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杂记

东山杂记
　　王国维
　　卷一
　　
　　乘石
　　今北方人家，门前必有升车之石，或累砖为之，而覆之以石。此古天子之制，诸侯以下所不得僭也，其名则古谓之乘石。《周礼·夏官·隶仆》云：“王行则洗乘石。”郑司农云：“乘石，所登上车之石也。”《诗》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郑毛传云：“扁扁，乘石貌。”郑笺云：“王后出入之礼与王同，其行登车以履石。申后始时亦然，今也黜而卑贱。”然则乘石惟王与后有之。故《尸子》云：“周公旦践东宫，履乘石，假为天子。”任彦升《百辟劝进今上笺》云：“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明三公以下不得有此物也。今则士庶人家亦多有之。又车上恒设小杌，以便升降时设之。或用短梯，此亦古妇人用之。《士昏礼》记云：“妇乘以几，从者二人，坐持几相对。”贾疏云：“此几谓将上车时乘之而登，若王后则履石，大夫诸侯亦应有物履之。今人犹用台，是石几之类也。”然则周人用几，乃类今之小杌。唐人用台，殆如今之短梯也。
　　
　　设碑识景
　　古之宫室三分，庭一在北，设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宗庙则丽牲焉。据《礼经》所记，则自天子以下至士，寝庙中皆有之，庠序亦然。今中外官署大堂，亦间有此物，亦约三分，庭一在北，但无碑之称，又不居中而偏左，然用以识日景则一也。周碑制度未闻，今汉碑存者，其上大抵有穿，此亦周之遗制。《祭义》：“君牵牲，丽于碑。”则其穿盖用以系牲，空时悬棺之木，亦谓之丰碑。盖以木上有穿以通绳索，其形似碑，故谓之碑。汉碑之用虽与周异，然其制犹周制也。今衙署所用识日景之物则全失其制，殆如佛寺之七如来幢矣。
　　
　　天子诸侯三朝三门
　　古者天子诸侯皆三朝三门。先郑司农以为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汉唐诸儒皆从其说。其实天子仅有皋、应、路三门，而无雉门、库门。戴东原正之，是也。今北京朝门亦与古合。禁城以内，午门、太和门、乾清门为三门，并天安门、端门计之，亦可谓之五门。其朝，则遇献俘诸大典，天子御午门楼，殆当古之外朝，太和殿当古之治庙，乾清宫当古之内朝。又郑康成《周礼注》谓：“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亦古之外朝。”《续汉书·百官制》注中详言其事。旧内阁大堂中设宝座，与汉之天子以下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同。然但为天子与阁部大臣议政之所，与周、汉之外朝异矣。
　　
　　注屋
　　今之宫殿，正殿皆九间，盖自汉已然。周制堂上仅有室户一，房户二，共三户。汉时则有九户。张平子《西京赋》：“正殿路寝，用朝群辟。大厦耽耽，九户开辟。”盖汉制已为九间之殿，其前通九间为一所，谓大厦是也。其后画为九室，每室一户，或虽通为一，而每间施一户，故有九户。《文选·景福殿赋》注引《洛阳宫殿簿》：“魏许昌承光殿七间。”魏时许昌离宫正殿犹用七间，则洛阳正殿自当用九间矣。古宫室之有东西南北四霤者，谓之四注屋。其但有南北二霤者，谓之两下屋，见《考工记》郑注。又《乡饮酒》、《乡射礼》皆云“设洗当东荣”，皆古士大夫礼。至《燕礼》云“设洗当东荣”，为人君礼。郑注：“当东霤者，人君为殿屋也。”贾疏：“汉时殿屋四向流水，故举汉以况周。言东霤，明亦有西霤。士大夫言东荣，两下屋故也。”则周时诸侯以上为四注屋，大夫以下为两下屋。汉殿皆用四注殿制，故人臣所居亦有殿称，以其同为四注屋故也。今惟宫殿寺观庙宇或为四注屋，人家罕用之，盖自周时已然矣。
　　
　　槛非门户之槛
　　古者室有户牖，堂则无之，故或用帘以蔽风口。《说文》曰：“饮堂帘也。”帘字从廉、以廉得名。《乡饮酒礼》所谓“堂廉”，谓堂与堂下间有廉棱也，帘垂于此，故有帘名。此以竹为之。其用布者谓之!，当亦从堂帘得名。《说文》云：“!，帷也。”《士丧礼》所谓“帷堂”是也。汉时始于阶间施栏槛。《汉书·朱云传》：“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师古曰：“槛，轩前栏。”明非门户之槛。今之大殿皆有长窗以当门户，盖自魏晋以后始矣。
　　
　　阙
　　古者天子门侧设两观而阙其中，故谓之阙。鲁亦有之，《礼器》所谓“天子诸侯台门”是也。今之门楼则设于门上，不在两侧，不知始于何时。余见汉画石像拓本，画汉函谷关形，关有两观，其下皆有门，共两门。韩文公诗“日照潼关四扇开”，是唐时犹然，此实古之两观与今之门楼中间之制度也。
　　
　　栌
　　汉武梁祠画像所画柱，其上皆有圆木三层，相袭而上，愈上愈大，以承栋梁，此即所谓欂栌也。《说文》云：“欂栌，柱上枅也。”《释名》云：“卢在柱端如都卢，负屋之重也。”都卢，矮人之称，则卢之短可知。又王延寿《灵光殿赋》“层栌磥垝以岌峨”，画像柱上之物有三层，其为欂栌无疑，今时罕用之。
　　
　　司命与灶
　　南方人家敬事鬼神，谓之东厨司命，此实合古代五祀中之司命与灶为一也。古者司命之祀有二。《周礼·大宗伯》“以樽燎祀司中司命”，盖即《史记·天官书》“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此乃天神。《楚辞》所谓大司命是也。《祭法》“七祀”“五祀”皆司命居首。郑注曰：“此小神，居人间，司察小过作遣责告者。”又云：“司命主督察三命”。此与户灶诸神，俱为小神。《楚辞》所谓小司命是也。据《祭法》，庶士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无祀司命之法。惟《士丧礼》记之，“疾病祀于五祀”，则有事时一用事而已。至汉则不然，《说文》“秕，以豚祠司命也”，引《汉律》云“祠秕命”。《风俗通》则云：“今民间祀司命，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檐箧中，居者别作小屋，齐地大尊重之，汝南余郡亦多有，皆祠以豚，率以春秋之月。”可见汉时司命之祀极盛，与今日祀灶无异也，不知何时始与灶合而为一神。按俗传《太上感应篇》，此书之作当在唐宋间，而其中已云司命灶君之神。《东京梦华录》亦云：十二月二十四日，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凹，谓之醉司命。则北宋时确已谓灶神为司命。然原其混合之始，当在汉晋之交。《抱朴子·内篇》：灶之神，每月晦，辄上天言人罪状。大者夺纪，纪，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三十日也。此已与郑君《礼注》督察三命之说相似。郑注又言今时祠司命，行神、山神，门户、灶在旁，则汉时已并五祀而一之，习久相忘，遂反配为主也。
　　
　　古之灶神
　　古之灶神，《淮南子》以为炎帝，戴圣及贾逵、许慎皆以为祝融。郑康成据《礼器》文以为灶，老妇之祭，其注《礼器》云“老妇先炊者也，以礼意求之”。郑说为近。然臧文仲燔柴于爨，郑君云“时人以为祭火神乃燔柴”。则周时已有以祀神者，至后世祀司命，盖已三变。观李少君以祠灶、偲道、却老方见武帝，则汉初方士或已为此说矣。
　　
　　盟誓之祀
　　古者盟誓，虽遍告天地四方及人鬼，然有专主盟誓之祀，《周礼·司盟职》所谓“北地诏明神”是也。《左传》襄十一年，亳之盟，载书曰“或间兹命，司慎司盟。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司慎司盟。”《说文》“"部”引作“司慎司命”。盟、命两字，古音同部，或能通假用之。归安吴氏所藏齐侯壶铭之文中有云“誓于大司命”，然则“司命”即《左传》之“司盟”，亦即《周礼》之“明神”也，其象则觐礼之方明。方明之象，虽兼天地四方，而实以司命为之主。以其用方木为之，故谓之方。以其主盟誓，故谓之明。后世小司命之祀虽盛，而大司命则汉以后民间未闻有之。至于近世，遂合司中、司命、司录三者为文昌之神，而以张恶子其人当之矣。
　　
　　中釆
　　城隍之祀，以城隍为名，义主于土，即古之社神，《祭法》所谓“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也”。又城乡土地祠亦然，所谓“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也”。今大江以南，人家宅神，亦谓之家堂土地。其神盖当古之中霤，亦社神之类也。《礼·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国主社。”则一家之中霤，即与一国一邑之社相当，其神亦为一人。《左传》晋蔡史墨言：五行之官，实为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又曰“后土为社”。）则社与五祀之神即此五官。故贾逵注《左传》云：“句芒祀于户，祝融祀于灶，蓐收祀于门，元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杜注于“后土”下亦云：“土为万物主，故称后焉，其神句龙焉。在家则祀中霤，在野则为社。”皆言社与中霤为一神。按：中霤，谓雨水所滴之处。本以地言，则此说似属可信。今之祀公宅神与冢墓之神，均谓之土地，其理一贯。可知今之宅神，实古之中霤，而其神则后土，其名则句龙也。
　　
　　瓜皮小帽乃弁之遗制
　　今之瓜皮小帽，明时已有之。刘若愚《酌中志》：“皇子未冠时，戴元青绉纱六瓣有顶圆帽，名曰瓜拉冠。”此与今之小帽无稍异处。然此亦不始于明，实古代弁之遗制也。《周礼·弁师》：“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癠，象邸玉笄。”郑君注：“会，读如大会之会。缝中也，每贯结五采玉十二以为饰，谓之綦。”则皮弁当以各瓣缝合，如今之小帽矣。郑注又云：“邸，下柢也，以象骨为之。”贾疏云：“下柢也者，谓于弁内顶上以象骨为柢。”则邸即今帽结矣，其制实与今之小帽无异，特所用材料不同耳。
　　
　　浏海乃古代子事父母之饰
　　十余年来，南北少年，无论男女，盛行浏海。翦其前面之发，垂之于额，其长者往往被眉，盖市肆所画仙人刘海蟾其发类此，故谓之前刘海。实则古代子事父母之饰。《诗》：“髡彼两髦。”髦者，发至眉，子事父母之饰。幼时盖以真发为之，然长而有父母者，犹为此饰。《礼注》云：“既殡，主人脱髦。”《丧大记》云：“小敛，主人脱髦。”盖以假发为之,故可脱，均以父母既死，无事此饰故也。
　　
　　诗纪制度风俗
　　古人作诗，直纪当时制度风俗，无凌猎无加减，非苟而已也。如《小雅·瓠叶》一篇咏燕饮食。首章云“酌言尝之”，此泛言也，次章则云“酌言献之”，三章云“酌言酢之”，四章云“酌言酬之”。古人饮酒之礼，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人人酬宾，献酢酬一爵而礼成。礼经所纪，无不如是，此诗次序亦同。又《行苇》及《宾之初筵》二篇，序燕射事次序，与《燕礼》及《大射礼》合。《楚辞》序祭祀事，与《特牲馈食》、《少牢馈食礼》略同，惟尊卑有殊，而节目不异。可知古人用语，无一字虚设也。
　　
　　棺葬考
　　古者殓用棺，葬用椁。椁之制度，经传不详。《檀弓》言“天子柏椁以端长六尺。”郑注：“以端，题凑也，其方盖一尺。”按《檀弓》“有子言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孟子意古棺七寸，椁称之。孔子所制，为庶人之礼，孟子所称，大夫之礼，以此差之。则庶人五寸，士六寸，大夫七寸，卿八寸，诸侯九寸，则天子盖一尺矣。故六寸者，以言其木之长也，五寸至一尺，以言乎木之方（即直径）也。至全椁之大小，则无文以言之。世以棺椁并言，疑椁之于棺大小不甚悬殊，或以椁即大棺。其实不然。按《广雅》：椁，廓也，且其字以郭为声，当取义于城郭。椁之于棺，犹郭之于城，其大小之差，率以恒倍许。《丧大记》曰：“棺椁之间，君容柷，大夫容壶，士容甒。”郑注《礼器》云：“壶容一石，甒容五斗。”盖用叔孙通汉器制皮之文。则大夫士棺椁间之大小，略可识矣。柷之大小，郭注《尔雅云“二尺四寸”，然《周礼·春官·司几筵》云：“其柏席用萑黼纯，诸侯纷纯。”郑注谓：“柏者，椁字磨灭之余。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按古席，率广三尺三寸三分有奇，故《文王世子》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远近间三席，可以问。”《曲礼》记讲间之席，则曰“席间函丈矣”。天子诸侯椁中皆有神坐之席，则棺椁之间，至少必得三尺有奇，以所藏明器推之，此亦最小之度矣。天子以下，明器不能知其详，惟据士礼言之，则有苞二，羊豕肉；筲三，黍稷麦；饔三，醢醯屑；癢二，醴酒；皆有木桁庪之。此外尚有用器，弓矢耒耜两敦两杅盘匜；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乐器，未详；而涂车刍灵之属，尚不与焉。下棺后，藏器于旁，加见藏苞筲于旁。此中各物，以甒为最大，自非容甒不可。大夫以上，明器愈多，则棺椁间之差亦随之而大，至《檀弓》谓“宋哀公葬其大夫，醢醯百饔”，他物亦当称是。《左传》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则未世侈奢之事，又非尺余之地所能藏焉。如此棺之两旁，既得三尺余，而古之棺制，亦不得过小。《檀弓》言“天子棺四重，大棺厚八寸，属六寸，椑四
　　寸，水兕革客三寸”，计二尺四寸，两旁合计四尺八寸。中间容尺之处，亦当得三四寸，则棺之径，至少当得八尺，并两旁各三尺许计之，当得十四五尺，其纵处亦略如之。此椁之大小之度也。椁之制，但有四旁而阙其上，以有抗木抗席及折故也，且古惟天子用隧，棺自羡道入，诸侯以下，皆自上下棺，故惟四围之椁，先树圹中，而折及抗木，必加于下棺之后。然四旁之椁，必得与抗木而始成一物，故抗木等亦椁解。《左传》成公二年所谓“椁有四阿”是也。诸侯以下，椁上皆平，士下棺后加折，方凿连木为之，缩者三，横者五。抗木则横三缩二，每五枚为一重，士一重，大夫再重，诸侯三，上公四，加其重数而已，其上皆平俎也。惟天子五重，则四注而下，以木之端凑于上而修其下，如屋形，所谓四阿者。杜注：“四阿，四注椁也。”孔疏曰：“《士丧礼》下篇，抗木缩二横三以负土。”则士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则其上方而尖也。《礼》：“天子椁题凑，诸侯不题凑。不题凑，则无四阿。”其说是也。然则《檀弓》所谓“柏椁以端长六尺”者，当以六尺之木，纵系二屋，为四注屋形。六尺再椁，每旁得一丈二尺，而四隅之木又当加长焉，然后可以周覆椁上。椁之四旁之大小，既有一丈四五尺，以一丈二尺之物，交覆于一丈四五尺之上，此四注屋之斜#度也。然则椁之制，天子崇其上，诸侯以下平之，而视棺之大小，则如郭视城之大小，则可决也。古椁皆用木，《檀弓》云“天子柏椁”，《丧大礼》云“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是也。然则天子则以石表之。《周礼·夏官·方相氏》：“及墓入壙，以戈击四隅，欧方良。”郑注：“壙，穿地中也。方良，罔两也。天子之椁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焉。”《国语》曰：木石之怪夔罔两也。郑氏此注以汉制推之，周时果如此，殊不可知。然《檀弓》称“宋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则周季已有为之者矣。秦始皇之葬，石椁为游馆。（《汉书·刘向传》）汉文帝亦言“以北山石为椁，用$絮剒陈漆其间。”（《张释之传》）则自秦已后，实用石椁，然其里或尚以木为之。刘向言始皇墓发掘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则石椁之下，尚有木椁，《汉书》所谓“黄肠题凑”，即是也。《续汉书·礼仪志》：皇帝登遐，“作油缇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如礼。”《汉书·霍光传》：“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垒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如淳曰：“《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楩椁，柏黄肠题凑。”则黄肠题凑次最居外，与康成所谓“以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者，语可互证，殆所用以支石者。观文帝谓石椁时，以$絮剒陈漆其间，则当时治石之工，殆不甚巧，或须以木支持。然《霍光传》云“黄肠题凑一具”，则又似与梓宫、便房等同置于壙中，非复支壙之物矣。罗氏唐风楼藏汉墓石拓本五，其一铭曰：永建五年二月"日董"石，广三尺，厚尺五，长二尺；其二曰："伯石，广三尺，厚二尺，长三尺二寸第（下阙），阳嘉元年十一月省（下阙）；其三曰：第九百二十五，广三尺，厚尺五寸，长三尺九寸二分，熹平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更黄肠椽三条主；其四曰：四百四十三，广四尺，厚尺五寸，长尺九寸五分，"平三年八省椽陈"主；其五曰："石，广三尺，厚尺二寸，长三尺"。又《陶斋藏石记》所录尚有一石，曰：阳嘉元年三月日冷攸石，广三尺，厚尺五寸，长四尺五寸，第卅二。而罗氏所藏熹平元年墓石拓本，其石亦在端氏，此石独云更黄肠椽三条主，则为石椁之石盖无可疑。其云董"石、"伯石、冷攸石者，盖系以死者姓名。其云黄肠椽三条主（三条疑主条之泐）椽陈"主者，则主吏姓名。第九百二十五、四百四十三、第卅二等，则记石之次第，用石至九百余，其椁之大，可以想见。按：此种墓石，古代已有出土者。《水经注》济水条云：汉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后仪渠），谓之石门，世亦谓之石门。水门广十余丈，西去河三里，石铭曰“建宁四年十一月黄肠石”也，而主吏姓名，磨灭不可复识。魏太和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石字沦落无复在者云云。此一节所记，未免小误，盖造水门时，实发汉建宁间旧墓石为之，郦善长直云水门为建宁四年所造，则误以治墓之年，为作门之年，而不悟水门之铭不得称黄肠石也。又善长所云黄肠石，不知石文果如是否？抑铭本作更黄肠椽某某主，而椽字以下断泐，遂谓为黄肠石欤？又熹平元年墓石，所云肠者疑更者代也，谓以石代黄肠也。然则郑君“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之说，或不可尽信，抑至后世，去木用石，而石即蒙黄肠之名欤？非多见古冢墓之内形，盖不能臆断矣。汉时天子之壙谓之方中，《汉书·张汤传》所谓“治方中”是也。如淳曰“《汉仪注》陵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二丈”，《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续汉志》注引），此谓所穿之全地也。其中置棺之地，则谓之明中。《汉书·霍光传》注：“如淳曰：《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云：“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宫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共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云云。则明中在方中之中而小于方中，正藏棺之处也。然明中又有前后二所，《帝王世纪》载：“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水经注》济水条言金乡山有冢，谓之秦王陵，山上二百步，得冢口，堑深十丈，两壁峻峭，广二丈；入行七十步，得埏门，二外左右皆有空，可容五六十人，谓之白马空；埏门内二丈得外堂，外堂之后，又得内堂。观者皆执烛而行，虽无他雕镂，然治石甚精，或云是汉昌邑哀王冢，所未详也。王隐《晋书·地道记》亦记此事，则云“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深三十丈，傍却入为堂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云云。此云“为堂三方”，当以内外堂为一，并左右两室计之，此二室当用以葬后妃宫人者，特未就耳。此上二冢之制，皇甫谧所记则距献帝之葬不远，其言当可据。郦善长所记金乡山古冢，则当据目验记之，惟记言隧道之深，则与《晋书·地道记》不合；又既云堑深十丈，复云行七十步得埏门，亦复自相抵牾，盖字有讹脱也。惟内外二堂之制，则二冢相同。去岁日本滨田耕作君，于旅顺所发汉冢，亦有内外二堂，则《汉旧仪》明中四周二丈之说，但指一堂言之也。《抱朴子》言：吴景帝时，“戍将于广陵掘诸冢，取版以治城，所坏甚多。复发一大冢，内有重阁，户扇皆枢转，可开闭，四周为徼道通车，其高可以乘马。”所谓重阁，恐亦谓前后二堂，其云四周为徼道，则又《汉旧仪》所云设四通羡门相合。此徼道者，当与妃妾葬处相通，《汉旧仪》谓营陵馀地为西园后陵，馀地为婕妤以下。《霍光传》所谓“赐枞木外藏椁十五具”，则此徼道当为通外藏之所矣。地下之事，徵实不易，故备记之如右。便房之语，苏林曰：“便房，藏中便座也。”师古曰：“小曲室也。”《汉书·陈汤传》云：“昌陵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则便房似于治陵之时即为之，苏、颜二说或是也。然如淳引《汉仪注》，以为梗椁，则楩乃梗字之假借。梗房之语，与梓相对，梓可云宫，则梗亦可云房。若以为藏中便座，则《霍光传》不得云“便房一具”矣。《续汉书·礼仪志》所载帝后陵中明器，除挽车九乘外，其馀皆用士礼，与《既夕礼》吻合。其赠币且用帷记，较《既夕礼》尤俭。殆谢忱书所谓太尉胡广等定耶？乡党无议其失礼者，殊不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