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

　　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其言曰：“后之为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为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不当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窥伺。”（《原君》）又曰：“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斯同则宗羲弟子也。唐以后之史，皆官家设局分修，斯同最非之，谓：“官修之史，仓猝成于众人，犹招市人与谋室中之事。”（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以独力成《明史稿》，论者谓迁、固以后一人而已。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会稽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
　　衡阳王夫之，生于南荒，学无所师承，且国变后遁迹深山，与一时士夫不相接，故当时无称之者。然亦因是戛戛独有所造，其攻王学甚力，尝曰：“‘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俟解》）又曰：“数传之后，愈徇迹而忘其真，或以钩考文句，分支配拟为穷经之能，仅资场屋射覆之用，其偏者以臆测度，趋入荒杳。”（《中庸补传衍》）遗书中此类之论甚多，皆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而于张载之《正蒙》，特推尚焉。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尝曰：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但信诸已而即执之，去何得当？况其所为信诸己者，又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渐渍以为己心乎！”（《俟解》）夫之著书极多，同治间金陵刻本二百八十八卷，犹未逮其半。皆不落“习气”，不“守一先生之言”。其《读通鉴论》、《宋论》，往往有新解，为近代学子所喜诵习。尤能为深沉之思以绎名理，其《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皆覃精之作，盖欲自创一派哲学而未成也。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正蒙注》），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后此戴震学说，实由兹衍出。故刘献廷极推服之，谓：“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广阳杂记》二）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受其影响最多，尝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仁学》卷上）尤可注意者，《遗书》目录中，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二书（未刻）。在彼时以儒者而知治“唯识宗”，可不谓豪杰之士耶？

七
顾、黄、王、颜，同一“王学”之反动也，而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黄氏始终不非王学，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顾、王两氏黜明存宋，而顾尊考证，王好名理。若颜氏者，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
　　博野颜元，生于穷乡，育于异姓，饱更忧患，坚苦卓绝。其学有类罗马之“斯多噶派”。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尝曰：“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钟錂著《颜习斋言行录·学问篇》）
　　其尊重自己良心，确乎不可拔也如此。其对于宋学，为绝无闪缩之正面攻击，其言曰：“予昔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对敌，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李塨著《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然则元之学之所以异于宋儒者何在耶？其最要之旨曰：“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年谱》卷下）彼引申其义曰：“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论讲学）又曰：“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年谱》卷下）又曰：“诸儒之论，在身乎？在世乎？徒纸笔耳。则言之悖于孔孟者坠也，言之不悖于孔孟者亦坠也。”（《习斋记余·未坠集序》）又曰：“譬之于医，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万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为粗不足学。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存学编·学辩一》）又曰：“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学也。”（《年谱》卷下）又曰：“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不特无能，其实一无知也。”（《言行录》卷下）其论学宗旨大率类此。
　　由此观之，元不独不认宋学为学，并不认汉学为学，明矣。元之意，盖谓学问绝不能向书本上或讲堂上求之，惟当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之。故其言曰：“人之认读者为学者，固非孔子之学；以读书之学解书，并非孔子之书。”（《言行录》卷下）又曰：“后儒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著。”（《年谱》卷下）其所揭橥以为学者，曰《周礼》大司徒之“乡三物”。——一，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其所实行者尤在六艺。故躬耕、习医、学技击、学兵法、习礼、习乐，其教门人必使之各执一艺。“劳作神圣”之义，元之所最信仰也。其言曰：“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言行录》卷上）曰：“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年谱》卷下）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但其所谓实、所谓动、所谓活者，究竟能免于虚静与死否耶？此则时代为之，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元弟子最著者，曰李塨，曰王源，皆能实践其教。然元道太刻苦，类墨氏，传者卒稀，非久遂中绝。

八
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
　　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杭世骏谓：“自明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制器作图颇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中算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两家遂成隔阂。鼎集其书而为之说，稍变从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该，特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著论以明古人精意。”（杭世骏《道古堂集·梅定九征君传》）文鼎著书八十余种，其精神大率类是，知学问无国界，故无主奴之见。其所创获甚多，自言：“吾为此学，皆历最艰苦之后而后得简易。...惟求此理大显，绝学不致无传，则死且不憾。”（同上）盖粹然学者态度也。
　　清代地理学亦极盛。然乾嘉以后，率偏于考古，且其发明多属于局部的。以云体大思精，至今盖尚无出无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者。魏禧评之曰：“《职方》、《广舆》诸书，袭讹踵谬，名实乖错，悉据正史考订折衷之。此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也。...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在语言文字之外。”（魏禧《叔子集·读史方舆纪要叙》）祖禹为此书，年二十九始属稿，五十乃成，无一日中辍，自言：“舟车所经，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读史方舆纪要》自叙）盖纯然现代科学精神也。
　　清初有一大学者而其学无传于后者，曰大兴刘献廷。王源表其墓曰：“脱身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观其土俗，博采轶事，以益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讨论天地阴阳之变、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无涯矣。”（王源《居业堂集·刘处士墓表》）而全祖望述其遗著有《新韵谱》者，最为精奇。全氏曰：继庄（献廷字）“自谓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尝作《新韵谱》，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腊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证之以辽人林益长之说，而益自信。同时吴修龄自谓苍颉以后第一人。继庄则曰，是其于天竺以下书皆未得通，而但略见华严之旨者也。继庄之法，先立鼻音二，以为韵本，有开有合，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阴阳即上下二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齿唇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而后知泰西腊顶话，女真国书，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为正喉音，而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与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余不尽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计三十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全祖望《鲒亭集·刘继庄传》）
　　盖自唐释守温始谋为中国创立新字母，直至民国7 年教育部颁行注音字母，垂阅千年，而斯业乃成。而中间最能覃思而具其条理者，则献廷也。使其书而传于后，则此问题或早已解决，而近三十年来学者，或可省许多研究之精力。然犹幸而有全氏传其厓略，以资近代学者之取材，今注音字母，采其成法不少，则固受赐多矣。全氏又述献廷关于地理、关于史学、关于宗法之意见，而总论之曰：“凡继庄所撰著，其运量皆非一人一时所能成，故虽言之甚殷，而难于毕业。”斯实然也。然学问之道，固未有成之于一人一时者，在后人能否善袭遗产以光大之而已。彼献廷之《新韵谱》，岂非阅三百年而竟成也哉？献廷尝言曰：“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能谓之人。”（王源《墓表》引）其学问大本可概见，惜乎当时莫能传其绪也。
　　献廷书今存者惟一《广阳杂记》，实涉笔漫录之作，殆不足以见献廷。
　　同时有太原傅山者，以任侠闻于鼎革之交，国变后冯铨、魏象枢尝强荐之，几以身殉，遂易服为道士。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全祖望《鲒亭集·傅青主事略》）然史家谓“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吴翔凤《人史》）

九
综上所述，可知启蒙期之思想界，极复杂而极绚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四：第一，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
　　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
　　第三，异族人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
　　第四，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其研究精神，因环境之冲动，所趋之方向亦有四：第一，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
　　第二，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
　　第三，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第四，学风既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
　　此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之大概也。
　　然则第二期之全盛时代，独所谓正统派者（考证学）充量发达，余派则不盛，或全然中绝。其故何耶？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一、颜、李之力行派，陈义甚高，然未免如庄子评墨子所云：“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践之，然已不能责望之于人。颜元之教，既绝无“来生的”、“他界的”观念，在此现实界而惟恃极单纯极严冷的道德义务观念，教人牺牲一切享乐，本不能成为天下之达道。元之学所以一时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一再转后，感化力递减，其渐归衰灭，乃自然之理。况其所谓实用之“艺”，因社会变迁，非皆能周于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礼”。所谓“礼”者，二千年前一种形式，万非今日所能一一实践。既不能，则实者乃反为虚矣。此与当时求实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为风气也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