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偶谈

近年大乱，非人有意为之也，误在“随声附合”四字。一事之起，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倡之者非尽出于无意，而和之者可断其为盲从，阴错阳差，必闹到不可收拾而后已。甲申法越、甲午中日之役，主战者不过一二人。后和之者日众，竟有明知其不可战，而不敢言和者；甚有料其战之败，先搬眷出京，而上摺请战者。及至割地赔款，则鸦鹊无声，瞠目相视而已。此余所亲见之事。拳匪之役，在余出京之后，其倡和情形，亦复如是。此又余所熟闻之事。两事已成隔世，追思之，尚有余痛也。
清流之起，人多疑其挟私意。然其激于义愤，志在救国者，往往而是。特流弊所极，有当时所不能意料，及至事变发生，则必瞠目相视，而有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之叹。夫论事必须洞烛始终，处事必宜熟权利害；旁观论事，与当局处事，要宜易地而观。世之訾人者，每曰成败论英雄，吾独以此论为未允。语云：“毫厘之差，千里之缪。”为英雄者，苟能毫厘不差，即为千里不谬，必可有成而无败。此按诸已事，无一爽者，可不惧哉！
中华开化数千年，中间奇奇怪怪之事无所不备，一一皆有踪迹可寻。承平日久，法度修明，或因事涉猥亵，正史不采；或因说近支离，正人弗道，日久半就消灭。迨纪纲一坠，乱象纷，世人所惊为创见者，实亦不过故态复萌耳。但如梦如泡，依稀恍惚，达者观其通可也。
北洋练兵之议兴，以三十六镇为标准。论者即惴惴焉忧之，以为中国国力，万不能堪此重饷也，今日之兵，何止五倍三十六镇之数，兵额几冠全球。然则饷何自出乎？官筹之不足，只有任其自筹，而苛税杂捐诸弊遂不可制止矣。今之人但苦兵多，而亦知兵之所以多乎？科学与人工互消长，凡兴一事业，便于多数之民，不暇计及少数。且新事业，亦未尝无用人也；不知所用之人，远不敌所不用之数也。是今日之兵，皆此等失业之民渐积而成也。其不容于兵，必趋而为匪。兵匪交哄，民无立足地矣。海国机器流弊，工商恐慌，其乱未必不与中国相等。国际亟亟开会，名曰救济，实则各自为谋，而其意在筹饷，则一也。
庚子以前，中国无警察也。余到苏后始创办。端午桥制军告余曰：“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复不彀（当时岁入未至四万万），何论其他？”渠倡言立宪，喜办新政，所言竟与之相反，不知何意。嗣后各县勉强兴办，小县二三十人，大县亦不过五六十人。民国成立，却逐渐扩充。今者江西剿匪，以警察不足恃，又复劝行保甲。可知国土太广，国力太微，遽废旧法不可也。
《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后代则间用火攻。前清入关，犹以骑射取胜，可见当时火器尚未甚烈也。咸同时，曾文正初见开花炮，则曰：“此器不仁甚矣。然海疆多事，不可不备。”语载《求阙斋弟子记》。文正第言备而已，可见当时湘军并未惯用也。光绪年间，薛叔耘驻使，作《庸庵笔记》。云：“外国科学发明，战器日精，将来必有云间作战之一日。”当时尚未有飞艇投炸弹也。事未百年，战器名目，日新月异，不可胜数，而军费奇巨，虽富强之国亦感拮据。欧战之后，列强觉悟，迭订和平之约。然一面订约，一面购械，以固国防，其费仍不赀，无论何国，杼轴空矣。故列强变计，而趋于军缩之一途，岂能视为儿戏哉！
●卷二
古者学古入官，谓官必须学古，而后可入也。然官有限，而学古之人无限，学古者必欲人人入官，则天下乱矣。故孔子于子张学干禄，则以寡尤寡悔抑之；于漆雕开之斯未能信，则说之。盖深知人人做官，处于必穷之势，故以谋道不谋食之旨，劝弟子以安命也。孟子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圣贤教人，无非使人专精于为学，不可急于求官，千言万语，意在弥乱而已。科举时代，广设科目以容之，苛持绳尺以厄之，使天下聪明才智之士，消磨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而拔其一二，为治世之用。势之所迫，盖不如是，不足以弥乱也。
有清时代，一科举时代也。二百余年，粉饰升平，祸乱不作者，不得谓非科举之效，所谓英雄入吾彀中是也。大抵利禄之途，人人争趋。御世之术，饵之而已。乃疏导无方，壅塞之弊，无以宣泄，其尾闾横决，至不可收拾。末季事变纷歧，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而究其始，特一着之错，不知不觉耳。
科举时，有举人，有进士。从前举人不中进士，即可截取，以知县按省分科分名次，归部轮选。当时举人何等活动。乾隆年间，以此项选缺尚欠疏通，乃加大挑一途。凡举人三科不中，准其赴挑。每挑以十二年为一次。例于会试之前，派王公大臣在内阁验看，由吏部分班带见。每班二十人之内，先剔去八人不用，俗谓之“跳八仙。”其余十二人，再挑三人，作为一等，带领引见，以知县分省候补。余九人作为二等归部，以教谕训导即选。行之数科，逐渐拥挤，外省知县，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教职亦然。光绪以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十倍于此，其势固不能不穷也。
举人于大挑之外，且更有教习、誊录、议叙各途。种种疏通，无非使举人皆得由知县、教职两途入官也。秀才则予以五贡升途：恩、副、岁三贡可选教职，拔贡、优贡许以朝考；亦以知县教职入官，拔贡且有小京官之希望。亦未尝不为秀才谋出路也。无如源泉混混而宣泄不及，当日百计疏导，于事终无济也。
当时进士分省之即用知县，拥挤固如前所述矣。主事一途，光绪年间，非二十年不能补缺。捐班者补缺无期，与此并无影响。余十四年而得补缺者，因在吏部，较疏通也。中书一途，欲升侍读，与主事之难同。至于补缺后，截取同知，分省候补者，则与即用知县等耳。惟翰林一途，当时最为活动，每科学政十八人，正副主考三十六人，乡会试房考各十八人，每科有九十人之差。而当时翰林不过数十人，以之分派，每科一人竟有得两差者，宜其优胜也。乃至光绪年间，长短大小之差，仍是此数，而馆选太滥，人才拥挤，考差者竟有二百余人之多。平均牵算，每人约须九年可得一差，且得一差而若系房差，则九年之中，只得数百金而已。试问如此养士，如何能济？两次推翻军机之事，亦实相迫而成，不得谓非当轴者之过也。
进士殿试次晨，钦派科甲出身之大臣八人，入内阁读卷。譬如进士三百二十人，每人应分四十卷，由八大臣各定次序。八大臣中，以宪纲为次序，先抽十卷，前一日进呈。其第一本即为宪纲第一者所定，第二本即为宪纲第二者所定，挨次推到第八本为止。其九本十本，则仍为宪纲第一第二者所定。是状元定为宪纲第一者所取，榜眼为第二者所取，探花为第三者所取，传胪为第四者所取，其余则同归二三甲。若进呈十本卷，有经御笔改定者，则又视各人之造化，然总不出此十本中也。此种办法并非例定明文，当时必因读卷屡起争端，故定此标准，虽曰调停，亦逼于势耳。其实著意只在十本卷，其余则每八本挨次堆叠，二甲之为进士，三甲之为同进士，亦归之于命而已。余字之劣，得附二甲，即其证也。且好字不止十本，若尽不入宪纲，在前四人之手，则鼎甲传胪，岂不是尽无好字者？此亦极不平之事也。
考试试差，定例阅卷十人，取卷只以八十为限，每人取八卷，则落第之卷亦自不少。取定之后，由军机揭弥封，开单进呈，单便留中。放差不在此单，断不能放，故军机北屋留一底单，南屋之小军机不能知，礼部不能知，即阅卷者亦不能知也。不过阅卷者记得诗句，或在外私言耳。放差之日，礼部具题，仍照全单列名请旨：军机则检出底单，每差酌定正陪二人，请御笔在礼部题本上圜定一人，即行宣布。考差者不知取不取，只论放不放，故恩怨不归阅卷之人，而专归之军机。军机于单内择二人作正陪，虽于差之肥瘠、路之远近，或不无照顾私人；至于欲以取低之人放大差，取高之人放小差，则单内明白易见，岂能当面作弊？大概放大省学差及正主考，除大考差之三品以上大员，由钦定外，其由小考差而得学政，非取在前十名不可。其取在中间，可以主考，可以分房；其取在后面者，定为房差无疑。此亦理势所当然，不能任意营私也。乃考差者一遇无差，不怨己之不取，而怨军机。且放小差者不怨取之不高，而亦怨军机。翰林二百余人，得意者十之三，失意者十之七，为数不下二百人。怨气所积，谓以后种种祸变，无不因是酿成，亦似武断；而不知发端甚微，无形之影响，固甚大也。
同治初年，左文襄克复全浙，移师督闽。下车之始，百废具举。创立正谊书院，以课举贡，并选举贡之高才者，住院校刊《正谊堂全书》。宏开广厦，寒士欢颜，影事今犹在目。记院中撰一联云：“青眼高歌，他日谁为天下士；华阴回首，当年共读古人书”。文章经济，名重一时。而大乱之后，亟亟修明文事，元老宣猷，其魄力之大，洵不可及。不谓此事只近在四十年，乃竟有人往风微之叹也。科举时代，每省有书院，定考课，给膏伙，教而兼养，意至美也。各省各自为政，而大致不差。今即以吾闽书院言之。省城旧有三院：曰鳌峰，曰凤池，曰越山，所以课生童也。鳌、凤督抚主之，越山则福州府主之，谓为郡书院也。又曰龙光，所以课驻防，则归将军专主。谓为八旗书院也。外府县仍各有一二。同治年间，左文襄立正谊堂，招举贡校书，旋即设立正谊书院。嗣是王文勤中丞（凯泰）抚闽，创立致用堂，旋改为致用书院，专课经学，却不限课举贡。其掌教名为山长，皆以乡先达退宦者为之，虽论辈分科分，亦必以品学为重，此亦古者祠禄之意也。其束：鳌峰八百金；凤池六百；越山二百四十；正谊八百；致用亦然，间或一千，则记忆不清矣。其膏伙：鳌峰生员内课二千三百，外课一千八百；童生内课一千三百，外课八百。凤池略逊，越山则只数百而已。正谊内课四两，外课三两；致用亦同。每月官课一次，另师课两次，应官课不应师课，则分扣其膏伙。官课另有奖赏，其额数奖银，皆随官之丰啬。师课三名前亦有奖赏，但出于额定，为数甚微；膏奖细数记不甚清，但不失之远耳。正谊专考举贡，人本无多，而大多数之寒士，除教读外，皆以各书院为生计；然得之不得曰有命。别无所营谋，亦绝不<毛冒><毛>也。世人以颜子为不学而致，吾则以为当日之书院生，未尝不知箪瓢之乐也。今日追思，分明是三十年前事也，琐琐记之，俾后来人知其来历焉。
光绪廿七年七月奉旨：著自明年为始，乡会试改八股，试策论。八月奉旨：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行之未久，又于三十一年八月，准直督袁世凯、鄂督张之洞、江督周馥、粤督岑春煊之请，谓科举不停，民情观望，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科举废而学堂大兴矣。乃奉行者人不一心。规制不能整齐画一，而所云教育普及一语，又徒托空言，不得谓非始谋不臧也。
余二十七年守抚州，于奉诏之先七日，即改兴鲁书院为抚郡学堂，置普通精舍，以居高才生。“普通”二字，余以意为之，初无所沿袭。后数年，乃有普通学、专门学之区别。盖当时草创，学制固未备也。回任建昌，新创郡学一所，甫落成，即奉讳去任。及到苏州，以他项学堂已多，乃创立农学堂。三年，有自外洋学农学专门归者，聘为教习，乃告之曰：“农学以选种杀虫制肥为要素，宜按程序分浅深教之，以资实效”。教习曰：“吾所学乃农理化学，不能一一实验也。”余心非之，而无可改聘。开学几及五年，而现象如此。政变后，余不复管学务，二十年来如何更变，则不复与闻矣。虽然，余岂得谓为无罪哉？
当民国元二年，机关林立，学生得事较易，而俸薪皆百数十元不等。今则事少人浮，而谋事者仍不肯贬格小就。余告之曰：“我初到建昌时，于江书院生员膏伙月六百文，童生三百文。余嫌其太薄也，乃捐廉加倍给之；汝们月得千二百文，或六百文，皆喜形于色，优游过日。今有十余元馆地，个个以为不满意，是何以故？且汝们江西省城，从前有友教书院，山长束年只二百四十金，虽加以官场津贴，为数亦有限。而为山长者，多系退老督抚。试问：当日太平时代，读书人之享用，不过如此；今者国债累累，度支几竭。必欲每人之得馆者，非百数十元不可。试问钱从何来？后何由继哉！”然此犹为余在江西时言也。近则累年匪扰，流离颠沛，情形直不堪问矣。
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私人之力又不足，失学者仍多，于是有力者自费出洋，以辅官派出洋之不足。费巨额隘，其失学之多，仍如故也。中国人民之众，失学之数，至少亦在百与五之比例。此九五之数，国家欲扩充学堂，徐补此阙，力必不足；若用强迫手段，使此九五之数各自谋学，势更不行。且今日学堂之弊，不止在失学人多也，即不失学之人，亦无以用其所学也。论者谓宜广开工厂，每厂必开一学堂；某厂用何项人才，即招何项学生；从前所有毕业生，即按其所长，各归各学堂掌教，或补习。如此，则已学者无弃材，后学者有出路，而国家亦可省一无限量之学费，一转移间，全神俱振。策无有善于此者。至于法政一门，专为作官吏之用，近时既不重官吏，如有愿学者，即可照从前科举之例，各自延师，听候官为考校。如此，则从前法政人才，亦不至无所安置也。所言亦自成理，但所行能否实践所言，所言能否有效，则在办事者之善为措置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