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历史

　　●二、经学流传时代

　　经名昉自孔子，经学传于孔门。《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之后，儒分为人，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陶潜《圣贤群辅录》云：“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诸儒皆不传，无从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洪迈《容斋随笔》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榖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朱彝尊《经义考》云：“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子舆之述《孝经》，子贡之问《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

　　《韩非子》言八儒有颜氏；孔门弟子，颜氏有八，未必即是子渊。八儒有子思氏；《子思》二十三篇列《汉志》儒家，今亡。沈约谓《礼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然则《坊记》、《表记》、《缁衣》之“子言之”、“子曰”，或即子思子之言，故中有引《论语》一条。后人以此疑非孔子之言；解此，可无疑矣。诸篇引《易》、《书》、《诗》、《春秋》，皆可取证古义。刘瓛以《缁衣》为公孙尼子所作，沈约以《乐记》取《公孙尼子》，或即八儒之公孙氏欤？《曾子》十八篇，《汉志》列儒家，今存十篇于《大戴礼记》中：《曾子立事》弟一，《曾子本孝》弟二；《曾子立孝》弟三，《曾子大孝》弟四，《曾子事父母》弟五，《曾子制言上》弟六，《曾子制言中》弟七，《曾子制言下》弟八，《曾子疾病》弟九，《曾子天员》弟十。中引经义，皆极纯正；《天员篇》尤足见大贤之学无不通云。“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员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员，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员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据曾子说，谓员谓方，谓其道，非谓其形。方员同积，员者不能掩方之四角。今地为天所掩，明地在天中。天体浑员，地体亦员，与地球之说合。《周髀算经》、《黄帝内经》皆言地员，非发自西人也。

　　《史记儒林传》曰：“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赵岐谓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今考其书，实于《春秋》之学尤深。如云“《春秋》，天子之事”、“其义则丘窃取”之类，皆微言大义。惜孟子《春秋》之学不传。《群辅录》云乐正氏传《春秋》，不知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否。其学亦无可考。惟荀卿传经之功甚巨。《释文序录》《毛诗》，一云：“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则《毛诗》为荀子所传。《汉书楚元王交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之门人。”《鲁诗》出于申公，则《鲁诗》亦荀子所传。《韩诗》今存《外传》，引《荀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则《韩诗》亦与《荀子》合。《序录》“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则《左氏春秋》，荀子所传。《儒林传》云：“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申公为荀卿再传弟子，则《榖梁春秋》亦荀子所传。《大戴曾子立事篇》载《荀子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乐记》、《三年问》、《乡饮酒义篇》载《荀子礼论》、《乐论》篇文，则二戴之《礼》亦荀子所传。刘向称荀卿善为《易》，其义略见《非相》、《大略》二篇。是荀子能传《易》、《诗》、《礼》、《乐》、《春秋》，汉初传其学者极盛。

　　五三《六经》载籍，（见司马相如《封禅书》。五三谓五帝三王，）定自尼山；七十二子支流，分于战国。馯臂子弓之传《易》，实授兰陵；（《荀子》书称仲尼、子弓，或即传《易》之馯臂子弓。）高行、孟仲之言《诗》，（传《毛诗》之高行子孟仲子当即《孟子书》所载者。）或师邹峄。《王制》在赧王之后，说本郑君；《周官》为六国之书，论原何氏。凡今古学之两大派，皆鲁东家之三四传。（《王制》为今学大宗，《周官》为古学大宗。郑君欲和同今古文，以《王制》为殷制，《周官》为周制，调停其说。）虽云枝叶扶疏，实亦波澜莫二。是以文侯贵显，能言大学明堂；蒙吏荒唐，解道《诗》、《书》、《礼》、《乐》。秦廷议礼，援天子七庙之文；（见《秦始皇本纪》。）《汲冢》纪年，仿《春秋》一王之法。良田祖龙肆虐，博士尚守遗书；获麟成编，西河能传旧史。当时环堵之士，遁世之徒，崎岖戎马之间，展转纵横之际，惜年代绵邈，姓氏湮沦；如《公羊》有沈子、司马子、北宫子、鲁子、高子六人，《榖梁》有沈子、尸子二人，皆独抱遗经，有功后学者。

　　墨子之引《书传》，每异孔门；吕氏之著《春秋》，本殊周制。其时九流竞胜，诸子争鸣；虽有古籍留遗，并非尼山手订。引《书》间出百篇之外，引《诗》或在三千之中，但可胪为异闻，不当执证经义。万章之问井廪，难补《舜典》逸文；郑君之注南风，不取《尸子》杂说。诬伊尹以婴戮，据周公之出奔，疑皆处士横议之词，流俗传闻之训。虽《魏史》出安釐之世，蒙恬见未焚之书，而义异常经，说难凭信。此其授受，本别参商；惜乎辞辟，未经邹孟。宜有别裁之识，乃无泥古之讥。（《竹书》所云：尧幽囚，益干启位，太申杀伊尹，与咸邱蒙之说何异？蒙恬言周公奔楚；亦战国人之说。恬非经师，虽古，不足信也。）

　　秦政晚谬，乃致燔烧；汉高宏规，未遑庠序。而叔孙生、伏生皆博士故宫，杜田生、申公亦先朝旧学；摭拾秦灰之后，宝藏汉壁之先；岂但礼器归陈，弦歌怀鲁？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时，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悯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案歆欲兴古文，故极诋今学，所说不无过当，而亦可见汉初传经之苦心。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乃孔子所手定，得称为经。如释家以佛所说为经，禅师所说为律论也。《易》之《系辞》，《礼》之《丧服》，附经最早；而《史记》称《系辞》为传，以《系辞》乃弟子作，义主释经，不使与正经相混也；《丧服传》，子夏作，义主释礼，亦不当与丧礼相混也。《论语》记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定，故亦但名为传；汉人引《论语》多称传。《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皆不知经传当分别，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易》之《系辞》即卦爻辞；今之《系辞》乃《系辞》传，盖商瞿诸人所作，故其中明引子曰。《释文》，王肃本有传字。《史记》引《系辞》，谓之《易大传》。）

　　●三、经学昌明时代

　　《史记儒林传》曰：“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申公传曰：“申公者，鲁人也。……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辕固生传曰：“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韩婴传曰：“韩生者，燕人生。孝文帝时，为博士。……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其归一也。……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传言《诗》，止有鲁、齐、韩三家，而无《毛诗》。伏生传曰：“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传言《尚书》，止有伏生；虽乃孔氏古文，而不云安国作传。高堂生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传言《礼》，止有《仪礼》，而无周官。田何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传言《易》，止有杨何，而无费氏古文。董仲舒传曰：“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传曰：“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齐之为《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瑕丘江生为《榖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传言《春秋》，唯《公羊董》、胡二家；略及《榖梁》，而不言左氏。史迁当时盖未有《毛诗》、《古文尚书》、《周官》、《左氏》诸古文家也。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

　　《困学纪闻》“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案《史记儒林传》，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则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诗》一经矣。特至武帝，五经博士始备。此昌明经学一大事，而《史记》不载；但云：“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者，……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史称之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方苞谓古未有以文学为官者，诱以利禄，儒之途通而其道亡。案方氏持论虽高，而三代以下既不尊师，如汉武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已属旷世一见之事。欲兴经学，非导以利禄不可。古今选举人才之法，至此一变，亦势之无可如何者也。

　　刘歆称先师皆出于建元之间；自建元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据《儒林传》赞：《书》、《礼》、《易》、《春秋》四经，各止一家；惟《诗》之鲁、齐、韩，则汉初已分；申公、辕固、韩婴，汉初已皆为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学非一师，《诗》分立鲁、齐、韩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其后五经博士分为十四：《易》立施、孟、梁丘、京四博士；《书》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博士；《诗》立鲁、齐、韩三博士；《礼》立大小戴二博士；《春秋》立严、颜二博士；共为十四。《后汉儒林传》云：“《诗》，齐、鲁、韩、毛。”则不止十四，而数共十五矣。《儒林传》明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是汉时《毛诗》不立学。《日知录》以为衍一“毛”字，考订甚确。汉人治经，各守家法；博士教授，专主一家。而诸家中，惟鲁、齐、韩《诗》本不同师，必应分立；若施雠、孟喜、梁丘贺同师田王孙，大小夏侯同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同师伏生，夏侯胜、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圣同师后仓，严彭祖、颜安乐同师眭孟，皆以同师共学而各颛门教授，不知如何分门，是皆分所不必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