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论

　　
　　宋义之令军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斩之。」其意固在乎项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先发而诛之。使其不先发，即羽亦诛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为附我，是以德之而未忍负之耶，孰若蜀先主之于刘璋、李密之于翟氏也？璋举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为鼎足之资。人不非其负璋，而与其得取蜀之机也。密始臣于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之。已而，微有间言，密即诛之，其权遂一，而兵以大振。使伯升乘举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寻、邑之势，勒兵誓师，以戮新市、平林之骄将，而黜更始，则中兴之业不在世祖矣。
　　
　　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妇人之仁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不忍于负人而终为人之所负者，以其相伺之机，间不容发故也。世祖之连兵决战不及伯升，而深谋至计乃甚过之。盖伯升类项羽，而世祖类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复大业也。始伯升之见杀，而世祖驰诣更始，逡巡引过，深自咎谢，不为戚伤。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摧王郎、定河北，其资成矣。乃徐正其位号，遂以其兵西加更始而定长安。使其遂形愤怏不平于伯升之祸，则亦并诛而已矣。
　　
　　
　　〈汉光武论〉
　　
　　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古之人有以众而败，有以寡而胜者，王寻、王邑以百万而败于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万而败于三万之周瑜，苻坚以百万而败于八千之谢玄是也。夫率师百万以临数千之军者，必胜之军也。然有时而至于败者，骄吾所以必胜而以轻敌败也。提卒数千以当百万之众者，必败之道也。然有时而至于胜者，奋吾所以必败而以致死胜也。夫兵多在敌者，智将之所贪，而愚将之所惧也；兵寡在我者，愚将之所危，而智将之所安也。多固可惧，而我贪之，恃吾有以覆其骄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奋也。提数千之兵以抗大敌，使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为数千之弱者，易能也；连百万之众以临小敌，使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为百万之强者，难能也。何者？弱则思奋，而强则易懈，故也。弱而奋，则奋者其气也；强而懈，则懈者其情也。于气则易乘，于情则难率。因易乘之气而激之，故有以寡而胜者矣；就难率之情而驱之，故有以多而败者矣。是以古之善论将者，必知其所以胜任之多寡。苟非所胜任，虽多而累矣。韩信以高祖之所胜将者，十万耳；而其自谓，则虽多而益办也。是以古之善将者，其用百万如役一人，分数既定，形名既饰，节制素明，威赏素着，有术以用其锋故也。赵括一用赵人四十万，束手而就长平之坑者，败于众也。王翦必用秦军六十万然后取胜于荆者，办于多也。汉高祖尝一大用其军矣，劫五诸侯之兵，合六十万，以攻楚也。而项羽逡巡以三万之锐，起而覆之，濉小为之不流。此将逾其分，而韩信之所忧也。曹公之于兵也，巧谲奇变，离合出没，其应无穷，白首于兵，未尝不以少敌众也。卒丧赤壁之师，而成刘备、周瑜之名者，骄荆州之胜，恃水陆之众，而败于懈也。
　　
　　方寻、邑百万之众以压昆阳，其视孤城之内外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数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奋，身先而搏之，则其反视寻、邑之众者皆几上肉也，是以胜。虽然，是役也，人以其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为能事也。唯诸将观其生平见小敌怯、见大敌勇也，皆窃怪之。而不知光武为是勇、怯者，乃所谓能事而皆以求胜也。夫怯于小敌者，其真情也；勇于大敌者，其权术也。敌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励，胜之道也；敌大而勇，勇而决，决而奋，亦胜之道也。于敌之小而示之真情，是以不易胜之也；于敌之大而用其权术，是以不畏胜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败众也，固又至于多而益办也。呜呼！光武之于取天下者，亦何独不出于真情之与权术欤？顾人莫之测耳。始伯升之结宾客喜士，规以诛莽以复刘氏，而世祖乃独事田业勤稼穑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谨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宾客，绛衣大冠而起于宛，则勇决之气又有过于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岂一日之间邪？然于莽之世，而为伯升之所为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独事田业，为谨厚者，其权术也；卒然而起，绛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呜呼！英雄若世祖者，为难及也。
　　
　　
　　〈邓禹论〉
　　
　　善用兵者，能骄敌之强，而怠敌之锐。彼之势诚强，则吾形之以甚弱，使其恃之以为独强，而至于骄。彼之气诚锐，则吾敛之以不应，使其无得以逞其锐，而至于怠。然后出吾所匿之强以加其骄，出吾所伏之锐以加其怠，使其虽有巧者不及窥，勇者不及惫，则制胜在我矣。
　　
　　昔者冒顿之灭东胡、李牧之大破匈奴者，中之以其骄也；赵奢之破秦军，周亚夫之败吴楚者，中之以其怠也。虽然，求骄以怠人之军者，必有夫坚制之气与夫善待之度。迫之而不为动，挠之而不为应者，其气也；辱之而不为忿，激之而不为变者，其度也。持是之气，守是之度，为其上者无得而令，为其下者无得而议，然后敌可胜而功可必也。
　　
　　东之恃其强，而易于冒顿也，冒顿因其易我而遂骄之。求马畀之矣，而复求妇；妇畀之矣，而复求土。冒顿大议于群臣，悉诛其欲与土者，驰马而赴东胡，令之曰：「后至者斩！」国人从之，遂灭东胡。
　　
　　秦人伐韩，军于阏与，赵使赵奢救之。奢因其锐而欲怠之也，去邯鄿三十里而止，令于官曰：「敢以军事谏者死！」秦军武安西，鼓噪勒兵，屋瓦尽振。军中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增垒，三旬不行。秦军稍懈，奢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于阏与五十里而军。秦人不意其至，悉甲逆之，一战而大破秦军。此冒顿、赵奢所以骄而怠人者，为其下者无得而议之也。
　　
　　李牧之为赵守北边也，与士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如是者数岁，匈奴以为怯。赵王以谴牧，牧如故态。王怒召牧，易以他将。匈奴每至，战辄失利。王复使牧往，复如故约。居数岁，匈奴诚以为怯。牧乃阴饬车骑，大纵畜牧以饵之。匈奴小人，佯北不胜，单于遂以其众大至。牧设奇大破之，斩骑十万，单于遁徙，遂亡边患。
　　
　　吴楚以山东反汉，而行攻梁，汉使周亚夫讨之。梁王，景帝之母弟。亚夫以其锋方锐，图挫而怠之，遂以梁委之而不救。梁急诉于帝，虽数诏亚夫救梁而不受也，卒以破吴。此李牧、亚夫所以骄而怠人者，为其上者无得而令之也。虽然，使夫四人者无气以持之，无度以守之，主得以令，而下得以议，则亦无以骄怠于人而胜之矣。
　　
　　昔日汉武帝被命更始，安集河北，始于邓禹于徒步之中。恃之以为萧何者，以其言足以就大计，其智足以定大业，且非群臣之等夷也。遂以西方之事委之，而禹亦能胜所属任，所向就功。赤眉之入长安，诸将豪杰皆欲击之。禹以其乘新胜之强，财富锋锐，然盗贼群臣，无他远计，必生变故。而吾众虽多，战胜者少，又乏资馈，难与力争而可以计破也。且将休兵北道，以观其弊。于是别军北趋栒邑，以就粮养士，盖将有以骄而怠之，然后取之也。此禹之计得矣，光武极欲天下之集，而缓其为计与功也，遂迫以进讨。禹无以专制，乃以其兵去栒邑，击赤眉果不能守，西守扶风。禹虽得入关中，然卒饥干敝，无足以制贼者，是以赤眉复还入之。禹无以抗，乃不胜其忿悁，而数以惫兵徼战，至于屡北，仅以身免，声威功烈一朝沮丧。此知所以骄而怠人之术矣，惜其为气与度者不足以持守之，是以一愤而不能复举也。
　　
　　故善于择将者，必先求其气，而后求其材；先察其度，而后察其智。气足以御材，度足以养智，然后可以授之兵而责之战矣。嗟乎！以光武之明天任人，以邓禹之笃于得君，然至此而背戾矣。况夫以昏庸而御夫疏贱者，功可得而必哉？
　　
　　
　　〈魏论上〉
　　
　　昔者，东汉之微，豪杰并起而争天下，人各操其所争之资。盖二袁以势，吕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刘备、孙权各挟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吕皆失，而曹公收之，刘备、孙权仅获自全于区区之一隅也。
　　
　　方二袁之起，借其世资以撼天下。绍举四州之众，南向而逼官渡；术据南阳，以抚江淮，遂窃大号；吕布骁勇，转斗无前而争衮州。方是之时，天下之窥曹公，疑不复振。而人之所以争附而乐赴者，袁、吕而已。而曹公逡巡独以其智起而应之，奋盈万之旅，北摧袁绍而定燕、冀；合三县之众，东擒吕布而收济衮；蹙袁术于淮左，彷徨无归，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画之出，常若有余，而不少困。彼之所谓势与勇者，一旦溃败，皆不胜支。然后天下始服曹公之为无敌，而以袁、吕为不足恃也。至于彼之任势与力，及夫各挟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独以智强而未易敌也，故常内惮而共蹙之。唯曹公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役之也，故常视敌甚轻，为无足虞。于其东征刘备也，袁绍欲蹑之；于其官渡之相持也，孙权欲袭之；于其北征乌桓也，刘备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窥伺间隙者所起之时也。然而曹公晏然，不为之深忧而易计者，亦失于负智轻敌之已甚，是以数乘危而侥幸也。虽然，于势不得不起者，盖刘备在所必征，袁绍在所必拒，然又其近在于徐州之与官渡。使其人之谋我，而我亦将有以应之，未有乎颠沛也。至于乌桓之役，则其轻敌速寇，而苟免祸败者，固无殆于此时也。夫袁绍虽非曹公之敌，亦所谓一时之豪杰，横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争天下，一旦摧败，卒以忧死。而其二子孱驽不肖，曹公折棰而驱之，北走乌桓，苟延岁月之命，虽未就枭戮，亦可知其无能为矣。方是之时，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孙权、刘备觇伺其后，独未得其机以发之耳。而操方穷其兵力，远即塞北，以从事于三郡乌桓为不急之役，侥幸于一决。呜呼！可谓至危矣！使刘表少辨事机，而备之谋得逞，举荆州之众，卷甲而乘许下之虚，则魏之本根拔矣。曹公虽还，而大河之南非复魏有矣。然则操之数为此举而蔑复顾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于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势有不得不应，虽易之可也。今提兵万里，后皆寇仇，而前向劲敌，且甚易之而不顾者，亦已大失计矣。刘备之不得举者，天所以相魏耳。
　　
　　嗟乎！人唯智之难能。苟惟获乎难能之智，加审处而慎用之，则无所不济。今乃恃之以易人，则其与不智者何异？曹公所以屡蹈祸机而幸免者，天实全之耳。后之人无求祖乎曹公，而谓天下之可易也矣。
　　
　　
　　〈魏论下〉
　　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失者所通诵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以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武之书，韩、曹之术皆在焉。使武之书不传，则二人者之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者，虽武之言有所未能尽也。驱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韩信者然后能斩陈余；遏其归师而与之死地，惟若曹公者然后能克张绣。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韩、曹之俦也。谲众图胜，而人莫之能知；既胜而复谲以语人，人亦从而信之不疑。此韩信、曹公无穷之变诈不独用于敌，而亦自用于其军也。
　　盖军之所恃者将，将之所恃者气。以屡胜之将，持必胜之气以临三军，则三军之士气定而情安，虽有大敌，故尝吞而胜之。韩信以数万之众，当赵之二十万，非脆敌也，乃令裨将传食曰：「破赵而后会食。」信策赵为必败可也，而曰必破而后会食者，可预期哉？使诚有以破赵，虽食而战，未为失赵之败也。然而韩信为此者，以至寡而当至众，危道也。故示之以必胜之气，与夫至暇之情，所以宁士心而作之战也。曹公之征关中，马超、韩遂之所纠合以拒公者，皆剧贼也。每贼一部至，公辄有喜色。贼既破，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据险，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举而灭之，是以喜耳。」袁绍追公于延津，公使登垒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积多，步兵不可胜计。公曰：「勿复白。」乃令解鞍纵马待焉。有顷，纵兵击之，遂大破绍，斩其二将。夫敌多而惧，则其下震矣，故以伪喜、伪安示之。众恃公之所喜与安也，则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胜之也。故用兵之妙，不独以诈敌，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
　　
　　昔者创业造邦之君，盖莫盛于汉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实无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诛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之资机警，挟汉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师、决机合变，当日无与其俪也。然卒老于军，不能平一吴、蜀，此其故何也？议者以其持法严忍，诸将计画有出于己右者，皆以法夷之，故人旧怨无一免者，此所以不济。嗟夫！曹公残刻少恩，必报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谋夫策士，收揽听任，固亦不遗，未尝深负之也。盖尝自诡以帝王之志业，期有以欺眩后世。然稽其才，盖亦韩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变，无以异于刘、项之际。刘备、孙权皆以人豪，因时乘变，保据一隅，而公之诸将皆非其敌。至于鞭笞中原，以基大业，皆公自为之。而老期迫矣，此其为烈与汉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