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屋余渖

　　◎二钱遗事

　　许缄甫言其乡先辈钱楞仙、篪仙两先生逸事。谓楞仙先生婿于常熟翁氏，时翁心存、同书父子执政，钟雨辰先生（缄甫称为湖州同乡，然雨辰先生为余外祖父邹蓉阁先生之姑子，亦先祖之同年友。其先世居杭州湖墅，后居城内东山巷，实杭州人，岂其祖籍湖州耶）调先生曰：“楞仙何愁不富贵！”先生曰：“何谓也？”雨辰先生曰：“有丈人峰也。”先生即谓其夫人曰：“汝回娘家否？”夫人曰：“岂有不回娘家者？”先生曰：“然则你今日即回去，不必再来！”夫人知其性，因曰：“吾既嫁你，唯知从你。”先生曰：“然则你从我回湖州。”即日南发。因此不与翁氏通，翁氏初使人视其女，则所居易人矣，茫然不悉所由，既而知为雨辰先生一言之故。雨辰先生以是不得与试差。故事：翰林修撰未有不于来科即得主考者，雨辰先生，清文宗咸丰九年状元也。篪仙先生好货而讳言洋钱，自扃于一箧中。季子玄同私取之，先生频呼：“吾失物矣！吾失物矣！”玄同故问失何物，先生终不言洋钱也。先生长子即念劬，亦有癖性。对先生语时，辄拼手若歌者拍板。先生大怒，自此不复与念劬面。念劬前门入，则先生后门出。先生卧室与念劬卧室相对，先生闻念劬归，即谓念劬妇曰：“你们念劬归矣。”语人曰：“念劬吾少奶奶之丈夫，吾孙稻孙之父也，与老夫则不相干！”余按：念劬丈出使意大利国归，居北京，时游故海王村。着红履，被故清礼服之外套，其状甚怪，余辈窃呼为“红履公”。其以候补道至湖北，入总督张香涛幕。时官吏出必乘轿，轿后有灯笼二，备夜行也。灯笼一面书官衔，一面书姓。丈于当书姓者，作“咸丰通宝大钱”，盖丈生于咸丰间也。然丈谙熟掌故，接后辈为忘年交。而与人谈，及父执，必曰某某年伯，某某世伯，无迳呼其字者，其笃恭又如此也。玄同丈年小于余，其始名夏，字季中。后又字季，去其“中”字。其在北京，教习于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辄终岁居于校之宿舍，月归其家数次耳。尝谓御女不若自渎，亦癖性使然也。

　　◎前辈俭德

　　与邵裴子同省陈叔通师丈，而丈已往伏庐，遂亦至伏庐，智影亦来。谈及前辈俭德，通丈谓尊人止庵太世丈任汉川县时，陶子方先生升陕西布政使，过汉口，迂道访太师丈，仅从一仆，买小舟，直抵官廨，人不知其为三司大吏也。相见则各认所御马褂，犹是昔日从事杨石泉巡抚浙江幕府时同购者也。相谓曰：“即此一事，见吾两人犹未改吾素也。”

　　◎《中外日报》归官办之经过

　　钱塘汪穰卿丈康年举光绪十六年夏曾佑榜进士，以病不与殿试。至三十年王寿朋榜始通籍为内阁中书，仍潦倒而没。丈于戊戌政变后创《中外日报》于沪，持清议，政府颇忌之。吾国之有报自《申报》始，顾于朝局无所短长。《中外日报》起，耳目一振，实革命之先导也，今乃不问椎轮矣。壬寅、癸卯之间，《日报》稍稍众，而《中外日报》以费绌不能支，贷于张菊生参议，得二万，约偿期。至期不如约，而菊生欲得其成局为己用，力迫不已。且曰：“君能偿则已，否则以报归我。”穰卿愤而谋于苏松太道瑞澄，及江督端方，立得三万金，遂归菊生之贷，而《中外日报》自此为官物。菊生始必穰卿无以偿，得坐收其成局，既而知其事，大诧，已无可奈何。

　　◎盛夔卿

　　盛夔卿为邮尚宣怀长子，仕至湖北德安府知府。多内宠，如夫人者十人。复有外妇，别营墅院居之。然夫人颇悍妒，日监视之，或使其女伴父行止。故诸妾旷不得御，有逃逸者，则复置，足其数，谓之十美。尝筑宅上海池滨桥侧，诸妾所居，并以玻璃间隔，不用木材。十室相照，举止共见，而己室居其中。意以监制，恐有外遇也。有一新宠，亦不能近。一日，夫人方迎客，伺间而往。正当欢会，其女突入，夔卿羞愤，即起驾车出门。车中连饮勃兰地（外国酒名，夔卿车中素备此酒），兴致勃然，复往别墅续欢。俄而有促请赴宴者，则是夕方置宴妓家，己为东道也。至则为客劝饮，复进勃兰地数盏，卒然痰壅，不省人事。妓家大惧，纳之车中，送之别墅，别墅向隐于夫人者也，至是惶惧无策。驰告夫人，夫人至，则呵斥外妇，自抱夔卿，复纳车中，驰归邸第，面夔卿气如游丝。乃延德意志国医生视之，用针术。纳药水，少瘥。戒夫人曰：“七日不宜进饮食，否则复病不能救矣。”至六日末，夫人忧其久饿体弱，进芙蕖实两盏，疾即复作。愧此医生，不敢复召。则集中外名医，并为束手。不得已复呼前医，再纳药水而病卒不起。死未七日，十美殆去其七。

　　◎幕府才难

　　李义山学章奏于令狐楚，遂能词翰，事理交尽其美。然簿书往来，岂能一一被之文采，而文人依马千言，可动鬼神，使理乡曲委琐，竟不能使情理烂然，惬人心目者，比比然也。汤颐琐丈之在商务印书馆，不得于张菊生先生，其曲不必在先生也。昔余在教部，任余友诸贞长为秘书，贞长亦以诗名者也。尝治清湖广总督瑞澄幕府。建国初，又佐张季直为农商部秘书，复先后为浙江督办军务朱瑞、卢水祥治文书，亦可游刃有余矣，乃亦拙于此道。余既得其情，有草，余必自为，遂不复责以此道，但令代撰藻词题识及普通酬应书札而已，所以全之也。及余去部，刘大白继余任，竟不能容，贞长狼狈而去，以穷郁终。故知用人必用其所长，用故人尤当审慎之也。

　　◎李经羲

　　李仲轩经羲总督云贵，远睽中区，外接藩领。仲轩又袭席富贵，矜负逾恒，虽居疆吏，不异邦主，颐指僚属，如接台圉。然尝有所畏二僚，承宣沈幼兰、提法秦幼蘅也。幼蘅故负重名，自迤西分巡右除提法，仲轩嘱幼兰电询辎重丰啬，役使有乏，当为资遣，盖示纡尊礼贤，此为异数。讵幼蘅复词简略，仅有四字，曰“二马马二”，均不明所属，相以幼蘅博洽，必有根据。及幼蘅至省，询之，乃知谓行李仅载四马耳。幼蘅持性故僻，至是恒忤仲轩。片马交涉之亟，仲轩阴图去滇，而阳示为国宣力，致电外务部，谓将躬赴边方，与敌冲折，久不得覆。一日盛气训僚属，深咎外部，延不咨答。幼蘅即从中启曰：“国家有处侮，正臣子致力之时，岂特大师当行，即司道亦视旌麾所向，谁敢后者。顾窃谓大臣为国事，不应持气乃尔。外交重情，亦岂乃尔即了。且大帅果于此行，尚不失大臣风度，则亦不须外部咨答，本司当侍鞭镫，请即日出关，亦便咨报外部可也。”仲轩为之夺气。又当宣统嗣位日，循例设朝行宫，知府家犬随入殿上。仲轩大怒，面斥县官办事不敬。幼蘅启曰：“知县不能禁犬，诚为失职。然论今日大帅不敬，有逾知县耳。”仲轩既积怒于幼蘅，因有广西提学之移，阳若右除，阴利其去。幼蘅谢恩之奏，竟弹仲轩矣。仲轩一日于衙参时谓僚属曰：“视吾可为南北洋否？”幼兰对云：“大帅治南政迹卓茂，冠于列省，然南北洋不能为也。”仲轩诧问何故。幼兰曰：“彼为南北洋者，均所谓混帐之徒，以是知大帅不能为也。”仲轩亦无如之何。

　　◎章太炎

　　章太炎先生余杭人，而幼居杭州里横河桥南河岸，税王梦楼之孙小铁家寓焉。其幼病羊痫，故不能应试。长亦独慧于读书，其于人事世故，实未尝悉也，出门即不能自归。其食则虽海陆方丈，下箸唯在目前一二器而已。清末光绪二十八九年间，俄法皆有事于我，上海爱国之士日聚张园，召号民众，以谋救止，太炎与蔡孑民、吴稚晖无会不与。稚晖演说，辄如演剧者东奔西走，为诸异状。而太炎则登台不自后循阶拾级而上，辄欲由前攀援而升，及演说不过数语，即曰：“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不可不革命。”言毕而下矣。太炎时已断发，而仍旧装。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接衫，其裤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不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是时，上海所谓大报者，《自申报》、《新闻报》外，有《中外日报》、《苏报》。《中外日报》颇能靳骖申、新两报，不胫而走。至俄法事起，《苏报》社论时有激昂慷慨，言人所不敢言者。隐然为革命之言论机关也。一日，张园之会，演说者循例不过声名弈著之数子耳，乃忽有镇江钱宝仁者跃而登台，演说之时，创言主战，自鸣当毁家抒难，身有徒属可召而集者数千人。是日为法侵龙州事也，坐中多两广人，钱操方语，两广人多半不悉所言，见人多拍手，则有要求译为粤语者，马君武自告奋勇述焉。于是钱名大噪。《苏报》主人陈梦坡即访钱而延之寓，便策进行，余于次晚亦造焉。钱所述如昨，并树三指，以示其徒属可召而集者三千人。余察其言夸，而举动殊鄙，归与汤尔和语，其人不可信，尔和然之，然诸公群焉信之。梦坡之女曰撷芬者，尤佩敬之。既而《苏报》载太炎答《新闻报》记者一文，中有“载┟小丑”云云，清廷令苏松太道讼之公廨，于是太炎与宝仁及著《革命军》之邹威丹容并系狱。然钱卒先得脱，以系基督徒，而实乃妄人也。威丹瘐死于狱，太炎则于狱中事缝纫焉。是时，上海有所谓“野鸡大王”者，服西装而束发于顶，蓄三绺须，貌甚奇。其夫人亦豁达，非寻常闺阁中人，一时名士皆友之。时余与王小宋同一宅住，其人时来访小宋，余因识焉，遂时造其家。其人实阴怀革命之志，而鬻书于青莲阁、四海升平楼等品茗之所，亦皆三等妓女之所聚，故拥“野鸡大王”之号，其人为谁，徐敬吾也。其所鬻书，杂《革命军》等于其中，盖以是传播革命思想也。张园之会，敬吾亦必与焉。

　　《太炎文录续编》有《救学弊论》，多根据过实之传闻。盖所失固有，而迹其大较，则晚近学术界颇能张皇幽眇，其人固多出于学校，不可诬也。又谓元、魏、金、清习于汉化，以致覆亡之后不能复兴，以戒今人慕习远西文物为可虑。信如此说，则当极诸蓁忄丕，不必从事文明矣。余昔固与太炎共鸣于《国粹学报》，彼时乃以挤覆满洲政权为职志。以民族主义之立场，发扬国粹，警觉少年，引入革命途径，固不谓经国致治永永可由于是矣。且所谓保存国粹者，非言事事率由旧章也。而论治则以人群福利为本，以共达大同为极。岂可久滞种种区分，若种若国若贵若富而不悬一共达之鹄！夫使人尽得所，生活无歉，必不为人所亡。不然，徒守茹毛饮血之俗，则太古之族存者几何！

　　太炎不能书而论碑版法帖，盖欲示无所不知之博耳。然所论书丹，自谓前人所未说，亦不诬也。又谓意者古人悉能题壁，题壁有力故书丹自易，此见亦佳。韦仲将题榜，身悬百尺之上，可见当时门阙扁额，皆重墨迹，且悬之而后书也，则书丹亦犹此矣。今人不独不善题壁，亦不善题襟，余尝悬纸于壁而书之，竟失平日书体，以此知米颠书从此入，大是良法。

　　太炎为袁世凯幽居于北京钱粮胡同时，以作书自遣。日有大书，尝书“速死”二篆，大可尺五六，悬之屏风，遂趣其长女以自缢。然此二篆颇有二李、二徐之笔意，计当不存矣。

　　《太炎文录续编》有《吴彦复先生墓表》，信史也。有《黄晦闻墓志》，亦信而少简，于晦闻之介无称焉。太炎之初被幽于龙泉寺也，晦闻亦有书致李仲轩，盖与余约共救之也。

　　从夏瞿禅假得章太炎《自定年谱》读之，其记三十一岁避钩党南渡，至台湾，谓为日本人所招。然彼时清廷实有命逮太炎，黄仲丈得讯以告孙颂容丈，容丈告其从妹夫宋平子先生。宋先生以告余师陈介石先生。师与宋先生皆太炎友也，即促太炎避地，乃应日本人之招耳。其四十四岁在东京时，余游日本，即往访之。太炎与其长女、女夫龚未生局趣东京乡间一小屋中，与余谈历数时，留余饭，犹不忍别。其饭配仅大蒜煎豆腐一味也。余劝其归，愿为疏通于浙之当道。太炎亦望归，时浙以秋霖灾遍全省，浙东数不靖，而太炎故乡余杭县亦有事，惧反为太炎累，未言，而武昌军兴矣。太炎亦以十一月归上海，寓爱俪园，余日趋与划策，会章笛秋为江苏都督府总务厅长，秘书长则应季中丈也。与余谋，欲治一日报，为革命鼓吹，延太炎为社长，即《大共和日报》是也。余旋就浙江都督府秘书，而此报遂由太炎而为其所主持之政党机关报焉。其四十七岁所记为“袁世凯幽锢”一节，称陆建章慕爱先达，相遇有礼，可谓君子可欺以其方矣。建章所杀革命党岂胜指数，乃慕爱太炎耶？建章鹰犬也，受世凯旨，世凯不敢加害于太炎，畏人以此为口实，而又知太炎书生易与，故令建章阳为慕爱而阴实幽锢。其在龙泉寺绝食，余与黄晦闻各致书李仲轩，请其为言于世凯，释太炎之锢，仲轩不敢言也。其由龙泉寺移钱粮胡同也，先住本司胡同一医家，医即建章之属也。及居钱粮胡同，一切皆由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遣人为之经理，司门以至司庖，皆警厅之侦吏。太炎惧为所毒，食必以银碗银箸银匕，盖据《洗冤录》，谓银可验毒也。其宾客往来者皆必得警厅之许然后得见，其弟子中唯朱逖先可出入无阻。余初往亦不得入，其后乃自如。盖侦吏知余与太炎所言不及时事也。其后太炎复以郁居绝食，逖先私袖饼饵以进。太炎斥之，掷其物。比为余知，已第三日矣。余晨八时抵其寓，太炎卧重衾中，唯吸水及纸烟。时方隆冬，所寓屋高且大，不置火，以太炎谓世凯有阴谋，或以煤毒致其死也。余自朝迄更起，被大衣不敢卸，不得食，规以义，劝以情，初则百方不能动之。其拒余也，则引《吕览养生》之言“迫生不若死”。经余委宛譬谕，旁晚乃涉理学家言，少得间矣。及更起，余见其情可食矣，乃谓之曰：“余来一日矣，未有食也，今欲食，先生陪我，可乎？”太炎始诺。余乃自令其司庖者煮鸡卵两碗来。庖者以进，余即以一碗进太炎，而余不食，知其饿，可再进也，果然。及其食毕，乃辞出。其司庖与司门者，皆肃立以谢余。自此余出入益自如而得间告以消息。会马通伯欲以其所著《毛诗》故，得太炎之审正，余乃引通伯以交太炎。通伯故炳湘乡人，又称耆宿，而时为参政，为言于炳湘，监视得少宽。而余与太炎因谋倾袁事，余以明年即为洪宪元年，故辞北京大学教授事，将南归。时有总统顾问廖容者，故余门人，曾率兵惠州，王和顺部也。容时时以读书来受益，余因嘱其归，纠旧部以讨逆。容受命，而余先行，与太炎别，太炎泫然，平生末见其若此也。自此以后，政海澜翻。太炎游说西南，不暇宁居；而余舌耕养亲，久居故都，与太炎仅二面耳。一为九年，余为外姑之丧南归，道经上海，访之于也是庐，高朋满座，皆纵横捭阖之俦也，余起居之即别。二为廿一年，太炎至北平，余一日清晨访之，以为可以叙旧语。乃太炎未起，起而盥洗事已，方相坐无多语，而吴子玉以车来速，余素不乐太炎与闻政事，盖太炎讲学则可，与政则不可，其才不适此也。徒能运书卷于口舌之间，观此所载，几若洞照无遗，亮猛复出，而其实每违于事势，然四方当局皆重其名而馆之，亦实非能尽用其言也。故观其与子玉亦若沆瀣相得，知不可谏，即辞而行。余于太炎谊在师友之间，得复一见其平安，亦无他求，而从此竟人天异域矣。今日思之，亦有黄垆之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