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录话

　　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者，处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馀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复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大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逄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然吾犹有微恨，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类，赏物太深，若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至甘露十家之祸乃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句，得非为王涯发乎？览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况冤亲相寻，缴绕何已。乐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为深得于佛氏，犹不能旷然一洗，电扫冰释于无所有之地，习气难除至是。要之若飘瓦之击，虚舟之触，庄周以为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宝，谓笔、墨、纸、砚也，其实三耳。歙本不出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它笔数枝。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于是浸不见贵而家亦衰矣。歙州之三物，砚久无良材，所谓罗文、眉子者不复见，惟龙尾石捍坚拒墨，与凡石无异。欧文忠作《砚谱》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盖各因所见尔。方文忠时二地旧石尚多，岂公所有适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纸则近岁取之者，多无复佳品，余素自不喜用，盖不受墨，正与麻纸相反，虽用极浓墨，终不能作黑字。惟黄山松丰腴坚缜，与他州松不类，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烟者，三十年来人始为之，以松渍漆并烧。余大观间令墨工高庆和取煤于山，不复计其值、又尝被命馆三韩，使人得其贡墨，碎之，参以三之一，既成，潘张二谷、陈瞻之徒皆不及。丧乱以来，虽素好事者，类不尽留意于诸物。余顷有端砚三四枚，奇甚，杭州兵乱，亡之。庆和所作墨亦无遗，每用退墨砚磨不黑滞笔墨，如以病目剩员御老钝马。
　　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较，此正不然，黑者正难得，但未尝细别之耳。不论古墨，惟近岁潘谷亲造者黑，它如张谷、陈瞻与潘使其徒造以应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写字不黑，视之耄耄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尽，惟此物未能忘，数年来乞墨于人，无复如意。近有授余油烟墨法者，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极简易，胶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参之。试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则黑，桐油则不黑，世多以桐油贱不复用麻油，故油烟无佳者。
　　宣和初有潘衡者卖墨江西，自言尝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争趋之。余在许昌见子瞻诸子，因问其季子过，求其法，过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无聊，衡适来见，因使之别室为煤，中夜遗火，几焚庐。翌日煨烬中得煤数两，而无胶和，取牛皮胶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块仅如指者数十，公亦绝倒。衡因是谢去。盖后别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衡今在钱塘竟以子瞻故售墨价数倍于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与九华朱亻堇上下也。
　　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刘原甫虽出其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甫，及书梁入阁事之类，原甫即为剖析，辞辨风生，文忠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经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复忤韩魏公，终不得为翰林学士，将死，戒其子弟无得遽出其集曰：后百馀年世好定当有知我者。故贡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谥曰公是先生。贡父子生亦好谐谑，慢侮公卿，与王荆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谥曰公非先生。原甫百七十五卷，贡父五十卷。
　　宜兴善权、张公两洞，天下绝境也，壬子夏余罢建康归，大雨中枉道过之。张公洞有观，访其旧事，惟南唐李氏时碑言张道陵尝居尔。善权有咸通八年昭义军节度使李赎寺碑，盖尝废于会昌中，以己俸赎之。自言太和中尝于此亲见白龙自洞中出，洞之胜处不可尽名，但恨通明处少，略行三十步即须秉火而后可见，大抵与张公洞相似。当时藩镇名迹今见于史而略无有，惟碑先载奏状，后具敕书云：中书门下牒，牒奉敕云云，宜于所奏，仍令浙西观察使速准此处分，牒至准勒。故牒与今尚书省行事不同，今四方奏请，事出有司者，画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请者，以札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尚书省皆不自行也。敕后列平章事十人，称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称司徒兼太保不出姓，旁书使者一，称左仆射杜者一，称司空夏侯者一，皆带检校，不名司徒。杜者，惊也，令狐者，也，左仆射杜者，审权也，司空夏侯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系姓。有称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路者，岩也，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曹者，确也，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卢者，商也，此皆见宰相也。七人与史皆合。惟司徒崔与司徒兼太保无姓，及曹确后有工部尚书韦，旁书使，亦当为又见宰相三人。纪其表皆不载，不应有遗脱，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馀帙，多得前世故事与史违，俱尝为《金石类考》五十卷，此后所得不及录也。
　　士大夫子天下事，苟聪明自信，无不可为，惟医不可强。本朝公卿能医者高文庄一人而已，尤长于伤寒，其所从得者不可知矣。而孙兆、杜壬之徒始闻其绪馀，犹足名一世。文庄，郓州人，至今郓多医，尤工伤寒，皆本高氏。余崇宁、大观间在京师见董汲、刘寅辈，皆精晓张仲景方术，试之数验，非江淮以来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黄州，蕲州医庞安常亦善医伤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圣散子方》，初不见于世间医书，自言得之于异人，凡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子瞻奇之，为作序，比之孙思邈《三建散》，虽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伤寒论》中，天下信以为然。疾之毫厘不可差，无甚于伤寒，用药一失其度则立死者皆是，安有不问证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今医者悟，始废不用。巢谷本任侠好奇，从陕西将韩存宝出入兵间，不得志，客黄州，子瞻以故与之游，子瞻以谷奇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通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试其药，人之惑盖有至是也。
　　天下之祸莫甚于杀人，为阴德者亦莫大于活人。世多传元丰间有监黄河埽武臣，射杀埽下一鼋，未几死而还魂云：为鼋诉于阴府，力自辩鼋数败埽，以其职杀之，故得免，而阴官韩魏公也，冥间呼为真人。余始不信，后得《韩氏家传》载其事，云裕陵所宣谕，乃不疑。且杀一鼋犹能诉，而况人乎？兵兴以来，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谓有将略，且相谓必敢于杀人，余盖闻而惧也。兵事虽以严终，而孙武著书列智、仁、信、勇、严五物，而不以严先四者，盖孙武犹知之。《书》所谓“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者，临敌誓师之言，非平居御众之辞，世每托此以为说，亦未之思也。
　　余在许昌岁适大水灾，伤西京尤甚，流殍自邓唐入吾境，不可胜计。余尽发常严所储，奏乞越常制赈之，几十馀万人稍能全活，惟遗弃小儿无由皆得之。一日询左右曰：人之无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愿得之，但患既长，或来岁稔父母来试认尔。余为阅法：例凡因灾伤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出。乃知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弃而不育，父母之恩则已绝，若人不收之，其谁与活乎？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印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使自言所从来，明书于券付之，略为籍记，使以时上其数，给多者赏，且分常平馀粟，贫者量授以为资。事定按籍给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夺之沟壑，置之襁褓。此虽细事不足道，然每以告临民者，恐缓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术也。
　　《老子》、《庄》、《列》之言皆与释氏暗合，第学者读之不精，不能以意通为一。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老氏别《道德》为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则为非矣。惟《庄》、《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庄子》以内外自别，内篇始于《逍遥游》，次《齐物》，又其次《养生主》，然后曰《人间世》，继之以《德充符》、《应帝王》而篇尽矣。《列子》不别内外，而首名其篇曰《天瑞》，瑞与符比言，非相谋而相同，自《养生主》而上，释氏言出世间法也；自《人间世》而下，人与天有辨矣。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庄子》谓之符，《列子》谓之瑞，释氏有言信心而相与，然许谓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宁以来，学者争言《老》、《庄》，又参之释氏之近似者，与吾儒更相附会，是以虚诞矫妄之弊语实学者群起而攻之，此固学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责之也。《逍遥游》何以先《齐物》？曰见物之不齐而后齐之者，是犹有物也，若物未尝有，物则不待齐，而与适则无往而不逍遥矣。《养生主》何以次《齐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谓尽己之性而后尽物之性者，克之则可赞天地之化育，然则是亦世间法耳，何足为出世间法乎？曰：非也，气之为云也，云之为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云雨之在上，谓之地可乎？及其降于地，则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庄子》言其别，此《列子》所以混内外而直言《天瑞》，《庄子》列其序而后见其符，合是三者而更为用，则天与人莫之有间矣。吾为举子时不免随众读此二书，心独有见于此。为丹徒尉，甘露仲宣师授法于圆照，本久从佛印了元游，得其聪明妙解，吾常为言之，每抚掌大笑，默以吾说为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时与论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庄子》言“举天下誉之不加劝，举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与其誉尧而非桀，不若两忘而化其道”。自我言虽天下不能易，自人言虽尧桀无与辨处毁誉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毁誉之言，不胜毁誉之言也。夫庄周安知有毁誉哉？彼盖不胜天下之颠倒反覆于名实者，故激而为是言耳。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毁誉之来不考其实，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当，虽三代无是法也。进九官者视其所誉以为贤，斥四凶者审其所不与为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于所不能胜，则孔子亦无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置而不言与夫无所劝、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庄周激言之，其志则一尔，叔孙、武叔毁孔子于朝，何伤于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轻言医，然人疾苟无大故，贫不可得药，能各随其证而施之，亦不为小补。盖疾虽未必死，无药不能速愈，呻吟无聊者固可悯，其不幸迟延，苟变而生他证，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时有以济之，虽谓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岁支系省钱二百千，合药散军民，韩魏公为谏官时所请也。为郡者类不经意，多为庸医盗其值，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余在许昌岁适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岁皆忘不及举，可以知其怠也，遂并出千缗市药材京师，余亲督众医分治，率幕官轮日给散，盖不以为职而责之，人人皆喜从事此，何惮而不为乎？自余居此山，常欲岁以私钱百千行之于一乡，患无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为，每求僧或净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婢多疾，视药囊尝试有验者，审其证，用之，十人而十愈，终幸推此以及邻里乎？陆宣公在忠州集古方书五十篇，史云避谤不著书故事尔。避傍不著书可也，何用集方书哉？或曰：忠州边蛮夷多瘴疠，宣公多疾，盖将以自治，尤非也。宣公岂以一己为休戚者乎？是殆援人于疾，若死亡而不得者，犹欲以是见之，在它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医扁鹊和缓之术世不得知，自张仲景、华佗、胡洽深师徐彦伯有名一世者，其方术皆医之六经，其传直至于今，皆后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孙真人为《千金方》两部，说者谓凡修道养生者，必以阴功协济，而后可得成仙，思邈为《千金前方》时已百馀岁，固以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医者皆以二书为司命也。思邈之为神仙固无可疑，然唐人犹记中间有用虻虫水蛭之类渚生物命，不得升举，天之恶杀物者如是，则欲活人者岂不知之，况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贵人多验，贫下人多不验，俗方施之贫下人多验，富贵人多不验。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贵人平日自护持甚谨，其疾致之，必有渐发于中而见于外，非以古方术求之，不能尽得；贫下人骤得于寒暑、燥湿、饥饱、劳逸之间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对皆可为也，而古方节度或与之不相契。今小人无知，疾苟无大故，但意所习熟，知某疾服某药，得百钱鬻之市人，无不愈者，设与之以非其所知，盖有疑而不肯服者矣。况古方分剂汤液与今多不同，四方药物所产及人之禀赋亦异，《素问》有为异法方法立论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即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尽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