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稗史笺证

　　呻吟语虽然以记载北迁的宋皇室宗族为主，但也兼及流落北方的其它人。如靖康二年五月「十九日……闻贡女三千人，吏役工作三千家、器物二千五十车是日始至，点验后，半解上京，半充分赏，内侍、内人均归酋长，百工诸色各自谋生。妇女多卖娼寮，器物收储三库，车辂皆留延寿寺。」接着，便引燕人麈补充说：
　　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自食[其]力者颇足自存，富戚子弟降为奴隶，执炊牧马，皆非所长，无日不撄鞭挞。不及五年，十不存一。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余都相若。
　　上面所引该书之跋已经明确，燕人麈是作者的儿子为了印证其父的记载而在整理遗稿时增入的，它的确起到了「可相发明」的作用，所作确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本书还有不少可资考史的地方。例如宋史卷四四七忠义传中的陈遘传有下列记载：
　　京城既陷，割两河求和。遘弟光禄卿适至中山，临城谕旨，遘遥语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义自处，宁当卖国家为囚孥乎……遘呼总管使尽括城中兵击贼，总管辞，遂斩以徇。又呼步将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辞，遘固遣之。振怒且惧，潜衷刃入府……遂害遘于堂，及其子锡并仆妾十七人……振出，帐下卒噪而前曰：「大敌临城，汝安得杀吾父？执而捽裂之，身首无余。城中无主，乃开门降。金人入见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敛而葬诸铁柱寺。建炎初，赠特进。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五亦记此事云：
　　金人以太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帅陈遘登城，金人以太上皇至城下谕令开门降，太上呼遘曰：「道君皇帝也。」遘恸哭曰：「陛下安得至此？」提辖沙贞(按即沙振)曰：「此中岂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诡计也。」以箭射之，遂鼓众喧闹而杀遘……于是贞自守中山，金人逼太上皇以归。
　　这两段记载颇有点矛盾：(一)城下谕旨令降的究竟是谁？是陈遘之弟陈适，还是徽宗本人？(二)众所杀的为谁？是陈遘还是沙振？(三)沙振杀主将，「自守」还是投降？凡此种种，两段记载互相抵牾之处甚多。我以为，关于这一事件，呻吟语所记最为明确。呻吟语曰：
　　二十八日，太上抵中山，呼守将曰：「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痛哭不奉诏，提辖沙贞(按即沙振)杀之，以城降。
　　显然，宋史为了回避，而略去了徽宗亲临城下谕降的事实。其实，当时的徽宗，不过是金人的俘虏而已，金人焉肯不利用「大宋皇帝」这块招牌来使宋将投降？且只有沙振欲降，纔会杀死「不奉诏」的主将，否则，断无别的解释。宋史陈遘传谓城降在沙振死后，似「降」与其无关；而三朝北盟会编不谓其杀主将为「降」，反谓其「自守」，皆于理难通。似只有呻吟语所记，当得其实。
　　呻吟语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徽宗北迁关于徽宗北迁之日期，一为三月二十九或三十日，一为四月一日。盖前者从徽宗离开斋宫，集中到刘家寺计，后者盖从车驾离开刘家寺计。，迄绍兴十二年梓宫南返，较全面地记载了这一段悲残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我们在本文开篇时已经说明，呻吟语是宋人著作。金人也有这方面的著作，这就是宋俘记。宋俘记共分宫眷、宗室、戚里、臣民四部份，现只存宫眷全部和宗室一小部份，其它都已亡佚了。作者可恭，事迹不详。本书开篇说：「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既平赵宋，俘其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都由开封府列册津送，诸可考索。入寨后，丧逸二千人，遣释二千人，廑行万四千人。北行之际，分道分期，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妇十存七。孰存孰亡，瞢莫复知。追溯临憘，贯分六道，阇母、谷神两道记载犹缺，余虽详略不同，要有笔札可推。删繁记要，以存其人……」这就是说，这本宋俘记是根据开封府「列册津送」的名单和诸路监押宋俘的「笔札」撰写而成，但阇母、谷神两道之笔札缺略。考宋俘记开篇，知阇母所监押的为「首起：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濮王，晋康、平原、和义、永宁四王皆预焉。」而谷神监押的为「六起：贡女三千一百八十人，诸色目三千四百十二人。」这就是说，本书必详于宫眷、宗室，而略于戚里、臣民。
　　宫眷共有徽宗(称昏德公)、钦宗(称重昏侯)两部份，每部份都包括本人、妻、妾、婢、子、女、媳、孙、孙女等数项，逐人纪录，略叙其北迁及北迁后之梗概，大多极为简单。如上文我们征引的呻吟语关于燕王俣之死的记载，较为具体，本书则不然，本书只云：「赵俣即燕王，四起北行，四月十六日殁于都城店。」比呻吟语所记简单了许多。再如呻吟语于绍兴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记云：「沂王■〈木咢〉、驸马刘文彦首告太上左右及信王谋叛，千户孛堇按打曷即习古国王接其词。七月，遣使诘问，太上遣莘王植、驸马宋邦光渡河往辩……沂王、刘文彦承诬……宣命赐死。」而宋俘记只云：「■〈木咢〉十年七月控昏德左右叛，坐诬，伏诛于五国。」足见宋俘记所记旨在存其事迹大略，而不及细节及其它。
　　本书大部份可补宋史宗室传有关传记之缺，同时，亦有不少地方可资考史。如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云：「荣德帝姬至燕京，驸马曹晟卒，改适习古国王。」据开封府状：「荣德帝姬二十五岁，即金奴。」而本书则明云：「金奴入达赉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并注云：「皇统二年封夫人。」考呻吟语：「绍兴十二年(即金皇统二年)三月，虏封华福帝姬，玉嫱、飞燕宗姬，并次妃，荣德帝姬夫人……」可证本书所记正确，而宋史所云则没有根据。我们由此例，已不难看出本书价值之一斑。

　　[五]本书的流传及其版本

　　本书自南宋咸淳丁卯(即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编定之后，似没有刻本、流传甚少，至自宋以后诸家书目皆未著录。但本书却很快传到了高丽。辛巳三月(即明惠帝建文三年、公元一四０一年)朝鲜李朝国王遗德在本书上写有一个题跋，跋云：
　　中土祸患，至宋徽、钦而极，子息蕃衍，耻辱亦大，前史未有也。是编久存大藏，朕微时见转钞本于同年家，差脱不可句读。践祚后，检诸故府，得此，有先「忠烈王」图印，是百年前传写来。披览事变，终始咸悉。宋金所为，皆有国者金鉴。正史隔越两朝，卷帙繁博，无此融会贯通。暇当考征芟补，命儒臣泐为一书，为万世子孙戒。辛巳三月上巳，遗德笔。
　　考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忠烈王讳昛，古讳谌(按元史作「愖」)、又賰，元宗长子，母曰顺敬太后金氏。高宗二十三年丙午二月癸丑生。四十六年，高宗薨，元宗以太子入觐于元，王时为太孙，受遗诏，权监国事。元宗元年八月，册为太子。十三年入元，十五年，尚元世祖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六月癸亥，元宗薨。甲子，百官会于本阙，遥尊为王。秋七月，元遣同知上都留守事张焕册为王。」元史卷八世祖纪亦云：至元十一年秋七月「癸巳，高丽国王王植薨，遣使以遗表来上，且言世子愖孝谨，可付后事。敕同知上京留守司事张焕册愖为高丽国王。」与高丽史所记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忠烈王于至元十一年(即宋咸淳十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即位。又据高丽史卷三二忠烈王世家，其人死于戊申三十四年秋七月己巳，即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一三０八年)。即然朝鲜李朝内府所藏靖康稗史有「忠烈王」图印，那么就可以肯定，这本书至晚在公元一三０八年之前，就已传到了高丽。又考东藩记事，遗德即芳远，于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一四００年)嗣位，第二年，他便写了这个书跋，其云「当是百年前传写来」，亦与史完全吻合。由于朝鲜国王如此重视这本书，把它视为「有国者金鉴」，故其书在朝鲜一直保存并流传。
　　我国最先得到这个朝鲜传钞本的是苏州学人谢家福(绥之)，时间是在清光绪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随即，他又请人过录了个副本，送给他的朋友——著名藏书家丁丙，现在藏在南京图书馆的钞本靖康稗史，就是这个本子。
　　靖康稗史最通行的本子是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王大隆刊印的己卯丛编本，这个本子是丁秉衡在江南图书馆(按即后来的南京图书馆)据丁丙藏本钞出的。可惜，丁秉衡先生的钞本除一两篇外，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脱漏，而王大隆在刊印时，又没有去复校一次，致使这个低劣的本子一直流传至今。由于原钞本不易见，今为读者方便，特将该书重要脱漏校录如下：
　　(一)瓮中人语：靖康二年二月初二日记事之后，脱「初三日，虏索男女乐工、医人出城。」凡十三字。(按，字数不计标点，下同)且将初四日事，误作了初三日事。
　　(二)开封府状：道宗妃嫔一百四十三人名单中，「罗才人二十岁，名醉杨妃，即罗夫人」之后，脱「程才人十八岁，名云仙，即程夫人。」凡十三字。
　　(三)南征录汇：天会五年二月初五日「令内侍指认点验后」，脱「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凡十五字。末一「后」字，接下文「宫以下」三字。缘上文「点验后」末一字亦为「后」字，故误接下文，致脱。
　　又同年三月初七日记事之后，脱「保福帝姬薨刘家寺【见日录。】」凡正文八字、注文三字。
　　(四)呻吟语：建安二年正月至三月，叙钦宗、徽宗生子、生女，各列新生子女之名后，脱「均殇」二字。
　　又绍兴元年引燕人麈云：「醒而悔之」下，脱「悉以分赐」四字。
　　又绍兴十一年「广平郡王薨」之前，脱「荣德、宁福两帝姬封良家子。」凡十一字。
　　(五)宋俘记：昏德长女条，「玉盘入蒲鲁虎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后，脱「三年十二月殁。金奴入达赉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凡十九字。
　　又昏德媳九人条，「孔令则入宝山大王寨」后，脱「八年，敕配伪建安郡王赵梃。自刘家寨」凡十五字，下接「五起北行」句。
　　又昏德「孙女二十九人……益一即虎头」下，脱「均五起北行，玉嫱入宫，封夫人，晋帝姬。含玉嫁韩昉子，虎头」凡二十三字，下接「嫁克锡子」句。因「益一即虎头」，与「嫁韩昉子」后亦「虎头」二字，误接下文致脱。
　　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不仅脱漏严重，而且错字也很多，如「广漠」误作「广汉」，「屯驻」误作「尖驻」，甚至人名「希尹」误作「希尸」、「阇母」误作「闹母」、「辛香」误作「卒香」、「佛逃」误作「佛迷」等等，不胜枚举。
　　最后，顺便提及，丁丙本来在原书上有两个很有价值的跋语，不仅说明了他这个钞本的来龙去脉，还考证了遗德其人，足资参考。而己卯丛编本却摒而不录。不录丁跋也罢，却外加了不少杂七杂八的跋语，实在是丢了西瓜而捡芝麻，甚不足取。更有甚者，王大隆的某些校语也莫明其妙，如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其中有些话，如「第二十八程，自习州九十里至来州。无古迹可云。」凡十八字，钞本具在，只是将「程」误作了「城」，而王大隆却硬说：「以上十八字，据会编校补。」这类情况，我以为倒不是王大隆故弄玄虚，而是他上了丁秉衡钞本的当。很显然，这是丁秉衡钞漏了，王大隆用三朝北盟会编校补了这个缺漏。由于他过份相信丁秉衡钞本的准确性，而未去复核原钞本，故留下了上述「丈二和尚」式的校语。这说明，刊印或整理古籍，必须得下点真功夫，来不得半点投机与取巧，否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我以为，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就正是这样一个取巧省事，效果不佳的典型。
　　说到这里，需要回过头来回答，靖康稗史这部书为什么在我国反而这样罕见不传呢？我以为，这需要看南宋，特别是高宗朝禁野史私着的目的。有人说，这是朝廷怕勾起昔日的党争而采取的措施。我不排除这种因素，但我们从靖康稗史的内容不难看到，宋廷所以搜禁私家史着，恐怕更在于掩其家丑。很明显，宋廷是不可能容忍像靖康稗史中所收的那样的史着流行的，试看三朝北盟会编所征引的上百种私家史着，有几部留传下来了？它们所以遭厄运，其原因正在这里。那么，宋廷既不能容忍这些私着流行，何以徐梦莘编成三朝北盟会编后，「帝闻而嘉之」呢？我以为，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徐氏的会编，并不是将这些私家史着整部钞入，而是作了较大选择，同时，书中也不能不有所回避。应该说，这种作法，正合宋廷的口胃，宋帝又焉得不「闻而嘉之」呢？需要说明，宋廷虽然明禁这些私家著述，但并不是所有这类书都禁，没有违碍，或违碍不大者是不在其内的，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不就是朝廷令其曾孙司马伋上奏的吗？明乎此，我们就更加确信，大凡不得流传的野史私着，必涉皇家之丑或当权者之隐私，而靖康稗史正属此类，其不流传也便不难理解了。

　　[六]余论

　　所谓稗史，通俗地、准确地说就是小史，正是从「小」这个意义上说，它既不同于正史，又有别于一般含意上的野史。谈到「小」，首先是篇幅小。即以靖康稗史所收的七种而论，除宋俘记已残，我们不得知其全貌外，其它六种，皆各为一卷。这一卷，充其量不过相当于正史的一篇而已。其次是时间跨度小。稗史大多只记一时一事，所包时限，多则数年，少则数月，一事结束，即告终篇。这比起隔朝跨代的史书来，亦不过是其九牛之一毛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