只穷文意，徒费力。
　　朱子曰：看《易》须是看他卦爻未画以前，是怎模样，却就这上见得他许多卦爻象数，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诗》则因风俗世变而作，《书》则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悬空说出。当其未有卦画，则浑然一太极。在人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一旦发出，则阴阳吉凶，事事都有在里面。人须是就至虚静中，见得这道理周遮通珑方经书难读，而此经为尤难。盖末开卷时，已有一重象数大概功夫。开卷之后，经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说杀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见本来“开物成务”活法。
　　《易》不比《诗》《书》，他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个字，便是一个道理。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长。若只凭地悬空看，也没甚意思。又曰：说《易》“得其理，则象数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观，却须先见象数的当下落，方说得理不走作。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也。
　　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看伏牺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已是文王周公自说出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人占处说。如占得《乾》卦，则大亭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以上论读《易》。
　　孔氏颖达曰；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几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珠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原夫《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
　　程子曰：邵尧夫先生之学，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陈图南先生。朔其源流，远有端绪。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矣。而先生淳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
　　尹氏火享曰；伊川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玩味，既可见矣。
　　朱子门人间“当期”，曰：《易》卦之位，震东、离南、兑西、坎北者为一说，十二辟卦分属十二辰者为一说。及焦延寿为卦气直日之法，乃合二说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离兑坎二十四爻直四时，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为分四十八卦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说生焉。若以八卦为主，则十二卦之乾不当为巳之辟。坤不当为亥之辟，艮不当侯于申酉，巽不当侯于戌亥。若以十二卦为主，则八卦之乾不当在西北，坤不当在西南，艮不当在东北，巽不当在东南。彼此二说，互为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为公侯卿大夫，以附于十二辟卦，初无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无所据矣。不待论其减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后可以见其失也。扬雄《太玄》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苜，盖亦去其震离兑坎者，而但拟其六十卦耳。诸家于八十一首，多有作拟震离兑坎者。近世许翰始正其误。至立踦蠃二赞，则正以七百二十九赞，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数而益之。
　　恐不可反据其说，以正焦氏之说也。
　　先天图非某之说，乃康节之说。非康节之说，乃希夷之说。非希夷之说，乃孔子之问伊川《易》说理太多，曰：伊川言圣人有圣人用，贤人有贤人用。若一爻只作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说得极好，然他解，依旧是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诗》《书》略看训诂，解释文义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尽说，如何会过得他？若《易传》却可脱去本文。程子此书平淡地漫漫委曲，说得更无余蕴，不是那敲磕逼匝出底义理，平铺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难学，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作，若《易传》淡底文字，如何可及？问《易传》大概将三百八十四爻作人说，恐通未尽否？曰：也是。即是不可装定作人说，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则为事，以终始言之则为时，以高下言之则为位，随所作而看皆通。《系辞》云：“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岂可装定作人说？此书近细读之，恐程《传》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说作义理，不就卜筮上看，故其说有无顿著处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其说推之，道理自不可易。
　　自秦汉以来，考象辞者，泥于术数，而不得其弘通简易之法。谈义理者，沦于空寂，而不适乎仁义中正之归。求其因时立教以承三圣，不同于法而同于道者，则唯伊川先生程氏之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