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泽长语

　　及观越裳氏迷于归路，公为作指南车，朞年而至国。指南之针，阴阳家至今用之，方隅立定。又以阳城土圭测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则减一寸，乃知圣人精义入神有如此者。公自谓多才多艺。孔子谓之“才之羙”。其谓是耶？

　　余少，则读《家语》。后阅它书，有云“事见《家语》”者，无之讶焉，而莫知所谓。一日阅《汉艺文志》，载《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语也。”乃知《家语》本有不同。徧索旧本不可得。一日，至书市，有《家语》曰“王肃注”者，阅之，则今本所无多具焉。乃知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也。肃谓“《家语》皆当时公卿大夫及诸弟子咨访问荅之语。弟子取其正实切事者为《论语》，其余集之为《家语》，属文下辞，颇有烦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优劣故也。汉初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故使“事同而辞异”。孔御谓“戴圣以曲礼不足，乃取《家语》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后人见其文已见《礼记》，则除《家语》本篇。是为灭其源而存其末也。”然则家语出诸弟子，固有不同。汉初则紊之。戴圣又紊之。近世妄庸又紊之。经三紊乱，孔氏之旧，存者几何？幸王肃本尚存，而人间已难得。以何吏侍之好古谓不可得而余偶得之，岂亦天之未丧斯文也欤？

　　《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为伪书。余反复考之其“玉杯、竹林、玉英”，至“十指”，皆说春秋事，宛然公羊之义，公羊之文也。虽或过差而笃信其师之说，可谓深于春秋者也。考功名即考绩之义。度制即限田之义。阴阳终始、五行生胜、反复乎天人之际，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岂非平日讲贯藴畜者在是？因为武帝置对于篇耶？抑既以告于君，又退而申衍其说耶？郊祀所以告张汤，问仁所以告易，王其说具在祈雨止雨，虽流于灾异，汉儒之所不免也。独何疑于仲舒耶？其文词髙古，亦非近世所能为也。自楼郁晁公武、欧阳永叔軰，未尝致疑于此，独新安程太昌，以为非董氏本书，谓“《太平寰宇记》”。杜佑《通典》所引“繁露语”，今亡之。其曰“剑在左，苍龙之象也。刀在右，面白虎之象也。以至禾实于野，粟缺于仓”等语，昌以为亡之，而今书具在，岂昌所见乃别本耶？抑未尝深考耶？若本传谓“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今总名《蕃露》。或岁久传授错谬，不足深辨也。

　　荀爽对策曰“今臣僣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礼及董仲舒制度之别。”盖亦指“繁露度制篇”也。

　　考亭、象山，议论终不合。世谓“考亭道问学之功多；象山尊德性之功多。”今考亭之学，家传人诵；象山之学，殆废矣。近世有一种学问，若“厌朱学之繁，乐象山之简”者，自谓心上工夫。本朝所谓道学者，始于吴与弼，继以陈公甫。公甫每谓“今世不当复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畨之语，其亦有激也。而独喜作诗谓“吟咏性情，乃所不废”，至今称道学者多宗之。嘉鱼李承箕徒歩万里，从之逰，不闻有所指授。其身心造诣不知果何如也。

　　程、朱之学，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夺志”，史文成诵。至于书札，皆以为以玩物丧志。朱子则不然，天文、厯律、度数，无不究悉；仍好为文，工于诗，工于笔札，如楚词韩文，亦皆注释，至五行阴阳风水之术，亦皆通晓，虽叅同契、阴符经之类亦注之，亦好竒矣。视程子得无异乎？然“通天地人”之谓儒。朱子有焉。

　　○国猷

　　自古，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然之势也。成周以来，河南之都，惟长安、洛阳。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则有襄邓焉。唐朱朴之议曰“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则汉舆鳯林为之闗。南则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诚形势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河渠，漕挽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极选也。”虽然。皆未有及燕蓟之形势者。大行盘盘，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闗，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垲。其人沉鸷材勇。杜牧所谓“王不得不王、覇不得不覇”之地，岂非天遗其胜以贻我朝万世帝王之业乎？

　　自古无有都汴者。张仪谓“其地四通辐辏，固战场也。”魏本都安邑，为秦侵蚀，不得已东徙大梁，其后秦使王贲引河灌城。王假就虏，一国为鱼。朱全忠簒唐，居汴不过五六年，唐庄宗伐之，其祸甚于王假。石敬塘因之，耶律长驱，少帝就执。视朱氏，又酷焉。宋祖开基，不此之鉴，遂有靖康之祸。固谋之不善，亦地势然也。宋之失计，未有甚于都汴者也。当时，燕蓟沦于契丹，不能取是。中国与外夷杂此土以处也。犹不思峻溪山之防为之限，一旦长驱而来，何以御之？故景德中，契丹入冦，朝议仓皇思为避敌之计。寇凖力主亲征，却之。然犹增岁币数十万。庆厯中，又有无厌之求。富弼以强词折之，然亦增岁币数十万而泰然。遂以为无事矣。靖康复来。又欲祖，故知而与之和，括京城内外金，犹未能满其欲，遂为席卷而去二帝，死于五国城，而中原遂非其有矣。初，艺祖欲都洛阳，太宗沮之。艺祖曰“未也。且欲都闗中，据天下之上游。”至哉见也。使当时从之，岂有靖康之祸哉？宋世诸名臣亦皆狃于治安，未有为无疆之虑者，惟范文正屡言之，谓“西洛，帝王之宅，负闗河之固，宜以朝陵为名，渐营兵，食陜西有余，可运而下。东路有余，可运而上。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其后又请修京城，谓“天有九闗，帝居九重。王者法天设险，以安万国。”其为虑逺矣。使当时从之，安有靖康之祸哉？或曰“国家兴废，天也。非人力所能为。一汴二杭三闽四广，陈希夷预言之矣。希文之策奚为？”余曰“不然。”君相不言命，国家不言天数。茍以天数为言，则人事皆废矣。况希夷之言，安知非好事者附会为之乎？

　　英宗北狩蒙尘，敌人悔过，旋奉驾归，此自古之所无也。固国家国势之强，亦人事有以中其机会。是时郕王监国，不欲急君，边人谢之曰“中国有主矣”。敌人抱空质而负不义于天下，所以汲汲来归，盖合郑公孙申之谋也。

　　鲁成公时，晋执郑伯。公孙申曰“我出师以围许，为将改立君者，晋必归君。”故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晋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于是诸侯伐郑，郑伯归。

　　赵王武臣为燕所得。张耳、陈余使徃，輙杀之，欲分赵地半。有厮养卒诣燕壁，问燕将曰“君知张耳、陈余何欲？”燕将曰“欲得其王耳”。养卒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耳、余、武臣，皆一时豪杰，姑以少长，先立武臣，此两人者亦欲分赵而王，名为求王，实欲燕杀之。杀之，两人分赵自立，左提右挈，灭燕易矣。燕将以为然。养卒御赵王而归，此亦公孙申之意也。惜乎宋髙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诚非我朝所及，而其谋国之疎，则不及我朝逺甚。当靖康之变，尼玛哈以孤军深入。为宋谋者，但当坚壁清野，勿与战，絶其归路，断其饷道，内用李纲，外用种师道，俟天下勤王之师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一战，则尼玛哈可擒，何乃遽自张皇，不敢发一矢，二帝自幸其营为金人席卷而去。诚可恨也，诚可笑也。

　　为人臣者，莫难于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论三代之礼，有所因，有所损益。易谓“穷则变，变则通。”董子谓“更化则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间，时变不同，小过不及，益之损之，与时宜之，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羣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损益，则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黙、不敢、少出意见、论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无以自见，支倾补漏，视天下之坏而不敢为。斯时也。毅然敢任怨，而不惧者，其亦难矣。

　　周公制谥法，虽臣子于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万世之公也。其法严矣。汉晋而下，既已失之，然犹付之一时公议。谥不应议，（议）则愽士驳正之，犹为近古。本朝之谥，有羙无恶，所谓“谥者，特为褒羙之具而已。”官由翰林者，皆得谥文。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免外议。定谥出于秉笔一二人，或以好恶叅其间，又不闻有驳正之者，于乎何以服天下，信后世哉！

　　○官制

　　余尝患“古今官制纷纭，漫无统纪。”读温公集，其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其说，增损之，使后之人有考焉。

　　三代官制，见于《周官》。简易易知也。秦汉而下，何其纷纷乎？盖西汉以“丞相总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兴，身亲庶务，事归台阁，尚书始重，而西汉公卿，稍以失职矣（一说汉武帝游晏后庭，尚书始重）。魏武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有令有监，而亦不废尚书。然中书亲近而尚书疎外矣（宣帝时，霍山领尚书，上令吏民奏事，不闗尚书。其后奏封事，輙下中书令，不闗尚书，则西汉时中书已重于尚书矣）。东晋以后，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议政事，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其后合中书门下为一，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后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封驳，日有争论，故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开元中，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宻，叅预朝政，始与宰相分权矣。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宻使为腹心之臣，日议军国大事，其权重于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枢宻使掌武事，谓之“二府”。

　　周，冡宰无所不统。汉始分入九卿。宫伯则入郎中。令宫正入卫尉。膳人、酒人入少府。司会大府入司农。宫人内宰入大长秋。其后九卿用事、丞相取充位给事。谒者为左右私人，而丞相为外朝。

　　汉初。凡郡国举秀才亷吏，贡于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或至千人属。光禄勲、光禄勲诠（铨？）第郎吏，出为它官，以补员缺。是时未属尚书也。成帝初，置常侍曹尚书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书一人，主郡国二千石，盖选曹之所始也。光武诏三公等各举茂才亷吏，改常侍曹为吏部尚书，其时选举，于郡国，属功曹，公府属东西曹，于天台，属吏曹，尚书令掌之。

　　汉。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刘向、陈咸，以八十为郎。刘辟疆八十为卫尉。公孙弘八十为相。贡禹八十迁御史大夫。赵充国七十为将军。

　　汉置大夫，专掌议论事。茍疑未决，合中朝之士杂议之。自两府大臣，下至博士议郎，皆得议之。不嫌以卑亢尊，如盐铁议是也。呼韩欵塞卒，用郎中侯应之策，朱博得罪议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议者六十人，故曰“汉集议有公天下之心”。今制亦议，统于一二尊官而已。

　　唐初。职事官有六省、一台、九寺、三监、十六卫、十率府之属。其外，又有勲官、散官。勲官以赏战士。散官以褒勤。旧，必折馘执俘，然后赐勲。积资累阶，然后进阶，不可妄得，故当时以为荣。髙宗东封，武后预政，求媚于众，始有泛阶。肃宗以后，财力屈竭，勲官不足以劝武功，府库不足以募战士，遂并职事官，通用为赏将帅。出征者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至郎将，听临事注名，至有异姓王者，于是金帛重而官爵轻，或以大将军吿身，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于军校，衣紫执象，被于胥史，名器之滥，极矣。宋承五代之弊，不能厘正，故台省、寺监、卫率之官，止以辩班列之崇卑，制廪禄之厚薄，多无职业。其所谓“官”，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谓“职者”，乃古之加官也。自余功臣、检校官、散官阶，勲爵邑，徒为烦。文人不复贵，所以鼓舞。群伦曰“官曰差遣，曰职”而已。又迁徙去来，尝无虚日。

　　唐。六部尚书皆属尚书令。左右仆射，尚书三省之一也。光宅中，以拟周之六卿，过矣。唐以仆射、侍中尚书令为丞相，然皆秦汉之所轻，魏晋以来反为重任。唐因之，故其名不正。

　　唐制有勲，有阶，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叙劳勋。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勲阶髙者；亦有勲阶卑而官爵髙者。宋朝列衔，凡阶髙官卑，则称“行”；阶卑官髙则称“守”。官与阶等，则无“行、守”字。今制，惟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勲阶同随之，无复叙劳、叙功之意。颜鲁公谓“鱼军容阶，虽开府，官即监门将军。开府特进，并是勋官，用荫，即有髙卑。会燕合，依次序。” 然则，唐之勋官，惟以定荫而已。

　　开府仪同三司，谓“置府辟吏”，仪同三公也。

　　唐制。尚书省有令、有仆射、有左右丞。太宗尝为令后不复设仆射“犹今之尚书也”、左右丞“犹今之侍郎也”。六曹尚书，乃若今诸司乎而实不同。颜鲁公与仆射郭英乂书谓“兴道之会，独八座。尚书欲令下座。”意以为尚书之与仆射，若州佐之与县令乎？今，三廰齐列明，不同刺史，且尚书令与仆射，同是二品，六曹尚书并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类。观此则知，尚书与令仆同为八座也。然英乂于公堂独咄尚伯，则仆射之尊大亦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