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屋续渖

　　◎蒋百里之自杀与被幽
　　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蒋固海宁大家也。百里仪貌失丽，姿地聪敏。清光绪戊戌，浙江始有新式教育机构，百里肄业于杭州求是书院，为监院陈仲恕丈所赏。未毕业，赴日本学陆军，因娶日女为妇。辛亥，浙江光复。元年，其同学蒋尊簋任浙军都督，以陈仪为军政司长，百里为总参议辅之。二蒋，吾浙少年军人之翘楚也。然尊簋旋去浙，百里亦行。仲恕丈任总统府秘书，荐百里于袁世凯，世凯赏之，使长保定军官学校。吾友徐鸷忱朔，亦学于日本，治炮术，辛亥，隶徐绍桢部为标统，绍桢反正，鸷忱以所部与铁良战于金陵紫金山，仅以身免。百里因招使教于军校。鸷忱语余：“军校学生有谋反袁世凯者，百里大惧，一日，召学生致训，学生多不为动，百里益惧，遂以所佩手枪自戕，不殊。”仲恕丈告余曰：“世凯于午夜得军校电话报告百里自戕，立召陆军总长段祺瑞，使偕总统府医官即时赴保治其疾，且语以专车已备。”其宠遇如此，以百里忠于己也。然鸷忱颇薄百里，谓其性易变，不可恃。百里擅战术，虽不将兵，而同学弟子遍军中，蒋介石、唐生智皆出其门。介石初不之重，生智以湖南反介石，百里实唆之，以是为介石所幽。百里故尝游德国，悉希特勒之所为，及被释，遂以所谓政治警察之计划献于介石，乃得信。此余闻之百里之所亲者。余与百里同事浙军都督府，其从子复璁又及余门，然余与百里无往还。　

　　◎俳优　戏剧　歌舞
　　《庄子》云：“献笑不及俳。”（献借为僖，字亦作嬉）《战国策?齐策》：“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乏。”《急就篇》：“倡优俳笑观倚庭。”《左?襄廿八年传正义》：“优者，戏名也；今之散乐戏，为可笑之语则令人之笑，则也。”《通典》：“散乐，非步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据此，可知俳优所为，以必致人笑为目的。此今日之丑角戏也。特今之丑角戏，仅科诨致人笑耳。其名俳优者《说文》：“俳音，步皆切。”以此知俳优实是排忧，本是戏名。以名其人，遂曰俳优。据唐人称为散乐，亦正如今丑角戏不入大轴矣。今丑角戏无大乐，又《通典》所谓，非步伍之声也。
　　古之所谓恢谐，亦曰滑稽，本属俳优所为。《汉书?枚皋传》：“皋不通经术，恢笑类俳倡。”可证。东方朔入《史记?滑稽传》，滑稽即恢谐之借字，恢谐又即《庄子》之“齐谐”，齐、恢亦以声类相同而借为俳，滑稽、恢谐则连绵为词耳。传载朔与舍人之相语，使舍人被笞而呼［B17K］以乐武帝，是知东方朔亦武帝以俳优蓄之者耳。今有两人对话，屈折不穷，而所言无义，特可以引人笑乐者。亲戚家有吉庆之举尝致之，亦乐技之一，而实古之滑稽也。
　　今之滑稽戏，不事装饰，亦无音乐，不知于古何如，然如优孟为孙叔敖衣冠以感悟楚王，《御览》四百八十八引《语林》：“董昭为魏武帝重臣，后失势，文明世，入为卫尉，昭乃加厚于侏儒，正朝大会，侏儒作董卫尉啼面，言太祖时事，举坐大笑，明帝怅然不怡，月中为司徒。”可见古之俳优，不仅以语言致人笑乐，亦有装饰矣。宋杨大年为文效李义山而过之，号“西昆体”，讥之者令俳优为义山衣百敝之衣以相戏，则宋世犹然，此则今故事戏之由来也。彼时专以讽刺取笑，如优孟所为，实具诗人讽刺之旨，诗所谓善戏谑兮，盖其椎轮也。至如《语林》所记，出于董昭之指使，为己富贵之图，其事可鄙。如以其本身言，亦对明帝为讽刺也。然据此则不独取材故事，即当世人物亦可撷为资料。往年，上海为讽刺时事而盛行“活报”，颇与此符。
　　今之戏剧（指旧式者），可谓句括三类：如上所举二类之外，其一则武剧也。余原戏剧之名，于古盖曰僖剧。然元人所为名曰剧者，剧或以声类之故借为曲，曲之为义，取其一唱而叹，是曲折之旨，而曲字本是器名，其正字当为区，曲即古之讴耳。如剧属戏之形式言，则戏当为僖，剧当为剧。僖者，字或作嬉，卜辞中止作，或作亻，其字从女从，为鼓之次初象形文，女为奴之初文。余以金器文中之妇即帚奴为例，则嬉即鼓奴。《说文》：“僖，乐也。”乐与鼓一字，则嬉以从得义，司鼓者为嬉耳。古代征战，以鼓进，以金止。而舞之起原，实为表胜利凯旋之快乐，故其初文为武，武于文非“止戈为武”也，其象形文在卜辞中作一人持戈而挥之状，明其始摹拟战状为武也（《唐书?四夷传》言吐蕃舞事可证），仍助之鼓以为威。今大轴武戏，全为写战斗之实状可证。鼓为乐（礼乐之乐）长，而乐以乐人（乐者乐也），故后以戏为嬉而戏、嬉有乐义矣。剧者，致力之义，劬之转注字也。《说文》字下云：“相斗不解也。”然非字本义，正是剧字之义，然则嬉剧者，谓有音乐之舞，此初谊也。后随文化之转进，而戏剧之内容包含益富，遂如今日之戏剧矣。　

　　◎车夫之言
　　三十三年六月十日傍晚，挈龙佩散步通衢，遇一人力车夫，踞而数其所得之钞，余因询以日得几何？曰：“最多不过三百元，尚非每日皆可拉也（上海人力车一辆，率二人分朝夕拉之，亦或分前后日拉之），少赚时，日止百余元，而一饭即须百余元，饭每碗五十元，两碗下肚犹不觉也，增一蔬十元，实不足以饱腹，然腹不饱即无力。”又指其车轮上橡胶胎已坏者曰：“车租每日百元，胎坏车主不管换，修责要我担任，每修要三十元。每日又要打气，每日打气一次要三元，打两次要六元矣，与行主理论，不顾也。”又曰：“如每日要多赚？”即指其腿曰：“要靠此。”余又询其家口几何？曰：“三人。”余曰：“皆赚钱？”曰：“只二人赚钱，其一乃母亲，不能算也。”余几为之泪下。呜呼！此真正之社会基本分子，其生活之状如此！许缄夫亦谓尝共一人力车夫语，车夫谓“现在车钱以十元起码矣，但生意更坏，不坐车者多也”。噫！何以致然耶？谁之罪耶？　

　　◎国号不宜省称
　　至中山公园观侯子年画，颇能融会中西，有数幅极佳，然余无力致之，亦复不欲致之，以其题款尽书民廿四年，似不可通也。余昔作书，有仍袭前人用干支纪年者，亦不可通。因如不冠以年月，则不知是何代何时之甲子，既书年月则此又为赘，且甲子初止纪日，不以纪年。前代于纪元下更书甲子亦自有义，盖有一帝而纪元屡改者，增书甲子，乃便推算耳。今国家纪年，由元二以至无疆，自无此必要矣。故余近书每记若干年，因余为今之中华民国人，苟非为外国人书者，不妨省去国称，中华无疆之久，则自元年后固无复也，后人不待考而明矣。至于典礼之词，自当具书，余昔书或作建国某年，思之亦不甚安，不如直书中华民国为诚安，以此乃国名，具之不为俗，省之不为雅，简称中华尚可，但称民国已不可。今仅曰民，直不可训也。然以章太炎之通，犹时署民国焉。　

　　◎孙传芳
　　侯邵伯纟先生于其家，见报载孙传芳为施从滨之女剑翘所杀。馨远实一世之雄，崛起群豪间，淹有五省，然终局乃与张宗昌同。其南昌之败，由余说浙江省长夏超归依国民政府，动其巢窟。浙江故有兵二师，然时皆不在省会，周凤岐师且为馨远征赴南昌前线。贡先（凤歧字）故与定侯（超字）及张暄初（故浙江省长载扬字）、俞丹屏等为十兄弟，而贡先资望颇老，知定侯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民政，忌之。即率所部不禀命馨远而遽还浙。是时，馨远势甚盛。蒋介石自率中路与馨远相抵于南昌，馨远攻陷总司令部，介石几不免。贡先既反兵，馨远恐蹑其后，遂退，以致于败。故馨远衔余甚，榜以购余。然余甚惜其才而不得善用之者。馨远近已礼佛矣。异时，曾见靳翼卿（故国务总理云鹏字）亦数珠一串不离手也。居枢要，握符节，可以自度度人，彼时不知实地修行，归田以后，数珠在手，合掌百拜，岂能了得？况或不能扫除心地习种，方寸生劫，更持数珠致拜亦何用耶？然而岂独馨远、翼卿如此，戴传贤固在位也。或谓季陶（传贤字）最聪明，有所为而然。　

　　◎章太炎书札中称谓
　　章太炎丈与人书札称谓，其初与余者称“长兄”、“道兄”，后遂免而止称“彝初足下”矣（彝初余故字也）。其自署则为“炳麟顿首”或“章炳麟白”。兹读《制言》第三十一期载有太炎与孙仲容丈书，立辞谨重，后署“末学”，盖太炎师德清俞君，孙丈与俞君同辈行，而论年亦非十年以长之方也，故致敬如此。太炎别与孙丈一书，中挽孙丈致书刘申叔为讲解争端事，其于申叔可谓笃至，申叔晚行则背之矣，地下相见后无腆乎。　

　　◎纪年不宜用干支
　　钱玄同所为林景伊《中国声韵学通论序》，末署“中华民国廿有六年为公元一千九百卅有七年，岁在丁丑，春，一月八日，吴兴钱玄同饼斋氏序于北平孔德学校，时年五十有一”。玄同以提倡新文字、新文学得盛名，然此书实不伦不理，既书“中华民国廿有六年”，又书“为公元一千九百卅有七年”，犹为便后人之检读也。复书“岁在丁丑，春，一月八日”，则未安矣。盖举国历而复系以“岁在丁丑”，而国历之首月及二月初旬，实属旧历太岁之所在，若三月以后则岁星已移；若谓丁丑实为廿六年之“岁在”，则书一月为不当，必如旧俗书正月而后合，以一月虽为国历之首月，岁星犹在上年之星躔也。且国历之首月，亦非当年之春，而实上年之冬，四时以寒燠节序为判也。或据《春秋》书“春王正月，周建子”，则所谓有春亦夏时之冬也，是一月即可为春。玄同之意固如是乎？然与今俗不合，今人言春，仍谓旧历之正、二、三月也。余近于署岁月必曰“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从国制也，或省署为某年月日，以今别无纪元之名，无嫌也。至乃饼斋则今所谓别号，下实不当连用氏字，以姓氏者，即今言姓名籍贯。氏即阜字，阜为山陲人居之地。上古洪水横流，则居山上之平原，水退则居近水之阜，阜即阪也。故姓以纪族，氏以著地，后世多以氏为姓，而饼斋非姓非氏也。　

　　◎西方接引佛
　　印度古代宗教，派别即杂，佛兴，乃超宗教意义而进入哲学领域，以其俗故，不能脱离宗教形式，故至今仍称佛教。今言佛教有大、小二乘，中土所传，皆大乘义。此由有部诸义，正如此土惠施、公孙龙之谈，早被扬弃（观《庄子?天下篇》可见）。而东晋玄学，已涉空境，故非大乘，无由接受耳。佛之言觉也，所觉者平等一味，然印度严峻阶级，此理不可得现。于是悬想西方，乃有乐土；期诸彼觉，能相接引。至其悬想乐土，七宝庄严，亦由印产多宝，王侯盛饰，以是循思，当有此状。而诸经为文，乃如实有，此由印度为文，每以想境，写如实状。亦犹此土书言钟鼓虚饰，竟曰：“鸟兽跄跄”矣。古代东方文辞，盖有此格，而愚者不悟，则谓实有西方乐土，且得彼佛来接于临命终时矣，所谓痴人前说不得梦也。　

　　◎抱告
　　《周礼?小司寇》：“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郑玄注：“不身坐，必使其属若子弟也。”按：清代荐绅之家有诉讼，先遣佣工投状对词，名曰“抱告”，即其遗法，然亦可见贵族阶级处处占便宜也。又《大司寇》云：“以两造禁民讼，以两剂禁民狱。”郑注：“讼谓以货财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则是今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之别自古已然。　

　　◎古代契牒文字
　　观《流沙遗珍》（金祖同编）所载唐时官私契牒，可以证知彼时官牒实用通俗格式词气。今日视之，彼时俗契，亦成深奥之古文矣。余以金器刻词，如淆氏盘文，即为当时语体。若集此类，以考历代民俗文学，亦今日研究文学者之所当有事也。《文选》中有“弹文”一篇，中记狱词，皆当时俗语。清代讼牒，则以谳词另附牒后，然所记悉为俗语，即凭当时问答立词也。　

　　◎“底子是好的”
　　郁平陈六笙，起家翰林，太平天国军退出杭州后，即官杭州府知府，擢杭嘉湖分巡兵备道。时布政使为杨石泉昌浚（或为蒋益沣），以军功致位，六笙轻之。一日，衙参，共在巡抚署官厅，六笙衣冠故敝，其靴有“履穿”之叹，石泉谓之曰：“六翁何不易以新者？”六笙跷足示众曰：“底子是好的。”石泉阴恨之，盖讥其不从科第起也。及石泉擢任巡抚，以事奏弹，得报，降四级调用，遂为同知。同知者上可代知府，下可为知县，俗称“摇头大老爷”。然六笙不久复知杭州府，又擢杭道，其后复被谪知杭州府，最久。余总角时，六笙尚官杭府也。晚年，又擢杭道，转四川布政使，护理总督印信而终（四川或误，总在西南边省）。其在浙，始终折旋于杭州府道两阶，亦奇。六笙当官虽无大建树，然杭人尚称之。　

　　◎官场陋习
　　清时，长官见僚属，长官坐炕上，而僚属坐两旁椅上，然僚属必面对长官，故率不能正坐，仅以臀之左或右一部着椅，一部则半悬于外，以其足着地支之，又必直其背为敬，故非久习，每每失仪。又属官不得戴眼镜，否则为不敬，故见面必摘去焉。以是患近视者，有不悉长官之容貌者矣。辛亥后不拘此，然十一年，汤尔和长教部，余次之，余既莅部，尔和偕余谒总统黎黄陂，修到官初谒之礼。尔和未入室，即卸眼镜，且急嘱余亦卸之，余患近视，以为苦也。余不觉诧尔和甫作官而染习已若此，然部中无此礼，盖总统府犹有清时余习，想见袁世凯在位时，当必更有甚于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