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说

　　义利

　　为学先辨义利，义利未清，终身夹杂顾恋。宅心处事，必不在中道与正理也。今人立身行己，多是私欲。谋人家国，亦是功利。好责人而惮于自责，就所安而远所畏，凡可以害道义者皆利也。学者此身此心，无一刻非道所流见与所盘旋，出入起居，羹墙寤寐，皆是物也。一遇圣贤之语，或相印证，或相触发，自然入之深而守之固，用之精而赴之勇。盖人心原是义理结成，只一拨动，便如拨火，引之即然，延之即远，如之何不深且固、精且勇也？若不用以精气，殊为可惜。若复用以逐利，其拨动牵引亦犹此，则陷溺滋深矣。今人所云吾心灵变者，全是利欲之心，助其机巧，见为灵变，其实是大愦愦。至真正洁白高明绝无利欲处，便自懒慢，不肯用心，岂非大愦愦耶？辨义之学，先以穷理，穷理之功，非茫无畔岸也。大儒之学本于天之赋，故子思首言天，董子亦然。其次则心之所存，体之所见，身之所接，皆理所寓。此外则有人、有物、有鬼神、有古今，亦皆理之所寓，莫不用白坦易充足隽永者也。平日洗涤此中渣滓既净，然后观理之时，所发皆正念，所求皆正道，而与义相入。若渣滓未尽，正理不治，钩棘险僻盈其胸次，则所求乎义者，莫非利欲之捷取也，何以得夫事物所当然与其所以然乎？故精义之功在乎穷理，穷理之功先以洗心，此之为学亦不必坚白同异之察、六合九州岛之外矣。

　　诵记

　　读书之法，舒废详尽；读书之仪，端庄敛肃。书有途径，直者为是；书有门庭，通者为是。不求诸直捷通达而求诸偏曲窒塞，如适越而望闽也。凡书中之义，有即本书得之者，有旁观他书得之者，有文词，有指意，有义理，有体裁。寛博详缓者，所以优游学者之心志，使潜心味索，不以迫亟致浅尝也。富丽精华者，所以充足学者之嗜好，使悦豫奔趋，不以淡泊生厌弃也。开卷之时，止可得其梗概，其中曲折肯綮，更在掩卷后平心静气紬绎寻思。有开卷之功无掩卷之功者，所得亦恍惚也。所以勇往前进，不如退转玩味。信己见以直前，不如勒回己见以徐观。一段一篇既讫，宜将此心稍息，使神气不疲，然后与义理浃洽。此际甚微，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若读前段毕，气尚未平便读后段，或前句未了意在后句、前段来了意在后段，则此心躁急，心随躁动，必无浃洽之妙。粗疏毕事，虚憍有余而实际不足矣。每见士大夫读书阅文，皆悤悤尔，未尝有徘徊顾恋之意，则所云紬绎寻思者更在何时用功？朱子每教人理会，教人体认。门人问其用功之法，只是从心上轮回数四，自然浃洽。浃洽则坚固，既洽且固，触物取诸逢原。若但眼底收搅，胸次庋藏，既不详悉，又鲜次第，便无毫发之用。且读之浅率，自有差错，不知其浅，即不知其错也。只择意之所好率尔赏爱，所不好者一览而遂置焉。重复温习，则断章节取，以便诵记。一篇之中，头绪全未接续，脉理全未分明，胸中襞积猥塞，不能融液成片，以此应事接物，至当不易之。理既从平日所谓浅近中鄙夷而忽之，而平日所云深且广者又无当于尔时之用，既不可强之使合胸中又无可依傍，不能不向情欲智巧一途以草草结局，而失之千里矣。今人读书，先有几种病痛，所以只见己是，只见人非。一则多私，私意盛于中，触处流出。凡先圣语言公正无私者，先有不相悦怿之意，但屈于众论，无可奈何，不得不随人诵读。然而非其所好，自然格格不入，旨趣茫然。一则觇势利荣枯以定先入之说，势权之人言者即是，寂寞之人言者即非，一经先入，牢不可破，不复折衷求进。一则自是意见，意见一定，不可转移。于他人有用之言必不留意，纵然属目，终是己见为主。夫经书之指，前人既已解定，乃不肯疏通旧义，必欲更求别解，独出新裁，自云可胜前人，自云有所触发，不知皆前人所吐弃与后人所必吐弃者，宁如旧解乃昔人揣摩较量而后成，可以处事决疑，所得未可量耶。所以学者多而成者少，庸才多而通才少也。

　　六经

　　圣人之学通乎天人，六经者天人之蕴也。天地之心以仁为本，若义礼智，皆所以善仁之用。六经所言，四德之精微与其实事也。大地之心，由此以达于人，而人得与相接焉。是以百家角立，众情爱憎，是非取舍，最易淆乱。以六经之义断之，则一成不易，虽有纷纭，莫能争胜，使人知善恶之有归者，以其得天心也。凡人道之正者，皆可相通。扞格壅阏，皆不正之情为之。六经之指，皆人之本情与其正务，故精其意者，天地万物之情与吾喜怒哀乐周流无间而无所底滞，在上则视民如伤，在下则吉凶同患，义理之相通故也。人世祸福之几最苦难明，治乱之效观不及远。世俗之士复以智巧穿凿，是以吉群善事当前而莫能趋，罟擭陷阱在侧而不知避，惟顺六经之指以行，则游于大通之路，克己就义，恕以及人，迎福于几先，制治于未乱，盖位天地育万物之门户规矩也。其常者所以明义，其变者所以示权，权义皆通则万事毕举矣。六经之有传注，如衣服有缝纫、饮食有烹饪、车马有辔勒，假物为用，以达于人事者也。昔贤解经，自有定指。圣贤微意，何尝不在。传注中年祀久远，一师之学衍为数家，原析而流益分，所以子夏之门后有庄周，曾子之门后有吴起，皆传说既广，驳杂生焉。汉人以三万余言说尧典二字，其中能无支离乎？一语驳杂则后学疑误，遂流为异端矣。桓荣受朱普章句四十万言，入授明帝，减为二十三万。其子郁，复授章和二帝，又删成十二万，所必然者，浮词繁长，多过其实，故约之使有统壹也。今人辄为六经立说，又穿凿六经以征己说，欲天下之人皆舍日月而就荧烛。曾不思天地之道人人可以同得，圣贤之经人人之所共读，苟求共知共行者以为准则，而自矢必知必行以为志趋，则亦何所不至？又何必别求异开异见，矜前人所未获，崇虚文而不适用也？非病其说之多端也，至于莫可致用，则朽木粪墙矣。张子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系词必喻以君子之义、君子之道，有吉无凶者也。凡吉凶之在爻象，不必筮而得之，但所行之事舆爻象同，即吉凶亦同。故彘子不用帅命，有川壅为泽之象；曼满无德而贪，有丰屋蔀家之象。行合爻词则吉凶亦合，所以谓之通幽明之故，而教以尽人事也。黍离降为国风，非有人降之者，盖自降也。昔曰周京，今曰王城，名既降矣，太史之采不及，天下诸侯之贡不及。柱下所载者，封畿以内之事，无能及远，体裁亦降矣。雅声者，天地之正气；风者，天地之噫气也。王者失政，正气郁而噫气作，故雅变为风。兴观群怨忠孝名物，诗之用也。得其性情之正，诗之体也。或先得性情之正而印证于诗，或深得诗之旨趣而荡涤邪慝，皆为有益后贤之论。如所云四名五志，皆益于性情者也。如所云蔽于五际，失于齐鲁云者，皆恐有助于邪也。三百之篇，言其风俗则喜深婉而恶薄恶，言其政治则美熙豫而嗟忧惨，故无不与治道相关而深于诗者即长于治人也。且其旨趣，要在温厚和平，颂美而不阶骄溢，讽过而不触怨怒，又委曲调畅以自达意指，故深于诗者不独忠爱之情上达君父，仁厚之恩下感黎庶，兼能通两国之信，释兵戎之隙，而优于奉使也。凡人性情之内有邪秽，有渣滓。邪秽者，淫惑之根，藏于肺腑，宜用力治之如水之灌物、灰之浣垢，攻而去之也。渣滓者，粗确之迹，结于荣卫，宜潜消之，如风之解冻，火之销膏，默而化之也。二端之物，惟乐可除。钟鼓之猛厉，充满洋溢，使人震肃，则轰鍧之顷不容复有杂念。琴瑟之和柔，纡余涵泳，使人夷愉，则融泄之际不容尚有芥蒂。先王设典乐之官于学校中，使天下人材皆出于乐，惜今之失传也。夫圣贤之言可否皆有定论，圣人之可否存乎书，当时之可否存乎天下，无所容吾私也。大小夏侯皆以经学教授，彼此相非，胜之非建则曰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二人之论几难折衷，然以穷理洽务为心，则志在应敌，所以破碎大道也。鲍宣经学甚明，史家称其谏章少文多质，此岂应敌之谓？圣王既没，诗书礼乐之指皆成绝响，悉缘应敌之说误之。文中子不欲斯道之絶，故取后代文词续前代典训，其意欲使前王之道不绝于后世，后世之义理皆可续前王统绪也。纷纷论其僭拟，擿其同异，何益世道人心乎？

　　史籍

　　作史必有定法。周之史法，周公所制以颁天下同文之国。使书于策者无不郑重雅驯。盖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因圣王而定史法。周公之法，即尧舜之道也。幽平以后为史官者，褒贬劝戒不昭明，赴告策书违旧章。孔子乐尧舜之道而欲措诸实事，因当代史书着其是非，举周公之制而申儆之，使三百四十年之纪载一遵周公之法，文有害于教者改而正之，事有畔于义者贬而责之、诛而绝之，虽属辞有文有质，叙事有详有略，苟非有害大义，皆因旧编，不必更易。故其为法直而不显，讳而不盈。直而不显者，以义斥其事，不必显设于文。后人因文求义，则其事亦明。讳而不盈者，畔道之人工于匿迹，犹必不能掩志史之所书，讳其迹而着其志，后人因志以察迹，则向之所讳，原未尝掩其实，故曰不盈也。所以有阙文，有微词。阙文者，旧史阙误不复补缀改正，恐拟度意指而失当时本质，则为舛为讹，后人据其舛且讹者为正义，则所害多矣，故于所不知宁阙如也。微词者本为逆事，委曲其词，以从顺理，以为臣子之义，固当讳尊隆恩，掩君父不善之迹，但使顺理不灭，虽人以曲文见责，犹未失大顺之义，不以激烈之空言触权贵之怒、婴直言之戮，则人不以行义为杀身之具，亦可保全大义，使不没于人心。盖多方以存周公之法而不使中绝也，故其书可以制治未乱，又能拨乱反正，贯通百王，生成万物，舆日月并而不息也。后之史书既无定例，例亦不如周公言事不言道，是以入杂伯之路。言人不言天，是以违天地之心。论理不主于善，不协于一，故是非可否皆不纯粹，叙事大小错乱，真伪纠纷，先后舛午，宾主易位，雅俗杂沓。或言其始不言其终，察其一不通其类，以此窒彼，以彼戾此，靡所归宿。折衷史法，日下又何疑焉？夫古之君子，能详一身一家之事，而于一代之事缺略不备者犹抱恨以终其身，张衡之于汉仪是也。汉家六世而有史书，私作本纪，非奉命供职。班固因之，几受私修国史之祸。既受诏，许成其书，犹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而后就，故西汉之史遂能远绝后世。东观以来，以史馆丛文士，其法渐替。陈寿甚有史才，而迁、固以记繁志寡专美于前，故寿亦慕之，不尽其才。范宁能得春秋之意，而向、歆弃经任传既有成法，故宁亦仿之，未尽其意。史所以翼经，而作史者多不本于经，其害使人信史而疑经。记传所以证史，而记事者多取不经之说，其害使人信非经而疑正史。皆信道未笃，辩博是务也。故帝王世纪其说甚多，班氏作律暦独引郯子之言为征，以其见诸经传，为可信从。故知作史之法必本于经，郑氏说诗亦先谱列侯世家而后及篇什，盖变风多里巷之事、儿妇人之言，若不本诸国事，不可入经。是以说经之法必本于传，此皆古人敬慎立言之微旨也。夫圣人删诗，必使善恶并存。其作易也，亦必吉凶同列。盖使人去彼就此，由此避彼也。况史籍之书所以继往开来，世代不能无治乱，君举不能无得失，犹山川不能无险阻，昼夜不能无明晦。若为善之事则详，为恶之事则略，是古今不相续，而人世有断绝矣。人君恶史氏之不讳，故置总裁官以盖藏其恶，又时时观史以箝制其直词，既无古来列国皆有史书之例以相塞考，故柱下之史不过颂美称德，盖有不入学人之目者，以其嘉言懿行虽多，而诚实不足也。所以易世之后，遂以史籍为可有可无之书，而前代之史绝不属意，然则史事不几绝哉？且读史之法亦不可不讲也，夫载事之书容有过其实者，读者当识其意而已。凡大体之得失，所以昭劝戒于来世，他若制度原委，处事方略，财赋盈缩，用兵胜败，有守正可久者，有行权应变者。守其常而通其变，则经权皆能尽善；逐于变而弃其常，则成败皆必有损。是皆益人才智者也。更有智数险诈之事，亦一时风气所为，又有虽无名位而其人亦能间大事成败，造祸福端倪，有世道之责者或驾驭之，或防闲之，不使逸于检柙以害吾成，亦不可遗漏也。故读史者必深识三才去就之理以决治乱得失，当知治乱因乎得失而治乱之源流不尽在得失中。有小事无失而所坏乃在大事者，不可不知也。又当知是非决于邪正，而人品之邪正亦不尽在是非中，惟当以邪正定人品，不可以是非定邪正也。不当抽出书中一事一句正其是非，议其疏密，遂欲翻前人之案而自处匏瓜之系。又不当辄徇己见，偶值吾之所憎，因而憎及前人；偶值吾之所善，因而善及前人。不思吾所是非未能尽符五经之指，即不能契合圣贤之心，虽意在劝戒，而大指已乖，劝戒皆谬也。总之阅一史毕，然后更读一史，此许鲁斋之法。秦人罢侯置守而史亦废，此程子之论唐时。事事覆车，代代冰鉴，此朱子之说。管读史关键也。班氏汉书小序是非纯正，去取分明，每章不过数言，而治乱之形，贤否之迹，若布碁局而指白黑，常诵述及，此亦可知为政之大纲，立身之先务。左氏一书，隐桓之际传闻多略，而臧氏、展氏颇载其事。盖臧有文仲，展有柳季，其家必各有纪载，故左氏有所据以立传，此家乘之益也。野史之作，非夫人而作之也，必身在朝列，可以得政事之详，又藏书甚多，参考古今立言之准，又读书有法，不以偏霸小术闲厕正道，然后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此野史法也。太史公不好儒卫，故传董仲舒甚略。班氏美其尊孔子黜百家，故录其著作甚详，此二家学术之别也。公孙弘、卜式皆见诋于司马，而班氏犹为之表章，盖事久论定舆。并时而生者，爱憎自不同，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际其辞微，犹书其事也。王通作元经，褒贬不及仁寿，则不敢笔削本朝之事矣。此又先后事势之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