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进集制科文

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人生八岁，则自天子之胄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有五岁入大学，则教之以格物致知之功，穷理正心之道，此学校之所以兴，而风俗之所以正也。今欲臻其效，必重教官之选，严守令之责，崇礼让之文，行激劝之法。使民知孝弟忠信礼义亷耻，则学校其有不兴乎？

古者制民之产，百亩之田，一夫耕之，足以无饥。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足以无寒。至汉唐犹有均田、限田，口分、世业之制。是以民无甚富、甚贫之患。此农桑之所以有成，而民之所以得其养也。今田不可复井矣，口分、世业亦不必行矣。莫若行限田之制，以止兼并；重末作之令，以禁游惰；优畎亩之民，以劝务本。则民皆得自食其力，而不至甚富、甚贫，不均田之均田矣。其制岂不可定乎？

古者设官分职，“不惟其官，惟其人”。官有一定之法，而任人之意为多，所以为经国之逺谋也。后世任法而不任人。所谓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明，而官方愈乱矣。今欲人法并任，莫若择贤明之正官，省闲慢之簿书，夫官得其人，则法无不举。非其人，则法废矣。此必然之理也。簿书烦，则吏得以售其奸；簿书省，则官得以展其用。是则人法兼任，岂不可以为经国之逺谋乎？
古者量能任官，度德定位。爵无不称其德，才无不称其位。故小才虽累月不害为小官，贤才虽未久不害为辅相，所以为铨曹之要法也。后世循资之格，不问贤愚，不辨才否，一以岁月为断，则贤者淹于下位，而不才者得以幸进矣。今朝廷清明，一扫前弊。往往不次铨擢，可谓得铨曹之要法矣。若夫选举之际，先德行而后文艺，明黜陟而让谬举，则何患取士之不得其人乎？
至若盐铁之制，虽起于汉，然国之大利不可废也。今铸山煑海，官自发卖，固无奸弊之可言。然欲久而无弊，必定其额，以为经久之常规。平其直，以通商贾之懋迁。则奸弊何由而生乎？

漕运之法，虽盛于唐，然国之大计不可不讲也。今夏秋两税，民自输纳，可谓利于国，而便于民矣。然竒零小户，逺运为难。莫若立为定制，俾粮多者运赴京城，而粮少者就各府输纳。则上下便矣。国岂有不足，而民其有不裕者乎？
钦惟圣天子以二帝三王之心为心，以二帝三王之道为道。立经陈纪，为天下后世虑，至悉至是。命大臣策是数者为问，愚敢不悉心以对。苐愚于往古之事不能周知，当今之务不能尽达。谨畧陈其梗概，以复明问之万一而已。执事于篇终又策之曰：“使言之必可见于行，而行之可为天下后世法”。是盖深体圣上之意而为是言也。然愚之所陈者，非特可见于行，而亦当今之所已行者也。其间行之未竟，守之未一，则在圣君贤相，举而行之尔。

虽然，为治必有其要，为治不知其要，不可以为治。所谓要者，执事之所谓实效是也。实者何？信而已矣。孔子曰：“主忠信”。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中庸》曰：“凢，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曰诚也”。皆甚言为治之不可不实也。然则欲行先王之道，立纲陈纪，以为天下后世法，其不在于实乎？

抑愚又有说焉。立纲陈纪，故不外是数者。而正人心，厚风俗，尤为平日所当先务者也。夫人心不正，风俗不厚，终不可以言治。人心诚正，风俗诚厚，则廉让之节兴；礼逊之俗行，人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而天下自平矣。将见二帝三王之治，复在于今日。而汉唐有不足言矣。愚也何幸身亲见之。

　　

○御试策　　

臣谨对。臣闻：古先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敬天勤民为务，以明伦厚俗为急。故汲汲于求贤者，凡以为此也。钦惟陛下进臣等于廷，策臣以古先帝王之务。臣愚昧，何所通晓？然叨奉大对，敢不竭心尽知，上答圣问之万一乎？谨俯伏以对。

臣伏读制策曰：盖谓古先帝王之观人，莫不“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汉之贤良，宋之制举，得人为盛。朕自临御以来，屡诏有司，搜罗贤俊。然而杰特犹若罕见。故又详延士大夫于廷，而亲策之，足以庶几于古先帝王之盛节焉，而臣有以见陛下求贤之切也。

臣闻言者，心之声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即其言之得失，而心之邪正可见。然言之匪难，而行之惟难。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矣。是以古先帝王之观人，必“敷奏以言”而观其蕴，“明试以功”而考其成，然后有以得夫贤才之实焉。三代而后，若汉、若宋，其取人之法，有贤良、制举，是有得于“奏言”、“试功”之遗意。故在汉之时，若董仲舒天人三策，蔚为醇儒。而宋之诸儒，彷佛三代，尤为得人之盛，良以此也。

钦惟陛下以神武定区宇，以文德绥太平。屡降德音，广求贤俊。而又设科目，为取士之方。详延草茅之士，亲策于廷。陛下求贤之心，可谓切矣。将见必有杰特之士，出而为邦家之用。而臣则不足以及此也。

伏读制策曰：“厯代之亲策，往往以敬天勤民为务。古先帝王之敬天勤民者，其孰可为法欤？所谓敬天者，果惟于圜丘祭祀之际，致其精一者为敬天欤？抑它有其道欤？所谓勤民者，宜必如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不遑暇食者，果何为耶？岂勤于庶事之任耶”？臣有以见陛下深知为君之道，而后有此言也。

臣闻帝者莫盛于尧舜，王者莫盛于禹汤文武。稽之于经，若尧之“钦明文思”；舜之“温恭允塞”；“兢兢业业”而戒饬于时几；“同寅协恭”而懋勉于政事。此唐尧虞舜之敬天勤民者也。陛下能法尧舜，则陛下即尧舜矣。敬德以先天下，祗肃以“顾諟天之明命”，“克勤”、“克俭”而尽力乎沟洫，“昧爽”、“丕显”而子惠乎困穷，此夏禹商汤之敬天勤民者也。陛下能法禹汤，则陛下即禹汤矣。“小心翼翼”，而视民如伤，“敬事上帝”，而作民父母。此文武之敬天勤民者也。陛下能法文武，则陛下即文武矣。夫古先帝王之可为法者，孰有过于尧舜禹汤文武者乎？

臣闻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而牧之。君，所以代天理民者也。古之帝王审知乎此，故位曰天位，职曰天职，禄曰天禄，民曰天民。无一事不本于天，亦无一事不存乎敬。敦典庸礼，君之所以为教也，而必推之天序、天秩焉，是敬天之心，见于施教者然也；命德讨罪，君之所以为政也，而必归之于天命、天讨焉，是敬天之心，形于施政者然也。一动一静，常若有天在前；一语一黙，常若有天在中。以至天工之不敢废，天职之不敢旷，何往而非敬天之事哉？

若夫圜丘郊祀之际，以致其精一，是特敬天之一事，固不专在于是也。制策谓“抑它有其道？”可谓深达敬天之道矣。非陛下敬天之至何以及此？臣闻民本有饥食渴饮之欲，不能以自治，必赖君有以养之；有秉彝好德之性，不能以自遂，必赖君有以教之。君人者，兼君师之任者也。是以古之帝王，审知乎此，既为之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使有以安其生。而设为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民有以遂其性。如文王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者，凡以此而已。故曰“即康功田功”。康功者，安民之功；而田功者，养民之功也。又曰“懐保小民”，曰“惠鲜鳏寡”。盖欲使天下之民，无一不得其安，无一不得其养而后已也。圣人之道一也。观文王“不遑暇食”如此，则尧舜禹汤周武之心，从可知矣。

臣闻人主能以一心总天下之万机，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众职。古帝王之勤民者，非事事而亲之，要在责成臣下而已。故曰“劳于求才，逸于任贤”，此之谓也。

钦惟陛下奉天承运，抚临亿兆，“严恭寅畏”，无顷刻不在于天；“宵衣旰食”，无顷刻不在于民。孜孜勉勉，励精圗治之心，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而制策犹以古先帝王之孰为可法为问，臣有以知陛下不自满足之心也。臣愿陛下常存此心而不已焉，则唐虞三代之盛岂能及哉？

臣伏读制策曰：“自昔而观，宜莫急于明伦厚俗。伦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三代而下，惟东汉之士俗，赵宋之伦理，差少疵议。果何道致然欤？盖必有可言者矣。宜著于篇，毋泛毋畧”。

臣闻自昔帝王之为治，莫急于明人伦，厚风俗。而人伦之所明，风俗之所厚者，皆由于崇学校，以兴教化而已。盖教化行而人心正，则伦理明而风俗厚，此必然之理也。唐虞三代无以议为矣。若东汉之士俗，赵宋之伦理，卓然于三代之后，岂无其道而致然哉？

臣闻汉光武初定天下，首访求山林遗逸之士；明帝尊师重傅，临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学。是以养成一代人心风俗，皆知崇尚节义，耻于奔竞。此汉之士俗所以为美者，以有其教化也。

臣闻宋太祖即位之后，偃息兵革，崇尚文治，虽疆宇之广不及汉唐，而教化之美几及三代。当时人君无不学，而所用无非儒。是以天下翕然以道学为事。又有濂洛诸儒，出而接夫道统之传，以为学者之宗。斯宋之伦理所以为美者，亦以其有教化也。

方今上自皇都，下逮府州若县，亦既莫不有学。而陛下又躬行于上，日召儒臣，讲求治道。固已论之精，而行之当矣。制策称以“伦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为问。臣以谓明伦、厚俗，惟在于崇学校，以兴教化也。臣愿陛下益重教官之选，严守令之责，使居学校者，果能如胡安定之教于苏湖；居府县者，果能为文翁之化于蜀郡。则人伦不患其不明，士俗不患其不厚，而唐虞三代之治，无以异矣。又岂汉宋之可拟伦也哉？臣愚，不足以奉大对。谨竭其一得之愚，惟陛下裁择。臣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