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识录

贤识录明陆釴

　　洪惟我国朝太祖开基，胡元终运，乾坤再整，曰月重明。而其应天顺人，创业重统，立纲陈纪，尽制尽伦，巍乎成功，焕乎文章，一时臣工仰名言之莫尽，幸亲见之。有知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作，类而述之。■〈氵亟〉泳之余，庶得以知识乎盛美云。
　　我太祖高皇帝微时，尝托身濠之皇觉寺。旋丁兵乱，寺僧散去。上祝伽蓝神，以竹茭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难，则以阳报；守旧，则以阴报。”祝讫，掷茭，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后祝曰：“出不许，入不许，神其欲我从雄而后昌乎？则请如前。”於是再掷，如前。
　　上惊悔以为难。复祝而掷，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归滁阳。时至正壬辰闰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时，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杯茭，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为圣茭。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宋人记之，谓天命素定如此。宴元宪为留守，题庙中诗，有“庚庚大横兆，謦欲如有闻”之句。盖谓其事与我太祖事亦何其相类也。（出何孟春《余冬序录》）
　　高皇龙潜时，过临淮郭山甫，山甫惊异，具馔与交欢。酒酣跽上，备陈：“天表之异，他曰贵不可言。幸无相忘。”
　　上去，山甫语诸子：“吾视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由此贵。宜谨事之。”复以女入侍，从渡江，协孝慈以肇家。
　　孝慈崩，尝摄六宫事。号皇宁妃，追封山甫营国公。（出祝允明《野记》）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推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太祖心久厌之。洪武改元，乃诏悉复衣冠唐制。士民皆束发於顶，官则乌纱帽，圆领、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屯青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紬绢。其乐妓则带明角皂■〈礻皆〉，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胡髻、胡服、胡语，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於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出《余冬序录》）
　　孝慈高皇后，以懿圣之德，上佐真主，成万世之业，化及海隅，比隆任姒。盖圣母出自宿州徐王，王笃生圣女而无他子。乃属有司以王之祀武氏主之。武之先，有讳原者，於高皇后有葭莩之亲。龙兴初，数从征伐，授武艺将军。至其孙戡，遂授徐州卫指挥佥事。其命诸武之彦曰忠。为奉祠，曰聚，为祀丞，隶官太常寺。徐王之祀则洪武己巳也。
　　太祖文皇帝尝以巡狩北京过焉。复求武氏之后，而得名贵以嗣聚。历定暨闳至腾霄，以诖误废职事者三年。今岁夏，诣阙自陈。
　　皇上恻然悯其先劳，特许复官。故与腾霄善者有请于予，而予获闻其详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者，推恩之渐，必由亲及疏，况圣后之先，有开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曰之养于生前者乎？肆我高皇帝御极，首厚大伦，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与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恩礼殊异。其赋入有田，输作有众，猎有养，薪有林。虽以为崇祀之需，而祠官实综之。盖上公之尊，外戚之贵，未有能过之者。
　　金碧峰者，胜国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帝过江，元氏故臣迎谓曰：“今欲恃霸，我则当有财货纳赆。”
　　太祖叱曰：“我应天顺人，行王道。汝敢霸视我耶？”故臣曰：“若笃行王道，可寻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见州治西一草庐，处一老僧。
　　太祖仗剑叱问其名，僧不答。
　　太祖即挥剑向之，其僧引颈就焉。
　　太祖叹谓曰：“可见杀人王道乎？”僧曰：“可见不怕死和尚耶？语遂投乃。若今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然后推诚温问，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处非帝王之居。”遂定■〈曰上拆下〉金陵云。乃建寺延碧峰主之。（出《客座新闻》）今之戒石四句铭，旧傅乃宋太宗书以赐诸郡县者。其辞则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予考《欧阳集古目录》称，唐明皇择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所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盖唐已有之，特不见其词耳。（出《余冬序录》）
　　太祖初渡江，御舟频危。得一樯以免。令树此樯於一舟而祭之，遂为常制。今在京城清凉门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岁修祀，给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余役。或云即当时操舟兵之后也。（出《野记》）
　　吴元年丁未，皇明兵破姑苏，太傅徐魏公缚张士诚送京师。遣豫章侯胡公帅师围无锡。吴将莫天祐时号老虎，犹欲聚土孽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谕降，天祐俱杀之。太傅怒，传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见天祐，扬言曰：“吾民不见天曰十二年，张氏已就缚。纵负固自守，将谁为？况未必能守耶？天兵如雷如霆，膺之者无不齑粉。一城生聚死生，定在今夕。愿熟虑之。”天祐沉思良久，掷帽于地曰：“议如君言。”乃缒南城而下，走谒胡公。胡公问所以来之故，君进曰：“无锡亦良民，安敢自外声教？不幸居割据之中，咫尺虽近，奚翘千里之远！耳目涂塞，若罔闻知。胡公奉扬天威，顿兵城下，势若泰山压卵，孰敢不惧，今不避万死，特为生民请命，烦明公加察焉。”胡公睹君气貌非常，言辞复慷慨，喜曰：“君诚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还。君叩城门呼曰：“亟开，吾事济矣（阍吏启关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数十万。
　　高皇平伪周，先有榜谕曰：“予闻伐罪救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轩辕氏诛蚩尤，殷汤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圣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为救民。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虑，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而配享亦无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正南昌王子也。（出《余冬序录》）
　　洪武三年，礼部尚书崔亮请定仁祖陵号。既得，又请下太常行祭告礼。太常博士孙吾兴以为，山陵之制莫备於汉。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将作即营陵地，以天下贡赋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汉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为椁。时文帝尚在尊位，岂有陵号祭告之礼乎？又唐太宗昭灵之号，定於葬长孙皇后时。武侯合葬乾陵，其号定於高宗初葬之曰。其时帝后之陵初未有两号。其於祭告之礼，决无有也。盖庙号与陵号不同，庙号是易大行之号，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册谥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号，则后之嗣王所以识别先陵而已。故历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号，亮欲行祭告，臣窃以为非宜。亮曰：“加以陵号尊归先世。考之典礼，如汉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钦’，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盖创业之君，尊其祖考，则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礼缘人情，加先帝陵号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为告之是。”于是廷议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礼焉。（出《余冬序录》）
　　上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宋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曰见亲信小人，勤苦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岂可得乎？”
　　三年十月丁巳朝退，雨，有二内使乾靴行雨中。上见召责之曰：“靴虽微，皆出自民膏民脂。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谓侍臣曰：“尝闻元世祖初年，见侍臣有着花靴者，责之曰：‘汝将完好皮为此，岂不废物劳人？’此意诚佳，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奢靡者也。”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
　　洪武四年，中书省臣奏议，宦官月俸宜量给米三石。上曰：“内使辈衣食於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但月支廪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开此端也。”
　　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内使於宫城门内相骂詈，先发而理屈者笞五十，后骂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管钤束而抵骂者，杖六十。内使骂奉御者杖六十，骂门监官者杖七十。内使等於宫城门内斗殴，先斗而理屈者杖七十，殴伤者加一等，后应理直而伤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钤束而殴之者杖八十，殴伤者加一等。殴奉御者杖八十，殴监门官者杖一百，伤各加一等。其内使等心怀恶逆，出不道之言，凌迟处死。有知情而容隐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斩。首者赏银二百两。
　　十年，内使以文事内违，从容言及政事。上即曰遣归乡，终身不齿。谕群臣曰：“自古圣明之君，凡有谋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於已。未闻近习嬖幸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声音笑貌，曰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佞僻专忍其体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知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政事。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阶乱者多矣。朕常以为监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传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曰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十七年，敕内官毋与外事，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出《余冬序录》）
　　旧传，东夷诸国多乞赐书，及赐，惟易不能达。凡数赐每有之舟辙溺。或曰：“令人诵记去。”人亦不达，未察信否。（出《野记》）
　　江伯儿者，母病到肋肉以食，不愈。祷於岱岳，愿母病愈，则杀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杀其三岁子祭。事闻，太祖怒曰：“父子天伦至重，《礼》‘父为长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杀其子，绝灭伦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儿，杖百谪戍海南。命礼部详议旌表孝行事例。”礼部议：“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有疾则拜托良医。尝进善药，至於呼天祷神，此恳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所无，事出后世。亦是间见割肝之举，残害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丧生，卧冰或至冻死，使父母无依，宗祀乏主，岂不反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时激发，及务为诡异之行，以惊俗骇世，希求旌表，规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医治弗愈，无所控诉，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为。惟不在旌表之例。”诏：“从之。”按史刘宋时，郭世通家贫，慵力以养继母。妇生一男，夫妇恐废侍养，乃垂瘗之。文帝敕榜表门，为孝行焉。此与郭巨事同。方逊志论郭巨埋子，世传其孝。嗟呼，伯奇顺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谓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辞其责。从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亲也。苟不以礼，虽曰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况其亲以口体之养，杀死无辜之幼子乎？放不忍，君子羡之，况子孙乎？巨陷亲于不义，罪莫大焉。而谓之孝，则天理几于泯矣！其孝可以训乎？或曰：“苟为不孝，天何以赐之金？”吁，设使不幸而不获金，死者不复生，则杀子之恶不可逃，以犯无后之大罪，又焉得为孝乎？俾其亲无恻隐之心，则己有，则奚以安其生养？志者固若是欤？徼幸于偶尔，好事者遂美其非义之行，乱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异哉！岂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欤？不然则无辜之赤子，不复生矣。然则，宋文帝敕榜表世通门为孝行，非可为法者也。韩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复旌其门！
　　太祖之识，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出《余冬序录》）
　　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知济南府事。时始有诏民恳废田者，阅三载乃税。吏徼近功，不俟期敛之，复以田定其科，由是民益堕，田不增辟。克勤与民约定，为简书列其丁产为上中下三等，复析为三。每有徵发，恒视书为则。吏不敢并缘为奸。宋景濂撰《克勤墓志》载此事。春按，此今曰三等九则之法也。有事均徭者徒论田粮，而不酌之丁产，徭其得均乎？《宋史》华衡知临安府，于潜县户版积弊，富民多隐漏，贫弱困于陪输。衡定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额於上之四等。贫者颇苏。民户等则之法盖见于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为政务以德胜威。性不喜近名。尝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为也。”（出《余冬序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