弢园文录外编

　　重民上
　　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今中国之民，生齿日繁，几不下三千余兆。诚使善为维持而联络之，实可无敌于天下。说者谓民数之众，至今日而极盛，向来所未有也。至自古迄今，历代户口盛衰之数，固可得而言焉。当夏禹治水后，民口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公摄政时，民口一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庄王十三年，民口九百万四千人。秦始皇并六国后，民口千余万人。汉平帝元始二年，户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十二，口五千九百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人。后汉光武中元二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一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后汉桓帝永寿二年，民户二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晋武帝太康元年，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炀帝大业五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宋徽宗宣和四年，民户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民户一千三百十九万六千。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民户一千三百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十一。明孝宗弘治十四年，民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二千人。我朝大清龙兴，顺治元年，民户二千七百二十四万一千。乾隆时，户口一万五千万人。乾隆四十二年，二万万人。道光末年，二万六千万人。咸丰间，虽经赭寇之乱，而十余年来休养生息，版籍未减，至今约略计之，可得户口三万万。泰西诸邦，安能及其什一哉？而泰西之民，内则御侮，外则宣威，越数万里而至中国，率意逞臆而行，莫敢谁何。与华民一有龃龉，则问罪者至矣。至我民之佣贩外洋者，外洋之人待之如犬马，刲之如羊豕，货之如牲畜，其谁敢代之一问者？即朝廷遣公使，设领事，亦赖西船为护送，恃西人为先导，有如水母目虾。夫许郑乘楚车，《春秋》书之，谓之失位，始事如此，宜其见轻于西人也。西国兵民不分，额兵用以出战，民兵用以守国，有事之秋，亦调守兵出境，故其国虽小，而兵数辄皆百余万。英人尝谓其国无敌国外患者，已千余年矣，盖众志之如城，大可用也。然则西国民寡而如此，中国民众而如彼，岂真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者欤？是盖在不善自用其民也。善用其民者，首有以作民之气，次有以结民之心。其气可静而不可动，敌忾同仇，忠义奋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其心可存而不可亡，在城守城，在野守野，虽至援绝矢穷，终不敢贰。顾就中国之民而论之，其刚柔强弱亦复不同，北方风气多刚劲，南方民情多脆弱。盖大川广谷异性，民生其间者异俗，惟有以教训而渐摩之，自无不可用也。总之，上有以信夫民，民有以爱夫上，上下之交既无隔阂，则君民之情自相浃洽。今夫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驱天下之游民、废民、惰民、莠民而尽归于农，则天下自无旷土，而安有不富者哉？此外，商出于远，工勤于市，各操其业，各尽其分，开矿筑路，行轮车，设机器，均与民共其利而代为之经营，是则上既有余而下无不足。使天下各邑各镇各乡，均为民兵而行团练，守望相助。春秋无事，教之以坐作进退，步伐止齐，猝有变故，入而保卫，子弟之卫父兄，犹手足之捍头目。又使平日间与兵相习，则兵自卫民而不敢欺，如是兵民皆有实效，而安有不强？此所谓维持而联络之也。
　　重民中
　　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为上者使之耳。民心既得，虽危而亦安；民心既失，虽盛而亦蹶。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维持而联络之。我朝圣圣相承，务崇宽厚，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浃于寰区。故民间义愤时起于崇朝，爱戴聿深乎万代。然而赭寇所至，列城奔溃，无殊猛虎之驱群羊；天津戕杀教民之变，衅于勇而啬于祸，徒贻君父之忧，而从未有挺身以赴义者，此何故欤？则所以维持而联络之道未得也。古者官有世族，族大人众，与国同休戚，共患难，世族皆有甲士，足以入卫公家。春秋之时，国富而兵强，率恃乎此。康叔之封于卫也，分以殷民七族；唐叔之封于晋也，分以殷民六族。即如郑之商人，与郑同出自周，世有盟誓。此皆所谓强宗豪族足以辅国而立邦者也。其在民间，亦多聚族而居，大者数万人，小者数千人，行守望相助之法，猝有内忧外患，足以联结声势，藉为捍卫。自后世宗法不讲，散处都邑，虽行团练，而其心不一。然如闽、粤两省村落中，往往一姓为一乡，大凌小，强欺弱，众暴寡，械斗悉由此起，此在有司不善约束之耳，而至事变之秋，未尝不收其用。平日治民之要，在抚字以结其心，勇敢以作其气，忠孝节义以厉其心志，轻徭薄赋以养其身家，务使安其居，乐其业，可静而不可动，而忠君爱国之心自油然生于其中。今朝廷赈恤之恩、蠲免之惠，半侵蚀于胥吏之手，有名而鲜实。誊黄遍贴，圣训煌煌，民间率以具文视之而已。平时皆有轻视官长之心，临事亦安得收指臂之效？即如安置旗民之法，亦窃以为未尽善也。聚之于会垣，给之以饷糈，使之无事而食，安坐以嬉，有如圈牢之养物。二百余年来，生聚日多，势必不给。且人劳则善心生，逸则淫心起，恃势凌人，借端诈物，选事生衅，无所不至。民视之如寇仇，赭寇肇乱，窜扰江、浙，几于聚而歼旃，妇女孩稚不遗噍类，此正可为前车之鉴。窃以为不如分布于各乡，士农工商，使之各执其业而各食其食，讲行古者宗法，以强宗维弱宗，小宗附大宗，各相为辅。新疆、西藏则裂土以分封王子，佐以强家富室，略如蒙古四十八旗成法，而不必聚之于京师。诚如是也，自足为省会之屏藩，神都之翊卫。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此外，首有以厚其生，次有以恒其业。汰浮士，裁冗兵，去游民，使尽驱而归之于农，以辟旷土，垦荒地，给以牛种犁锄，居以蓬寮，时课其勤惰，而递岁分收其所入。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视其所出繁旺与否，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赀，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是则古者与民共治天下之意也。呜呼！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夫以我中国幅员之广，生齿之繁，甲于天下，以视欧洲诸国，其大小多寡岂可同日而语？即如英国，屹然三岛耳，其地不足当中国数省，其民不足当中国二大省，而民心团结，有若长城，遂足恃之以无恐。我中国诚能收民心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而有余矣。如是而强邻尚敢行其窥伺，敌国尚敢肆其凭凌，逞其非分之干请，而要以无礼之诛求者，吾弗信也。
　　重民下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如俄、如奥、如普、如土等，则为君主之国，其称尊号曰恩伯腊，即中国之所谓帝也。如法、如瑞、如美等，则为民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伯理玺天德，即中国之所谓统领也。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等，则为君民共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京，即中国之所谓王也。顾虽称帝、称王、称统领，而其大小强弱尊卑则不系于是，惟其国政令有所不同而已。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论者谓，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壹，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歉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帑抚恤，官府徒视为具文，吏胥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得而告之？即使一二台谏，风闻言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君既端拱于朝，尊无二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亦无不尊，辄自以为朝廷之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尔其奈我何？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膏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扬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夫设官本以治民，今则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卫民，徒知剥民以奉官，其能心乎为民，而使之各得其所、各顺其情者，千百中或一二而已。呜呼！彼不知民虽至卑而不可犯也，民虽至愚而不可诳也。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不可者不必强，察其疴痒而煦其疾痛，民之与官有如子弟之于父兄，则境无不治矣。古者里有塾，党有庠，乡有校，读法悬书，月必一举，苟有不洽于民情者，民皆得而言之。上无私政，则下无私议。以是亲民之官，其为政不敢大拂乎民心，诚恐一为众人所不许，即不能保其身家，是虽三代以下而犹有古风焉。《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夫尧、舜为君，尚赖有禹、皋陶、益、稷、契为助，而天下乃治。今合一国之人心以共为治，则是非曲直之公，昭然无所蒙蔽，其措施安有不善者哉？窃以为治国之道，此则犹近于古也。
　　治中
　　我国今日之急务，在治中、驭外而已。治中不外乎变法自强，驭外不外乎简公使，设领事，洞达洋务，宣扬国威而已。曩所谓变法者，在创设局厂，铸枪炮，造舟舰，遣发幼童出洋，肄习西国语言文字、器艺学术而已。不知此数者，非不可行，而行之当无徒袭其皮毛。既有枪炮，则当求施放之巧；既有舟舰，则当求驾驶之能。而枪炮之命中及远，舟舰之巩坚神速，新法迭出，精益求精，此则尚未能也，所知者不过向日成规而已。且皆有西匠为之指挥，一旦离之自造，则并所谓皮毛者尚觉其艰。遣发幼童出洋，当不专于一国，且与其多遣俊秀，不如并遣工匠，工匠时少而效速。此外要当变者，一曰水师，宜立专局训习技能；二曰陆营，宜改营制，汰军额，简丁壮，厚饷糈；三曰战船，宜易帆舶为风轮火琯；四曰器械，宜易弓矢刀矛以火器，而总不外乎以西法练兵。沿海各省督抚，宜简选熟稔洋务人员，驻扎通商各处。遇有中外交涉之事，所有往来文牍，岁中汇辑成书，颁示遐迩，俾办理者熟览深思，得以窥其涯际，而临事亦有所把持。中外所立和约，亦当锓版颁行，俾官衙上下人役俱持一册，于洋务自无所遁情。夫洋务即时务，当今日而兴言时事，固孰有大于洋务者？一切皆不必讳言，诚能实意讲求，则真才自出，其间又何难睦邻御侮，折冲于数万里以外哉？今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渐知以商力浚利源，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其权，如轮船招商局之设是也。顾局中经费之裕，全在乎海运，惟海运但可行之于无事之日，而不能行之于有事之秋。至此时而仍由漕运，恐亦不易。夫治河、运漕两大政，办理极难，历朝但图一时之安，而不为后日之计，则以不能万全而无害也。窃谓北方亦富庶之地，京师为首善之区，民以食为天，岂容尽资乎外省？此开垦之法不可不讲。况乎旷地日多，游民日众，安插游民，垦辟旷地，此有司之责也。官地宜仿古者屯田遗意，以所汰老弱之兵，改而为农，开阡陌，深沟洫，兴水利，资灌溉，或济之以西国机器水火二气之力，务使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诚有成效，则京师粒食毋俟外求。李伯相行之于天津一郡，其效当有可观也，其他北省荒废之地，亦可饬各督抚仿其法而行之。如近日遇水旱荒灾，饥黎载道，朝廷赈恤维艰，势不能终给，莫若徙流民以实空地，使之自食其力。经费之筹，发自帑项而后计岁分偿，或令商办而使分其利。辟地之外，则事开矿。辟地，地面之利；开矿，地内之利，二者不可偏废。天不爱道，地不爱宝，而亦当尽人力以求之。且矿务一开，趋者云集，亦所以养济穷民。闽如台郡之煤，粤如惠州之铁，善其章程以为掘取，闽、粤之民何至就食出洋，流离异域？至于栽植罂粟，亦属权宜之用。然当种之于新疆、蒙古土旷人稀之处，而不宜种之于关内也。治河，中外无善法。盖河沙日积，河底日高，河堤不得不高筑以防冲溃。历代相传，不思变通，濒河之民如居河底，霪霖横决，鱼鳖堪虞。今莫若参用西国爬沙之法，疏刷宣通，去其壅积，然后多分支流以杀其势。孟子述禹之治河，亦惟曰疏、曰瀹、曰排、曰决而已。行于内河，当用火轮小舶，亦可藉以运漕。一旦缓急有需，亦可恃以无恐。此外，最要者则曰治民，当责其成于牧令，而先于慎简督抚，俾其黜陟贤否，甄别才能，行久任之法，立不资之赏。当使视民事如己事，务实心以行实政，而天下自无不治矣。凡此治中之道，皆所以尽其在我而已。至于所以驭外者，不难在重洋之衔命，而先难在内地之抚柔。泰西诸国，自西东来，初由印度而东粤，继由东粤而开五港，旋由五港而增至十有三港。今则长江添设六口，直达重庆而至云南，中国境中必为西商传教人足迹所遍。至若西商传教人等，安分守法，归我管辖，虽遍至各处，亦复何虑。无如旅于中土之西人，每多恃势凌人，我国绅民又鄙之以为不屑，变故日生，是可虞也。泰西之例，商民至其国境犯法，即归其国官员审办。西廷以中国鞫案动用刑罚，是以此例不行。据烟台和约，自后中西商民争讼，交被告人官员办理，如西人控华人则归华官，华人控西人则归西官。时势所逼，未尝不是。惟是中律严，西律轻，且彼官知中律者多，我官明西律者少。即彼此秉公鞫断，涉讼之民难保无怨声，矧未必然耶？民间积怨生愤，嫌隙日多，纵当道能弥缝于目前，难免不龃龉于日后，而又益之以彼教之大拂乎民情也。泰西诸国中以英、法最为雄鸷，诸国亦仰以为领袖。法在今日虽未遑外顾，然观其在越南布置经营，其虑甚远，正未可以目前之暂蹶而轻之也。惟法之举动必以英为枢纽，故言驭外者，意多专注于英。英在今日，闽、粤、江、浙、皖、楚、川、滇、山、直、沈、辽，以及西藏、新疆，皆为其足迹之所至。观英人向者曾与喀什噶尔酋目立约通商，或传言其并售喀酋以枪炮。夫喀酋为我国叛人，英廷既与中朝和好，岂不自知其不宜出此欤？盖英之结好喀酋，意亦在由印度以达云南也，其思深虑远也如此。若是，则变法自强庸可缓乎？夫治中即所以驭外。器精用足，兵练民固，而加之星使分驻各邦，消息相通，呼吸互应，诸国有不咸遵王度，共凛约章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