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周易折中

　　王氏应麟曰：《说卦释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释文序录》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称荀爽者，以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马融、郑康成、宋衷、虞翻、陆绩、姚信、翟子玄为《易义》，注内又有张氏，朱氏，并不详何人。荀悦《汉纪》云，马融著《易解》，颇生异说。爽著《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由是兖豫言易者，咸传荀氏学，今其说见于李鼎祚《集解》。
　　纲领二，此篇论易道精媪、经传义例司马氏迁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
　　班氏固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王氏弼曰：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阳苟一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阴苟只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卦体不由乎爻也。繁而不优乱，变而不忧感，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
　　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是故“情伪相感”，远近相追，“爱恶相攻”，屈伸相推。“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哉！”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
　　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
　　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寻名以观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现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
　　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弥甚。纵复或值，义无所取。
　　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
　　按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系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贵而五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邪？则《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也。若以上为阳位邪？则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阴阳处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说当位失位也。然则初上者，是事之终始，无阴阳定位也。故乾初谓之“潜”，过五谓之“无位”，未有处其位而云“潜”，有位而云“无”者也。历观众卦，尽亦如之。初上无阴阳定位，亦以明矣。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阴阳。尊者阳之所处，卑者阴之所履也。故以尊为阳位，卑为阴位。去初上而论位分，则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谓之阳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谓之阴位？初上者，体之终始，事之先后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阴阳定也。尊卑有常序，终始无常主，故《系辞》但论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无终始，卦不可无六爻，初上虽无阴阳本位，是终始之地也。统而论之，爻之所处则谓之位。卦以六爻为成，则不得不谓之六位时成也。
　　凡《彖》者，统论一卦之体者也。《象》者，各辩一爻之义者也。故《履》卦六三为兑之主，以应于乾；成卦之体，在斯一爻。故《彖》叙其应，虽危而亨也。《象》则各言六爻之义，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体，而指说一爻之德，故危不获亨而见咥也。《讼》之九二，亦同斯义。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则指明一爻之美，以统一卦之义，《大有》之类是也。卦体不由乎一爻，则全以二体之义明之，《丰》卦之类是也。
　　薛收问一卦六爻之义，王氏通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时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
　　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问六爻之义。曰：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谁能过乎？孔氏颖达曰：《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之主，故为下篇之始而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则上下二篇，文王所定。
　　周子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易》何止五经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邵子曰：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以“元亨”为变，则“利贞”为应。以“吉凶”为应，则“悔吝”为变。元则吉，吉则利应之。亨则凶，凶则应之以贞。悔则古，吝则凶，是以变中有应，应中有变也。变中之应，天道也，故元为变，则亨应之；利为变，则应之以贞。应中之变，人事也，故变则凶，应则吉，变则吝，应则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从天不从人。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统下三者，有言象，不拟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拟一物以明意；有数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类是也。
　　张子曰：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
　　《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告以君子之义。
　　程子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也。
　　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之微，无一而不合。
　　阴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阳则小人，其助阳成物则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义则不善也，其和义则非不善也。
　　《传序》云：《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
　　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昧。自秦而下，盖无传矣。
　　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其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
　　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絪緼交感，变化不穷，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业。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偶。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时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穷，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时而索卦，则拘于无变，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则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谓卦爻彖象之义，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然后可以谓之知《易》也。虽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见者也。已形已见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此学者所当知也。
　　朱子曰：《汉书》“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易》以形而上者，说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
　　问：《易》有“交易”，“变易”之义如何？曰：“交易”是阳交于阴，阴交于阳，是卦图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云云者是也。“变易”是阳变阴，阴变阳，老阳变为少阴，老阴变为少阳，此是占筮之法，如昼夜寒暑屈伸往来者是也。
　　圣人作《易》之初，盖是仰观俯察，见得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非特河图、洛书为然，而图书为特巧而著耳。于是圣人因之而画卦。卦画既立，便有吉凶在里。盖是阴阳往来交错于其间，其时则有消长之不同。长者便为主，消者便为客。事则有当否之或异，当者便为善，否者便为恶。即其主客、善恶之辨，而吉凶见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决定而不差，则以之立事，而大业自此生矣。此圣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开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自伏牺而下，但有此六画，而未有文字可传。到得文王、周公，乃系之以辞。故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恶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处之时既异，而其几甚微，只为天下之人不能晓会，所以圣人因占筮之法以晓人，使人居则观象玩辞，动则观变玩占，不迷于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书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虽不同，其辞虽不可尽见，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为占筮之用。自伏牺而文王周公，虽自略而详，所谓占筮之用则一。盖即占筮之中，而所以处置是事之理，便在里了。故其法若粗浅，而随人贤愚皆得其用。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穷之事，此所以见《易》之为用，无所不该，无所不遍，但看人如何用之耳。易如镜相似，看甚物来。
　　都能照得。如所谓“潜龙”，只是有个“潜龙”之象，自天子至于庶人，看甚人来都使得。孔子说作龙德而隐，便是就事上指杀说来。然会看底，虽孔子说也活，也无不通。
　　不会看底，虽文王周公说底也死了。须知得他是假托说，是包含说。假托，谓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说个影像在这里，无所不包。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阙其所疑之过也。且以一端论之，乾之为马，坤之为牛，《说卦》有明文矣。马之为健，牛之为顺，在物有常理矣。至于案文责卦，若《屯》之有马而无乾，《离》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龙，则或疑于震，坤之“牝马”，则当反为乾，是皆有不可晓者。
　　是以汉儒求之《说卦》而不得，则遂相与创为互体、变卦、五行、纳甲、飞伏之法。参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说虽详，然其不可通者，终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会穿凿，而非有自然之势。唯其一二之适然而无待于巧说者，为若可信，然上无所关于义理之本原，下无所资于人事之训戒，则又何必苦心极力以求于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此其所以破先儒胶固支离之失，而开后学玩辞玩占之方，则至矣。然观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复有所自来，但如《诗》之比兴，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则是《说卦》之作，为无所与于易。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者，亦剩语矣。故疑其说亦若有未尽者，因窃论之，以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而其为说，必已具于太卜之官，顾今不可复考，则姑阙之。而直据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为训戒，而《易》之象似有三样：有本画自有之象，如奇画象阳、偶画象阴是也；有实取诺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风之类象之是也；有只是圣人自取象来明是义者，如“白马翰如”、“载鬼一车”之类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