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迹三谈

　　《四库全书简明录》云：“宋晏天章撰《玄玄棋经》一卷，凡十三篇，盖以弈通于兵，故仿《孙子》之篇数，于弃取攻守之道，言简而理该，历代国手，无能出其范围。”。

　　刘仲达《鸿书》云：“围棋有十诀，一不得贪胜，二人界宜缓，三攻彼顾我，四弃子争先，五舍小就大，六逢危须弃；七慎勿轻速，八动须相应，九彼强自保，十势孤取和。”

　　邢居实《拊掌录》云：“叶涛好弈棋，王介甫作诗切责之，终不肯已。弈者多废事，不以贵贱，嗜之率皆失业，故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宋何《春渚纪闻》云：“弈棋古谓之行棋，宋文帝使人赐王景文药，时景文方与客行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变，且思行争劫。盖棋战所以为人困者，以其行道穷迫耳，行字于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时改作著棋，著如著帽、著屐，皆训容也，不知于棋有何干涉耳。”

　　《春渚纪闻》又云：“棋待诏刘仲甫，初自江西人都，行次钱塘，舍于逆旅。

　　逆旅主人陈余庆言仲甫舍馆既定，即出市游，每至夜分，扣户而归，初不知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博负也。须臾，观者如堵，即传诸好事，翌日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且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始下至五十余子，众视曰：“势似北。‘更行百余，其对手者亦韬手自得，责其夸言，曰：”今局势已判黑当赢筹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余子，仲甫忽尽敛局子，观者合噪云：”是欲将抵负耶？’仲甫袖手徐谓观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技，忽似有解，因人推誉，致远国手，年来数为人相迫，欲荐补翰林祗应，而心念钱塘一都会，高人胜士精此者众，棋人谓之一关，仲甫之艺，若幸有一著之胜，则可前进。凡驻此旬日矣，日就棋会，观诸名手对弈，尽见品次矣，故敢出此标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胜，而失应棋著，某日某局黑本有筹，而误于应劫，却致败局。凡如此覆十余局，观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无差误，指谓众曰：“此局以诸人视之，黑势赢筹，固自灼然，以仲甫观之，则有一要著，白复胜，不下十数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见此者，即仲甫当携孥累还乡里，不敢复名棋也。‘于是众棋极竭心思，务有致胜者，久之不著，已而请仲甫尽著，仲甫即于不当敌处下子，众愈不解，仲甫曰：”此著二十著后方用也。’即就边角合局，果下二十余著，正遇此子，局势大变，及敛子排局，果胜十三路。众观于是始服其精至，尽以所对酒器与之，延款十数日，复厚敛以赆其行。至都，试补翰林祗应，擅名二十余年，无与敌者。“按刘仲甫有《棋诀》一卷，凡四篇，后附《论棋杂说》，则即晏天章《棋经》之末篇，仲甫为之注耳。

　　钱希白《南部新书》曰：“李讷仆射性卞急，酷尚亦棋，每下子安详，极于宽缓。性躁怒作，家人辈密以弈具陈于前，讷睹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算，忘其恚矣。”

　　《世说补》云：“苏养直隐京口，绍兴间，与徐师川同召，养直不起，师川造朝，时便道过养直，留饮甚欢。二公平日对弈，徐高于苏，是日养直拈一子笑曰：”今日还须让老夫下此一著。“师川有愧色。”

　　《荆公诗话》云：“苏子瞻言太宗时，有贾元侍上棋，太宗饶元三子，元常输一路，太宗知其挟诈，谓曰：”此局复输，当榜汝。“既而满局，不死不生。

　　太宗曰：“更围一局，胜当赐绯，不胜当投泥中。‘既而局平，不胜不负。太宗曰：”我饶汝子，是汝不胜。’命抱投之水，乃大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赐以绯衣。”

　　苏东坡《观棋诗》序云：“司空表圣有‘棋声花院闭’之句，吾尝独游五老峰，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古松流水间，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妙也。”

　　罗大经《鹤林玉露》云：“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

　　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来。’乃买棋局一副，归而悬之空中，卧而仰视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今官人之棋，饶得某先，天下无敌手矣。’“

　　蒋正子《山房随笔》云：“永嘉余德邻宗文与聂碧窗弈棋，余屡北。有卖地仙丹者，国手也，余呼之至，绐聂云：”某有仆能棋，欲试数著，但不敢耳。‘聂俾对枰，连败数局，余自内以片纸书十字示聂云：“可怜道士碧，不识地仙丹。’聂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范正敏《遁斋闲览》云：“荆公棋品本不高，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局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至苦思劳神，不如其已。‘“

　　叶梦得《避暑录话》云：“著棋竭力，不过能进其所能，至于不可进，虽一著，终老不能加也。”

　　《山堂肆考》云：“林和靖每云：”世间事皆能之，惟不能担粪与著棋耳。‘“

　　按此语殊过，围棋何可与担粪并论，不得以和靖而为之词。或亦自嫌其棋力之不高，故为此谰语以自解耳。今人目棋品低者谓之为臭，殆此语为之滥觞也。

　　胡应麟《甲乙剩言》云：“余年八龄，即喜对弈，时已从塾师授书，每于常课外，必先了竟，且语师曰：”今皆弟子余力，请以事弈。‘塾师初亦惩挞禁之，后不复能禁，且于书案下置局布算，天下遂无敌手。“

　　魏瑛《耕蓝杂录》云：“明太祖智勇天纵，于艺事无所不通，惟于弈棋不耐思索，相传其与人对弈，无论棋品高低，必胜一子。盖每局必先著，辄先于枰之中间，孤著一子，此后黑东南，则白西北，黑右后，则白左前，无不遥遥相对，著著不差，至局终，则辄饶一子也。帝王自有真。非凡手所能拟议矣。”按此事余素不敢信，尝与友人按此法演之，二三十步外即隔阂不能通，友人亦好学深思者，终不得其故。或天聪明者，自优为之欤？

　　《耕蓝杂录》又云：“我朝弈师，以范西屏为最。范名建勋，海昌人，偶骑驴至扬州探亲，路过一棋局，入与对枰，连负两局，局中人责负钱，范曰：”我身边适无钱，但有一驴可抵。‘众诺之，即牵驴去，初不知其何许人也。越月余日，而范复至，连胜两局，众议价以钱，范曰：“不须钱，即还我旧驴可矣。’盖范前度适欲舟行他往，无地寄驴，故借棋局喂养，至是则加茁壮矣，于是众始知其为范西屏也，相与爽然。”

　　《耕蓝杂录》又云：“吾福州乾隆间有薛翁师丹，素称国手，余弱冠即从之学弈，初饶九子，至十年，始进至饶两子，今又十年，不能再进半子也。尝私问其命名之义，翁曰：”昔尧以围棋教丹朱，余岂敢言师尧，但窃愿师丹而已。‘味翁之言，乃谦逊而实自负也。“按薛翁短小精悍，人甚蕴藉，与先王父天池公相友善，饶先王父弈，在先两之间。先王父对弈，必令余侍旁敛子，偶私叩以弈事，翁曰：”足下若有志学弈，但务学士大夫之棋，不可学市井之棋。今后生小子，偶有一知半解，即自视甚高，一局未终，而鄙倍嚣陵，令人不可向迩，此即所谓市井之棋也。“先王父令余识之。又按余虽及见薛翁，而未尝一日对弈。至嘉庆间，始偷闲从弈师学弈，一为钟望高，一为林茂敬，皆足与薛翁抗手。钟以学力胜，林以天资胜，而薛则学力与天资并胜者也。此二人者，余视之皆高不可攀，其时与对手者，一为余同年郑成纶，一为云骑尉何文上，郑亦以学力胜，何亦以天资胜，虽视国手尚远，然在士大夫棋品中，亦可谓大雅不群者矣。此外有王登碧者，为福州府署皂役，人颇粗俗，貌亦，惟与围棋，则甚觉温雅，故曼云兄颇重之，亦著有棋谱数十纸，为人所称。善饮酒，余尝与对弈，辄在鼾睡中，诘其故，则曰：”昨夜伺候本官坐堂，彻晓未睡耳。“昔宋李憨与人弈，皆昏睡，但随手应之，多出人意表，此人正类是，未尝得其一著之差也。

　　余尝叩以弈决，曰：“士大夫之棋，自有根器，不可如我之下流，但须处处出人头地，不被人笼罩，即得之矣。”呜呼，此亦可谓隐于弈者矣！

　　方勺《泊宅编》云：“朱正夫致仕家居，杜门谢客。一日，晓容大师自京来谒，公欣然接之，二子行中、久中，秋试不利，皆在侍下，公强使冠带而出，容一见惊起，贺曰：”后举状元也。‘睥睨久之，径辞出。后三年，久中谋赴举之资，暮至六和，才泊岸，见容在寺中遥揖，久中归，与之款。是秋，二朱至京师，舍开宝塔寺，容寓智海禅刹，行中预荐，惟殿试病作，不能执笔。是时，王氏之学，士人未多得，行中独记其诗义最详，因信笔写答，极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经御览，仁宗良爱之。行中不知也，日与同舍客围棋，每拈子欲下，必骂曰：’贼秃！‘盖恨容许之误。有士人通谒，行中方棋，遽使人却之，曰：“此必下第人欲丐出关之资。’士人立于门下，不肯去，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温，揖行中，起附耳曰：”乃梁御药门客，御药特令奉报，足下卷上，已置魁等，他日幸相记。‘行中唯唯而入，再执棋子，辄手颤，缘宠辱交战，不能自持也。“

　　范公《过庭录》云：“旧家多藏异书，兵火之后，无复片纸，尚记有一《黄须传》，云李靖微时，甚穷，寓于北郡一富家，一日，靖窃其家女而遁行，至暮，投一旅舍，饭罢，濯足于门，见一黄须老翁坐于侧，且熟视，神色非常，靖恐富家捕己者，欲避之。见其于身皮箧中，取一人头切食，甚闲暇，靖异之，乃亲就问焉。翁曰：”今天下大乱，汝当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则汝当为王，汝可从我寻之。‘靖随翁数程，至汴州，见一大第中，数人弈，翁同伫立，云：“不见其人矣！’顷又有一披衣从中出视弈者，盖太宗也，翁警曰：‘即此人当之，汝善佐其事。’遂别，饯，留连久之，语靖曰：”此去四十五年，东夷中有一黄须翁杀其君而自立者，即我也。‘靖既佐唐平乱，贞观中，东夷果奏一黄须翁杀君而自立，异哉！异哉！“按此与《虬须客传》相仿佛，疑本一事而误演之。

　　●卷二◎改元之始改元始于汉文帝之十七年戊寅，称后元年，其后景帝之八年壬辰，称中元年，又七年戊戌，称后元年，至武帝始以即位之元年，称建元元年，后遂或仍或改，以迄于今。《随园随笔》云：“古以虞、芮质成之年，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史记》秦惠文君十四年，更为元年，《竹书纪年》魏惠王有后元年，《商书》‘睢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疑是汤崩不逾年而改元之证。”按改元之制，古亦无一定，唐、虞终三年丧，舜、禹皆行之，而逾年即位者，周也。

　　然汉人亦不甚重之，故列侯皆自称元年，《功臣表》称平阳侯曹参元年，《诸侯王表》称楚王戊二十一年，是侯王亦有改元之制，不以为嫌也。后世惑长生之说，乃缩去其已往之年，而为更新之号，竟有以四字改元、三字改元者，如唐之天册万岁，魏之太平真君，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是矣。

　　◎元号相同《随园随笔》载年号雷同者，建武有七，中兴有六，建元有六，建平有八，天成有六，永和有五，应天有五，太平有五，建兴、建初、正始俱有四，建始、天、乾德、光天、天兴、天正俱有三，其余元康、元和、中元、永和、贞观、天宝俱有二，又指不胜屈矣。按随园所列，尚多未备，如永兴有六相同，甘露、永康、永安、建元、建平皆五相同，永平、太和、太安皆四相同，嘉平、龙兴、元兴、永宁、太宁、太定、太安（当为大安）皆三相同，其二相同者，如天禧、天德、天顺、天启、天玺、和平、黄龙、皇始、元康、元和、元嘉、天汉、延兴、延和、天保、光天、贞元、青龙、咸康、五凤、武乎，武成、绍兴、承光、永初、永建、永嘉、永熙、永昌、永泰、永隆、景福、凤皇、至德、至元、太始、太兴、大同、大宝、大和、大德、大庆、建和、建义、上元、正德诸号，真指不胜屈也。

　　◎易世仍称旧号《随园随笔》又云：“唐昭宗天复四年，改元天，李克用仍称天复五年，而哀宗亦称天。梁太祖崩于乾化二年，而明年末帝仍称乾化三年。晋高祖建号天福，至重贵已改开运矣，而后汉高祖仍称天福。至于高祖、：隐帝俱称乾枯，周祖、世宗、恭帝俱称显德，大抵五代之际，乐于因循也。”

　　◎通鉴删纪元《随园随笔》又云：“《通鉴》遇一年两纪元之事，必硬删其一，如后唐闵帝改元应顺在正月，潞王改元清泰在四月，今但提清泰元年，而删去应顺，则闵帝之数月天子，无故遭削矣。《史记索隐》讥史迁全没惠帝之六年，而不为之作本纪，亦此类也。”

　　◎纪号之变梁曜北《瞥记》云：“年号自汉武帝始，前此惟纪年而已。嗣后皆仍之，惟北魏（应为西魏）废帝、恭帝，周闵帝，金末帝，元明宗、宁宗无年号，而唐肃宗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建子月为岁首，以斗所建辰为名，至明年四月复旧，此纪号之一变，旋即殂落，非佳兆矣。”

　　◎历代年号△元鼎元封郎仁宝《七修类稿》云：“上古无年号，不过纪甲子而已，世以为始于汉文帝后元，不知后元应由前有元年，故称后也，如景帝则又有中元、后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方为有号之始。而刘氏据《封禅书》得鼎改元，以为年号之起，实在元鼎，其前皆有司追补，以足武帝之始。又据元封改元始有明诏为证，而夹氵祭郑氏亦以为是。予谓既以元封明诏而言，则当以元封为始，又何为年号之起实在元鼎？然在元狩，因得白麟而称，元光，因见长星而称，又何不可乎？至于元封有诏，偶尔，因是年巡边、封禅之后，大颁天下，故曰以十月为元封，不当据此即以为始。若以其前有司补称，则末年复以文、景称后元一、二年，又不可以补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该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时，因封禅后，又加中元二字，犹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即以为改元，明系以中元另起，错矣。观范史于《祭祀志》内，载本年封禅后赦天下之诏曰：以天下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尚冠建武于首可知也。大抵一帝止是一号，最为有理，但遇事遇瑞，即屡易之，岂如本朝之高出千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