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

　　　　　　　（二十五卷）（2）篇脱一页）　│　草堂刻本　　│　郑本
　　　　　　　　　　　　　　　　　　　　　│　　　　　　　　│　王本
　　　　　　　　　　　　　　　　　　　　　│　　　　　　　　└　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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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启六年
　　　　　　　　　　　　　　　　　　　　　└─→刘光斗刻本（3）

　〔注〕一。叶德辉说，正德本累害篇脱一页，不对。
　　　　二。宋光宗时刻本二十五卷，见存日本，疑是根源庆历本。
　　　　三。天启本的序说，据杨文昌本刻。我想不是直接依据。因为天启本也脱去累害篇一页。明正德补修本是杨文昌本的四传的本子，还没有脱此一页，则知其所谓据杨本，不足信。疑出自成化补修本。
　　我所用的本子，是以通津本作底本。所见宋本，只是十四卷到十七卷的残卷。其余的所谓宋、元本，都是借用别人的校录。其中以朱宗莱校元本为最精详，杨守敬校宋本太粗疏。我想，一定忽略了一些好的材料。
　　胡适之先生在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上说：
　　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的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可以补版本的不足，但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推理的校勘，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
当然，版本是作校勘的唯一的凭依。但是论衡这部书所保存的善本是这样少，要整理这部书，只靠版本是不够的。势必于版本之外，另找方法，即取证于本书、他书、类书、古书注的四种方法。
　　孙诒让在他的札迻序上说：
　　　其諟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音通转为其錧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
本书、它籍、类书，这是揭举校勘学在离开版本的凭借时的三大途径。陈援庵垣。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说得更详细。他举出校法有四：
　　一。对校法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
　　二。本校法　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三。他校法　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
　　四。理校法　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
　　　　　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
第一种对校法，是用两本相比，是最容易的工作。只要有相当的学力，就能判断「某本作某是对的」。第二种本校法，即孙氏所谓求之于本书。第三种他校法，即孙氏所谓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有时凭据他书注的引用，也属于此法。第四种理校法，即胡先生所谓推理的校勘。
　　在没有古本凭依的时候，想对于某一部书，发现它的谬误，改正它的谬误，证实所改正的是非，用本校法和他校法，即取证于本书、它书、类书、古书注的四种方法，是有相当征实性的方法。因为它的客观性是与凭借版本差不多。如唐、宋人的类书或古书注的引用，就可大致的见到唐、宋时这部书的本子。胡先生告诉我说：「依据类书或古书注，也就大致等于依凭古本。」
　　取证于本书、他书、类书及古书注，这四种方法，在运用时，应当各有相当的精细和警戒，兹就本书举例于下：
　　一、取证本书的方法，是求本篇的上下文义，或把本篇与他篇作一种归纳的比较，找出他的句例常语，以相諟正。
　　　例一——据上下文义
　　　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何在？而复定（仪）礼〔仪〕？谢短篇卷十二，第五六一页。
　　　此谓礼经十六篇何在，而庸叔孙通再定仪品也。后汉书曹褒传论：「汉初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礼经，参酌秦法，有救崩弊。先王容典，盖多阙矣。」张揖上广雅疏曰：「叔孙通撰制礼制，文不违古。」是仪品本于礼经，故仲任诘之曰时「十六篇何在」也。礼仪即谓仪品，司马迁传、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儒林传、礼乐志、本书率性篇并可证。此作「仪礼」，字误倒也。程树德汉律考，以「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为句，（前汉书礼乐志考证，齐召南读同。」则以「仪礼」为礼经，非也。据曹褒传，叔孙通所作，只十二篇，未云「十六」。且此文屡云「礼经十六篇」，则此「十六篇何在」五字为句，以指礼经，明矣。此句既谓礼经，则下句又云「仪礼」，于义难通。且礼经有仪礼之名，始见后汉书郑玄传，（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谓始自晋书荀菘传。）仲任未及称也。
　　　　例二——本篇与他篇句例的比较
　　　今鲁所获麟戴角，即后所见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鲁所获麟，求知世间之麟，则必不能知也。何则？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合）同，或时似类，未必真是。讲瑞篇卷十六，页七二二。
　　　　「不同」当作「合同」，涉上文误也。此反承上文。仲任意：即有合同者，不过体貌相似，实性自别。下文即申此义。奇怪篇云：「空虚之象，不必实有。假令有之，或时熊罴先化为人，乃生二卿。」是应篇云：「屈轶之草，或时实有而虚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时草性见人而动，则言能指。」句例正同。
　　　　例三——本篇与他篇常语的比较
　　占因将且入国邑，气寒，则将且怒；温，则将喜。变动篇卷十五，第六五五页。
　　　据下文「未入界，未见吏民，是非未察」，则州刺史、郡太守之事，非谓大将军也。「将」谓州牧、郡守，本书屡见，当时常语。「大」字盖后人不明「将」字之义而妄加者。累害篇：「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又曰：「将吏异好，清浊殊操。」答佞篇：「佞人毁人于将前。」程材篇：「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又云：「将有烦疑，不能效力。」超奇篇：「周长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齐世篇：「郡将挝杀非辜。」诸「将」字并与此同。
　　二、取证他书的方法，是就本书文句出于他书，或本书文句与他书互见的，及被他书征引的，而为比较的考察。
　　　例一——本书文句出于他书
　　齐詹（侯）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定贤篇卷二十七，第一一一０页。
　　　「齐詹」当作「齐侯」，「侯」一作「」，与「詹」形近而误。此事见晏子春秋问上。晏子作「景公问于晏子」，说苑臣术篇作「齐侯问于晏子」，是其证。下文「詹曰」，亦当作「齐侯曰」。「侯」讹为「詹」又脱「齐」字。晏子作「公不说曰」，说苑作「君曰」。
　　　例二——本书文句与他书互见
　　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文）弥明。书解篇卷二十八，第一一四九页。
　　　「人」当作「文」。上下文俱论「文德」，不得转入「人」也。「人」「文」形近之误。说苑修文篇「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句意正同，是其证。
　　　例三——本书文句被他书征引
　　广汉杨翁仲（伟）〔能〕听鸟兽之音，乘蹇马之野〔而〕田间有放（眇）马〔者〕，相去〔数里〕，鸣声相闻。翁仲（伟）谓其御曰：「彼放马（知此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蹇，此马亦骂之眇。」其御不信，往视之，目竟眇焉。实知篇卷二十六，页一０七九。
　　　高似孙纬略一引「仲」并作「伟」，「听」上有「能」字，「田间有放眇马」作「而田间有放马者」，「相去」下有「数里」二字，「彼放马知此马而目眇」作「彼放马目眇」，「目竟眇焉」作「马目竟眇」。类聚九三、御览八九七引亦正同。并是也，当据正。
　　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是最艰难而最精当的方法。刘先生告诉我说：「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才能够发挥校勘学最大的效能。」校勘学的本义，固然是赖于版本的比校，但版本本身有两个缺陷，即：一、版本本身的错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本子，不外唐写本、宋刊本，但遇着这样事实，在唐、宋以前就已经错了，则虽有版本，也不能据正。二、善本流传到现在，委实有限，若必待于版本而后校书，则有些书必致无法去校。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正能补救这两种缺陷。这方法能使用校勘的材料有三，即：一、上溯本书所援据者。二、旁搜本书与他书互见者。三、下及本书被后人引用者。因为这方法取材的方面这样多，又没有版本的那两种缺陷，所以这方法能够发挥校勘学最大的效能。如荀子尧问篇：「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杨倞注：「下、谦下也。子贡问欲为人下，未知其益也。」按：「而未知」下当有「为人下之道」五字。说苑臣术篇：「赐为人下而未知所以为臣下之道也。」韩诗外传七：「请问为人下之道。」家语困誓篇：「赐既为人下矣，而未知为人下之道。」并其证。注：「下、谦下也。」是所见本已脱此五字，而望文生义加「谦」字释之。这就是取证于他书能救版本之穷之明证。
　　但取证于他书时，当注意到家法的不同。因为今古文的章句文字是不一样的。如别通篇「犹吾大夫高子」，是用鲁论，不当据今本论语改「高」作「崔」。气寿篇「舜征二十岁在位」，今本作「三十」，即由浅人据伪孔本妄改，而不知仲任是习欧阳尚书的。潜夫论班禄篇引诗皇矣「此惟予度」亦见本书初禀篇。是三家诗，王谟本据毛诗改「度」作「宅」，也是由于不明家法的原故。
　　三、取证于类书的方法，是不可过信。因为类书漏引节引，与原书时有出入。要是善于运用，它是最好的材料，因为它能够使我们的推理得着更确实的证明。最好不信赖类书中一两条的孤证，能够把类书所引的归纳得数条以上，那就能够使今本比较的近古。且举孙蜀丞先生误援类书的例子如次：
　　　例一
　　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能耕也。乱龙篇卷十六，第七０二页。
　　　孙曰：「立土牛」当作「立土象牛」，与上文「为土象人」句意相同，此脱「象」字；「未必能耕也」当作「土牛未必能耕也」，又脱「土牛」二字，故文义不明。类聚三十九、御览五百三十八（当作七。）并引作「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毕能耕也」。「土牛」二字未脱。「或立土牛」作「或立土牛象人」，亦非也。惟事类赋四（当作五。）引作「或立土象牛」，不误，当从之。晖按：类聚、御览引作：「或立土牛，（句）象人土牛，未毕而耕也。」（御览二十引同。）当据补「象人土牛」句。「未必能耕也」，是承「为土象人」、「或立土牛」两层为文，言土人与土牛并不能耕。下文「与立土人、土牛，同一义也」，亦以「人」「牛」并举。「象人土牛」，「象人」即承「为土象人」，「土牛」即承「或立土牛」，类聚、御览所引不误。今本脱去「象人土牛」四字耳。孙误以「或立土牛象人」句绝，而信事类赋之孤证，非也。
　　　例二
　　杨子云作法言，蜀富〔贾〕人钱千（十）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佚文篇卷二十，第八六九页。
　　　孙曰：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七十二引此文「富」下并有「贾」字，「千万」作「十万」，「听」下有「曰」字，「之行」二字作「犹」，皆是也。今本脱误，当据补正。晖按：孙补「贾」字、「曰」字，改「千」作「十」，是也。御览八二九又八三六引亦有「贾」字，「千」作「十」。又朱校元本、事文类聚别集二引亦作「十」。孙谓「之行」二字当作「犹」，非也。御览八二九引「之行」下有「正如」二字，又八三六引「之行」下有「犹」字。事文类聚引同。则「之行」二字不误，当据补「犹」字。
　　四、取证于古书注的方法，即就唐、宋人注他书时所引本书以与今本两相比勘，往往可以补缺正误。如感虚篇：「尧时五十之民击壤于涂。」卷五，页二四五。文选注、路史注引「尧时」下有「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九字，则知今本脱落。言毒篇：「火困而气热，血毒盛，故食走马之肝杀人。」卷二十三，页九五三。史记儒林传正义引「血毒盛」作「气热而毒盛」，则知今本脱「气热」二字，「血」为「而」字形讹。
　　我对此书解释的工作，是用归纳和分类的方法。
　　关于字义的解释，是用归纳法。王氏父子就是运用这个方法得着绝大的成功，在经传释词上可以表现。王引之经传释词序说：「凡此者其为古之语词，较然可着。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者也。」没有旧说的根据，为什么他能心知其意呢？就是因为他用的方法正确。归纳各书中同样的字，找出共通的意义，所以能够「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试将本书「嫌」字的用法，归纳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