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

　　序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讨军实儆其军，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鲁文、宣之际，土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张，齐、晋、秦、宋无敢抗颜行，谁能祸楚者，何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箸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康，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枿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己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齐、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鲁国臣民之聋蔥，起鲁国诸儒之废疾，望鲁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则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鲁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吾恐海内士大夫，狃于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甘于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鲁事。《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则知强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张之洞书。
　　
　　内篇
　　同心第一教忠第二明纲第三知类第四宗经第五正权第六循序第七守约第八去毒第九
　　外篇
　　益智第一游学第二设学第三学制第四广译第五阅报第六变法第七变科举第八农工商学第九兵学第十矿学第十一铁路第十二会通第十三非弭兵第十四非攻教第十五
　　
　　内篇
　　同心第一
　　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顾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虽贱，与有责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几何？一命所济，济者几何？匹夫所责，责者几何？然而积天下之秀才则尽士类，积天下之命官则尽臣类，积天下之匹夫则尽民类，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无能倾覆之者。是故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劝学，官以兴能，朝廷明于上则人才成于下。艰危之世，士厉其节，民激其气，直言以悟主，博学以济时，同心以救弊，齐力以捍患，人才奋于下则朝廷安于上。昔春秋之季，周若赘旒，孔子诛乱贼，孟子明仁义，弟子布满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馀年，七十子后学者，流衍益广。至西汉而儒术大兴，圣道昭明，功在万世。东汉末造，名节、经学最盛，李、郭之气类，郑康成之门人，亦布满天下，一时朝野多重操行、尚名义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汉以兴；诸葛隐居躬耕，而师友极盛。其人皆天下之豪杰，所讲明者天下之大计，故昭烈得之而成王业。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郑学，故北朝兵事纷纭，而儒风不坠。隋王通讲道河汾，门徒众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薛，皆与交游，其书虽有夸饰，其事不能尽诬，房、杜辈非必门人也，故贞观多贤而民得苏息。唐韩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赞伯夷，文宗六经，至北宋而正学大明，学统、文体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学术之中正、风俗之洁清，远过汉、唐，国脉既厚，故虽弱而不亡。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当时虽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满天下，故元有许、刘、吴、廉诸儒，元虐以减。明尚朱学，中叶以后，并行王学，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厉气节为事。三百年间，主昏于上，臣忠于下，明祚以延。咸丰以来，海内大乱，次第削平，固由德泽深厚、庙算如神，亦由曾、胡、骆、左诸公，声气应求于数千里之内，二贺［熙龄，长龄］、陶［文毅］、林［文忠］诸公，提倡讲求于二十年以前，陈［庆镛］、袁［端敏］、吕［文节］、王［茂荫］诸公，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有以致之。是故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回教，无理者也，土耳其猛鸷敢战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度蠢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国弱教改；希腊古教，若存若灭。天主耶苏之教，行于地球十之六，兵力为之也。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
　　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岉，必有与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说，圣道虽高虽美，彼安用之？五经四子，弃之若土苴；儒冠儒服，无望于仕进。巧黠者充牧师，充刚巴度，充大写［西人用华人为记室。名大写］。椎鲁者谨纳身税，供兵匠隶役之用而已。愈贱愈愚，愚贱之久，则贫苦死亡，奄然澌灭。圣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窜伏深山，抱守残缺。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毕生人奴，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
　　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执政以启沃上心、集思广益为事，言官以直言极谏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为事，将帅以明耻教战为事，军民以亲上死长为事，士林以通达时务为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则洙泗之传、神明之胄，其有赖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国也，而孔子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孟子守王道、待后学，保教也，而汲汲焉忧梁国之危，望齐宣之王，谋齐民之安。然则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之谓也。
　　教忠第二
　　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请言其实：三代有粟米、布缕、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调三等之赋，最称善政，已列多名。以后秦创丁口之钱、汉行算缗之法、隋责有司以增户口、唐括土户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盐钱，中唐、北宋有青苗钱，宋有手实法，金有推排民户物力之制，皆出于常例田赋、力役之外。明万历行一条鞭法，丁、粮尚分为二，明季又有辽饷、剿饷、练饷。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银并入钱粮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编审之法。于是历代苛征，一朝豁除。赋出于田，田定于额，凡品官士吏、百工闲民，甚至里宅货肆、钱业银行，苟非家有田产、运货行商者终身不纳一钱于官。
　　顺治元年，即将前明三饷除免；康熙中，复减江苏地丁银四十万；雍正三年，减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南昌一道地丁银十七万；乾隆二年，减江省地丁银二十万；同治四年，减江南地丁银三十万、减江南漕粮五十馀万石、浙江漕粮二十六万馀石。初制已宽，损之又损，是曰薄赋，仁政一也。
　　前代赐复蠲租，不过一乡一县。我朝康熙、乾隆两朝普免天下钱粮八次、普免天下漕粮四次。嘉庆朝复普免天下漕粮一次。至于水旱蠲缓，无年无之，动辄数百万。损上益下，合而计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宽民，仁政二也。
　　历代赈恤，见于史传者为数有限，或发现有之仓，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灾，富弼仅劝民出粟十五万斛，益以官廪；曾巩仅请赐钱五十万贯，贷粟一百万石。杭州之灾，苏轼仅请度牒数百道。本朝凡遇灾荒，仁恩立霈，动辄巨万。即如光绪以来，赈恤之举岁不绝书。丁丑、戊寅之间，晋、豫、陕、直之灾，赈款逾三千万金。此外畿辅、苏、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辄数百万或百馀万，从古罕闻。以今日度支之匮乏、洋债之浩繁，而独于赈恤之款虽多不惜，甚至减东朝之上供，发少府之私钱，出自慈恩，以期博济。是曰救灾，仁政三也。
　　前代国家大工大役，皆发民夫行赍居送，官不给钱。长城、驰道、汴河之工无论矣，隋造东都，明造燕京，调发天下民夫工匠，海内骚动，死亡枕藉。以及汉凿子午、梁筑淮堰、唐开广运、宋议回河，民力为之困敝。本朝工役皆给雇值，即如河工一端，岁修常数百万，有决口则千馀万，皆发库帑。沿河居民，不惟无累，且因以赡足焉，是曰惠工，仁政四也。
　　前代官买民物，名曰和买、和籴，或强给官价，或竟不给价，见于唐、宋史传、奏议、文集，最为民害。本朝宫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苏杭织造、楚粤材木，发帑购办，商民吏胥皆有沾润。但闻商贾因承办官工、承买官物而致富者矣，未闻商贾因采办上供之物而亏折者也。子产述郑商之盟曰“无强贾，无丐夺”，于今见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
　　任土作贡，唐虞已然，汉之龙眼荔支，唐之禽鸟，明之鲥鱼，皆以至微之物，而为官民巨害，其他贵重者可知。本朝此义虽存，所贡并无珍异，广东贡石砚、木香、黄橙、干荔之属，江南贡笺扇、笔墨、香药之属，湖北贡茶、笋、艾葛之属，他省类推，由官发钱，不扰地方。又如宋真宗修玉清昭应宫，所需木石、金锡、丹青之物，征发遍九州，搜罗穷山谷，致雁荡之山由此开通，始为人世所知，史书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兴花石纲，破屋坏城，等于劫夺。民不聊生，遂酿大乱。今内府上用，民不与知。是曰减贡，仁政六也。
　　前代游幸最为病民，汉、唐、宋以来，东封西祀，四海骚然。若明武宗北游宣大，南到金陵，狂恣败度，尤乖君德。至于秦、隋，更无论矣。本朝屡次南巡，亦间有东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观民为主，勘河工、阅海塘、查灾问民瘼、召试求人才，所过郡县必免钱粮。其桥道供张，除内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监商，或豁免积亏，或予以优奖。至今旧闻私记，但道其时市廛之丰盈、民情之悦豫，从无几微烦扰愁苦之词。是曰戒侈，仁政七也。
　　前代征伐多发民兵，汉选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劳关辅之师以讨南诏，田园荒芜，室家仳离，死伤过半，仅得生还。唐之府兵、明之屯卫，书生称为良法。然而本系农夫，强以战斗，征戍之苦，愁怨惨凄。司马温公尝论之矣，于忠肃尝改之矣。北宋签官军，刺义勇，练保甲，当时朝野病之。本朝军制不累农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绿营，嘉庆以后参用乡勇。其人由应募而来，得饷而喜，从无签派之事。是曰恤军，仁政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