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

　　韩宣子起为政，聘鲁，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宣子赋“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遂聘卫，卫侯享之。北宫文子赋“淇澳”，宣子赋“木瓜”，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郑。宣子曰：“二三君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君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皆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焉，而赋“我将”。

　　小邾穆子朝鲁，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菽”，穆子赋“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吴伐楚，申包胥如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包胥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传》曰：九能可以为大夫。其一曰：登高能赋。当春秋时尚未有赋，亦未必人人作诗，即如前之所赋是也，盖但以明志而已。

　　《春秋经》如公谷胡氏之传，特孔子书法之发明耳。若晋楚齐鲁郑卫之事，皆赖左氏作传，而孔子之经始有着落。故孔子称秦王，丘明称素臣，不虚也。虽其言诸侯之威仪言语，其徵应有若卜筮然，故韩子以浮夸病之。然孔子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而齐桓晋文之事所以得传于后世者，皆左氏之功也，岂诸传可得而并哉？然汉初唯用公谷，至刘歆移书太常，而《左传》始列于学官。

　　《礼记》一书，后人疑其出于汉儒附会，若“檀弓经”解诸篇是也。即“檀弓”所载，如孔子闻伯高之丧曰：“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之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而哭之，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又，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子思曰：“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只此两节，不但文章之妙非后人可及，求之典礼，亦岂后人所能议拟哉？

　　《经解》，世疑其非本《经》，或后人所撰。然所论诸《经》要旨，亦恐非后人所能道。纵出于汉儒，当时必有所本，必非出于凿空杜撰者。诸篇不能尽述，聊举此以例之耳。

　　古人言“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岂有废《经》而《传》单行者乎？则仪礼何可不列于学官？

　　张南园曰：予为稽勋员外时，江夏刘主事绩以陈■〈白浩〉《礼记》集说涂去什四，因与之议，其说良是。后孙九峰知之，谓予曰：“陈说朝廷已颁降天下，不可以刘言改易语人也。”予遂弃之。今追思其言，诚有补陈之不足正陈之舛误者，只缘刘狂诞自高，又制行不捡，任情放言，不久遂出守镇江府。镇江府仍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其说礼之善，人不及知。而予亦遂忘之矣。

　　《谈苑醍醐》云：《一统志》载刘有年沅州人，洪武中为监察御史。永乐中上《仪礼逸经》十八篇，则知古《经》之残缺多矣，不知有年何从得之。意者圣经在世，如日月终不可掩耶。然当时庙堂诸公，不闻有表章传布之请。今求内阁，亦不见其书。出非其时，亦此书之不幸。今人大言动笑汉唐，汉唐求逸书，赏之以官，购之以金。焉有见此奇书而付之漠然者乎？世之重经学者，如升庵者可多得乎？《谈苑醍醐》云：《礼记》“聘义说玉”云：“孚尹旁达，信也。”郑注：“孚，一作姇，尹，读竹箭有筠之筠。盖谓玉之滑泽如女肤，致密如筠膜也。”陈■〈白浩〉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尔雅》，尹，正也。”邢昺谓《尔雅》为解诗而作，则所谓“尹，正”也，以解“赫赫师尹”则合。若借以解“孚尹”，何异指白犬以为羊，捉黄牛而作马乎？甚矣，陈■〈白浩〉之不通文理也。

　　朱子作诸经传注，尽有说理精到处。若《书经》注出于蔡沈，《礼记》注出于陈灏，其何可尽去古注而独行之耶？

　　《诗经》有吕东莱读诗记，世有刻行本，学者亦宜参看。

　　高皇帝以《尚书》咨羲和与唯天阴骘下民二简，蔡沈注误，命礼部试右侍郎张智与学士刘三吾改为《书传会选》，劄示天下学子。

　　今之学者易于叛经，难于违传，宁得罪于孔孟，毋得罪于宋儒。此亦可为深痼之病，已不可救疗矣，然莫有能非之者。

　　子见南子章，栾肇曰：“见南子者，时不获已。犹文王之拘诱里也。天厌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厌也。”蔡谟曰：“矢，陈也，夫子为子路陈天命也。”《论语》正义曰：寂然至无，则谓之道。离无入有而成形器，是为德业。

　　●卷三经三

　　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人未远，学有专经，其传授岂无所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故不若但训诂其辞而由人体认，如佛家所谓悟入，盖体认之功深，则其得之於心也固。得之於心固，则其施之於用也必不苟。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呜呼！

　　朝廷求士之心，其切如此，而有司取士之术，其乖如彼。余恐由今之日以尽今之世，但用此辈布列有位，而欲致隆古之治，是犹以鸩毒愈疾，日就羸惫，必至于不可救药而后已耳。呜呼！惜哉。杨升庵云：《注疏》所称先郑者，郑众也。后郑者，郑玄也。观《周礼》之注，则先郑与后郑十异其五。刘向治《春秋》主《公羊》，刘歆主《左氏》，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由是观之，汉人说经，虽大亲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贯传道，而曾子以忠恕说一贯。曾子受业孔子作《大学》，而子思受业曾子作《中庸》，则知圣贤虽师弟子，亦不苟同也。今言学者摭拾宋人之绪言，不究古昔之妙论，始则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谓之因陋就简则有之，博学详说则未也。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见之矣，安得二郑二刘而与之论经术哉？

　　近时之人皆言祖宗以经义取士，恐不足以尽天下之才。又以为作古诗文甚难，经义直浅浅耳，此大不然。盖经义皆圣人精微之蕴，使为古诗文，则稍有聪明之人，略加{隐木}括，便能成章。若圣人之言，非有待于蕴藉真积之久，其何能以措一辞乎？况必有待于蕴藉真积，则利根之人，沉郁既久，化轻俊为敦厚。钝根之人，磨砺已深，矫颓惰为奋迅。故贤智者不见其有余，愚不肖者不见其不足。盖以养天下之才，正欲得其平而用之。愚以为自汉以后，取士之科莫善于此。但今读旧文字之人，一用，则躁竞之徒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会。而体认《经》、《传》之人，终无可进之阶。祖宗良法美意遂天渊矣，其流之弊一至于此，痛哉痛哉！

　　南京道中，每年有印差道长五人，例有赃罚银数千。丁巳年，屠石屋叶淮源管印差，要将赃罚银送国子监刻书，因见访及。尔时朱文石为国子司业，余与赵大周先生极力怂恿，劝其刻《十三经注疏》。此书监中虽有旧刻，然残阙已多，其存者亦皆模糊不可读。福州新刻本复多讹舛，失今不刻，恐后遂至漫灭，所关亦不为小。诸公皆以为是。大周托余校勘，余先将《周易》校毕，方校《诗》、《书》二经。适文石解官去，祭酒意见不同，将此项银作修《二十一史》板费去，其事遂寝。

　　夫用传注以剿取科第，此犹三十年前事也，今时学者，但要读过经书，更读旧文字千篇，则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读千篇旧文，即取青紫，便可荣身显亲，扬名当世。而体认圣《经》之人，穷年白首，饥冻老死，迄无所成。人何不为其易且乐，而独为其难且苦者哉？人人皆读旧文，皆不体认经传，则五经四书可尽废矣。呜呼！有天下之责者，可不痛加之意哉！

　　余在南都时，尝与赵方泉督学言，欲其分付上江二县，将书坊刻行时义尽数烧除。仍行文与福建巡按御史，将建宁书坊刻行时义亦尽数烧除。方泉虽以为是，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而已。

　　有司以近来学者全不理会经传，但读旧文字以取科第，近闻欲专以后场策论为主。呜呼！是见树木之枝干蠹蚀便欲拔其本根而去之。殊不知拔去本根，则枝干将曷从生哉？夫经术所以经世务，故经术，本根也。世务皆由此出，不由经术而求世务之当，得乎？故今时但当严立科禁，一切学者有应台试省试者，凡用旧文字之人，痛加黜罚。如能体贴圣人旨意，虽行文或未尽善，亦须曲为褒举。庶几可以挽回此风。然今之主司，未必非读旧文字之人，又安得此理会经传者而为之辨识哉？

　　我朝留心经术者，有杨文懿、程篁墩、蔡虚斋、章介庵诸人。

　　余以为《十三经注疏》板头既多，一时工力恐难猝办。但得将古注《十三经》刻行一部，则大有功于圣学，而于圣朝政治不为无补；且亦可以嘉惠后学，其费不上一二百金。但得一有意太守，便可了此。惜无可与谋者。

　　《纬书》出于东汉，盖因光武好谶，故东汉诸儒伪造此书。今《周易》乾坤凿度礼含文嘉诸书皆有传写本，大率皆言符谶占候之事，于本经无所发明。但古书难得，今不可不存其本也。

　　朝廷于有关经术之书，当遍加访求。士大夫一遇此类，亦须极力购之。若有力便当刻行，盖去圣日远，则《经》教日湮，而后之谈《经》者将日下一日矣。纵有小疵，亦当过而存之，使后世学士犹可取以折衷。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何独于经传而靳惜小费哉？

　　汉人说《经》皆有师法，不泥文字。盖于言句之外，自出意见而终不失本旨。世之所行，如焦赣《易林》、孔安国《尚书大传》、韩婴《诗外传》大戴《礼》，是《经》之别传，而皆可与之并行者也。较之后世，因文立义，泥而不通者，何啻天壤？今乃欲尽废彼而从此，抑又何耶？

　　《诗》有细，《春秋》有微，此书今皆不传。闻李中麓家藏书甚多，亦有意搜访诸经各家传注。想亦有世所不传本，恨无从一访求之耳。

　　京房《易传》一书，今虽有刻行本，但以五乡六亲世应生刻立说。正类今占卦家之言，恐是后人附会。然京房喜言祸福，或者是其本书，不可考也。

　　宋人说经，始于刘原甫。刘有《七经》小传，言简理畅，尚不失汉儒之意。余始得抄本，甚珍重之。后以与朱文石司成，已刻板于南太学。

　　刘原甫又有《春秋权衡》一书，甚好。余有一册乃宋板，今亦在文石处。

　　宋世名贤如范文正公、欧阳公、吕晦叔、王介甫、司马文正公、苏东坡、黄山谷皆言学，但皆本之经术以求实用，不空谈心性，此其所以为有用之儒耶。

　　东坡云《春秋》之学，自有妙用，学者罕能理会。若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绞绕，竟亦何用？惟丘明识其妙用，然不能尽谈。微见端兆，欲使学者自见之。

　　汉儒尚训诂，至唐人作正义而训诂始芜秽矣。宋人喜说《经》，至南宋人作《传注》，而说《经》遂支离矣。黄山谷在当时不甚讲学，然学问皆有切实工夫。又其言甚有理趣，如其言“以我观书，则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已茫然”，宋儒亦甚称之。余观集中言论更有出此上者，今尽拈出以示后人。

　　黄山谷与苏大通书云，既在官则难得师友，又少读书之光阴。然人生竟何时得自在饱闲散耶？三人行必有我师，此居一州一县求师法也。读书光阴，亦可取之鞍乘间耳。凡读书法要以《经》术为主。经术深邃则观《史》《易》，知人之贤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此皆切实近里工夫，其言迥出宋儒之上。又云：公家二父学术跨天下，公当得之多，辄复贡此，此运水以遗河伯者耶。则大通乃东坡之子侄也。

　　读书须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不虚用功。又欲进道，须谢去外慕，乃得全功。

　　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泛觞。沟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后往与洞庭彭蠡同波，下而与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学，诚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师；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将观足下之水波，能遍与诸生为德也。

　　山谷又云：读书须精治一经，知古人关捩子，然后所见书传，知其指归，观世故皆在吾术内。古人所谓胆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毁誉爱憎动其心。此胆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泽，要须探其根本。根本固则世故之风雨不能漂摇。古之特立独行者，盖用此道耳。

　　陈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荡四海会同者也。

　　汶山之水滥觞，及其成江，横绝吴楚，涵受百谷，以深其本源故也。

　　精于一，则不凝滞于物。鞭其后，则无内外之患。胸次宽，则不为喜怒所迁。人未信，则反聪明而自照。颜渊曰：舜何人哉，隰朋愧不如黄帝。夫设心如是，岂暇与俗人争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