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芹十论

　　当秦之时，关东强国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动以数十万之众见屠于秦，君为秦虏而地为秦虚。自当时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而项梁乃能以吴楚子弟驱而之赵，就钜鹿，破章邯，诸侯之军十余壁者皆莫敢动。观楚之战士无不一当十，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坑秦军，入函谷，焚咸阳，杀子婴，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论哉？

　　方怀王入秦时，楚人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夫岂彼能逆知其势之必至于此耶？盖天道好还，亦以其理而推之耳。固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论之。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顺居盛，犹有衰焉；以逆居盛，固为衰乎？臣之所谓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今之议者皆痛惩往者之事，而劫于积威之后，不推项籍之亡秦，而威以蔡谟之论晋者以借口，是犹怀千金之璧，不能斡营低昂，而摇尾于贩夫；惩蝮蛇之毒，不能祥核真伪，而褫魄于雕弓。亦已过矣。故臣愿陛下姑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精心强力，日语二三大臣讲求古今南北之势，知其不侔而不为之惑，则臣固当为陛下言自治之策。

　　今之所以自治者不胜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优困，财用之半耗，士卒之强弱，器械之良窳，边备之废置，此数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举也。顾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难之而不敢发者，一曰：绝岁币，二曰都金陵。臣闻今之所以待虏，以缗计者二百余万，以天下之大而为生灵社稷计，曾何二百余万之足云，臣不为二百余万缗惜也。钱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势相去亦无几矣，岂以为是数百里之远而遽有强弱之辨哉！臣不为数百里计也。然而绝岁币则财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则中原未可以遽复，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区区以是为言者，盖古之英雄拨乱之君，必先内有以作三军之气，外有以破敌人之心，故曰：“未战，养其气。”又曰：“先人有夺人之心”。今则不然：待敌则恃欢好于金帛之间，立国则借形势于山湖之险，望实俱丧，莫此为甚。使吾内之三军习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为夷狄必不可敌，战守必不可恃，虽有刚心勇气亦销铄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缓急将谁使之战哉！借使战，其能必胜乎？外之中原民心以为朝廷置我于度外，谓吾无事则知自备而已，有事则将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毙、为吾响应者，它日必无若是之捷也。如是则敌人将安意肆志而为吾患。今绝岁币、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战。天下有战形矣，然后三军有所怒而思奋，中原有所恃而思乱，陛下间取其二百余万缗者以资吾养兵赏劳之费，岂不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观虏人之情，玩吾之重战，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过一二年必以战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绝之，则彼亦将自沮，而权固在我矣。

　　议者必曰：“朝廷全盛时，西、北二虏亦不免于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虏倍西、北之势，虽欲不赂，得乎？”臣应之曰：“是赵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郸而去，赵将割六县而与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赵也，倦而归乎？抑其力尚能进，且爱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资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为虞卿之所以谋赵者，是今日之势也。且今日之势，议者固以东晋自卑矣。求之于晋，彼亦何尝退金陵、输岁币乎？

　　臣窃观陛下圣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将凌跨汉唐、鞭笞异类，然后为称，岂能郁郁久居此者乎？臣愿陛下酌古以御今，无惑于纷纭之论，则恢复之功可必其有成。

　　古人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又曰：“作屋道边，三年不成。”盖谋贵众、断贵独，惟陛下深察之。

　　《守淮》第五

　　臣闻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何则？精兵骁骑，十万之屯，山峙雷动，其势自雄，以此为备则其谁敢乘？离屯为十，屯不过万，力寡气沮，以此为备则备不足恃。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尝观两淮之战，皆以备多而力寡，兵慑而气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撄虏人远斗之锋，故十战而九败。其所以得画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虏人之情，臣固以论之矣，要不过以戍兵而入寇，幸成功而无内祸；使之逾淮，将有民而扰之，有城而守之，则始足以为吾患。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况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朮之将曰韩常，刘豫之相曰冯长宁者，皆尝以是导之，讵知其它日之计终不出于此乎？故臣以为守淮之道，无惧其必来，当使之兵交而亟去；无幸其必去，当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为是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战；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备寡力专则不能也。

　　且环淮为郡凡几？为郡之屯又几？退淮而江为重镇，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扈跸之兵，其将皆有定营，其营皆有定数，此不可省也。环淮必欲皆备，则是以有限之兵而用无所不备之策。兵分势弱，必不可以折其冲。以臣策之，不若聚兵为屯，以守为战，庶乎虏来不足以为吾忧，而我进乃可以为彼患也。

　　聚兵之说如何？虏人之来，自淮而东必道楚以趣扬；自淮而悉必道濠以趣真，与道寿以趣和；自荆襄而来，必道襄阳以趣荆。今吾择精骑十万，分屯于山阳、濠梁、襄阳三处，而于扬或和置一大府以督之。虏攻山阳，则坚壁勿战，而虚盱眙高邮以饵之，使濠梁分其半与督府之兵横击之，或绝饷道，或要归途。虏并力于山阳，则襄阳之师出唐、邓以扰之。虏攻濠梁，则坚壁勿战，而虚庐寿以饵之，使山阳分其半与督府之兵亦横击之。虏并力于濠梁，而襄阳之师亦然。虏攻襄阳，则坚壁勿战，而虚郢复以饵之，虏无所获，亦将聚淮北之兵以并力于此，我则以濠梁之兵制其归，而山阳之兵自沐阳以扰沂海。此政所谓：不恃敌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

　　臣窃谓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赵相攻，齐师救赵，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则魏兵释赵而自救，齐师因大破之于桂陵。后唐庄宗与梁相持于杨刘德胜之间，盖尝蹙而不胜，其后用郭崇韬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势，从古已然。议者必曰：“我如捣虚以进，彼亦将调兵以拒进；遇其实未见其虚。”是大不然。彼沿边为守，其兵不过数万，既已屯于三城之冲，其余不容复多。兵少而力不足，未能当我全师者，又非其所虑也。又况彼纵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为之阻，则犹未足以为利。我得中原，而箪壶迎降，民心自固，且将不为吾守乎？如此则在我者甚坚，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甚坚，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谓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复犯者此也。呜呼！安得斯人而与之论天下之哉！

　　《屯田》第六

　　赵充国论备边之计曰：“湟中积榖三百万斛则羌人不敢动。”李广武为成安君谋曰：“要其辎重，十日不至，则二将之头可致者。”此言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转饷给军以通为利也。必欲使粮足而饷无间绝之忧，惟屯田为善。而屯田盖亦难行：国家经画，于今几年，而曾未睹夫实效者，所以驱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为之任其责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万矣。名曰屯田，其实重费以敛怨也。何以言之？市井无赖小人，为其懒而不事事，而迫于饥寒，故甘捐躯于军伍，以就衣食而苟闲纵，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当矢石，其心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无事而幸饱暖于官，今焉官有事而责死力于我。”且战胜犹有累资补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辞；今遽而使之屯田，是则无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岂不能从富民租佃以为生，而轻失身于黥戮？上驱我于万死，岂不能捐榖帛以养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气无所发泄，再畎亩则邀夺民田、胁掠酒肉，以肆无稽，践行阵则呼愤扼腕、疾视长上，而不可为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诚未睹夫享成之利也。鲁莽灭裂，徒费粮种，只见有害，未闻获利，此未为策之善。

　　如臣之说则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尽力，向者之吏苟且而应故事。不如籍归正军民厘为保伍，则归正不厘务官擢为长贰，使之专董其事。且彼自虏中被签而来，耒耨之事盖所素习。且其生同乡井，其情相得，上令下从，不至生事。惟官为之计其闲田顷亩之数、与夫归正军民之目，土人以占之田不更动摇，以重惊扰。归正之人家给百亩而分为二等；为之兵者，田之所以尽以予之；危之民者，十分税一则以为凶荒赈济之储。室庐、器具、粮种之法一切遵旧，使得植桑麻、蓄鸡豚，以为岁时伏腊婚嫁之资。彼必忘其流徙，便于生养。无事则长贰为劝农之官，有事则长贰为主兵之将，许其理为资考，久于其任，使得悉心于教劝。而委守臣监司核其劳绩，奏与迁秩而不限举主。人熟不更相劝勉以赴功名之会哉。且今归正军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异壤视之。不幸而主将亦以其归正，则求自释于庙堂，又痛事行迹，愈不加恤。间有挟不平，出怨语，重典已絷其足矣。所谓小名目者仰俸给为话，胥吏泪抑，何尝以时得？呜呼！此诚可悯也，诚非朝廷所以怀诱中原忠义之术也。

　　闻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逾九、十。”此正屯田非特为国家便，而且亦为归正军民之福。议者必曰：“归正之人常怀异心，群而聚之，虑复生变。”是大不然也。且和亲之后沿江归正军民，官吏失所以抚摩之惠，相扳北归者莫计，当时边吏亦皆听之而莫为制，此岂独归正军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为屯田以处之，则人有常产而上无重敛，彼何苦叛去以甘虏人横暴之诛求哉！若又曰：“恐其窃发”，且人惟不自聊赖乃攮夺以苟生，诚丰沃矣！何苦如是？饥者易为食，必不然也。诚使果耳，疏而远之于江外，不犹愈于聚乎内而重惊扰乎？且天下之事，逆虑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

　　盖今所谓御前诸军者，待之素厚而仰之素优，故骄。骄则不可复使，此甚易晓也。若夫州郡之卒异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劳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农桑失业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尝猎其丁壮劲勇者为一军矣，臣以为可辈徒此军，视归正军民之数倍而发之，使阡陌相连，庐舍相望，并耕乎两淮之间。彼其名素贱，必不敢倨视归正军民而媒怨；而归正军民视之，犹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势足以禁归正军民之变，力足以禁屯田之利，计有出于此者乎？

　　昔商之顽民相率为乱，周公不诛而迁之洛邑，曰：“商之臣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其后康王命毕公，又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劝。”始则迁其顽而教之，终则择其善而用之。圣人治天下未尝绝物固如此。今归正军人聚于两淮而屯田以居之，核其劳绩而禄秩以诱之，内以节冗食之费，外以省转饷之劳，以销桀骜之变，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使人自为战之术，而井田兵农之遗制也。况皆吾旧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异念，术而使之，天下岂有不济之事哉！

　　《致勇》第七

　　臣闻行阵无死命之士则将虽勇而战不能必胜，边陲无死事之将则相虽贤而功不能必成。将骄卒惰，无事则已，有事而其弊犹耳，则望贼先遁，临敌遂奔，几何而不败国家事。人君责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为之处乎！盖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则惰者奋、骄者耸，而死有所不敢避。呜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术也。致之如何？曰：“将帅之情与士卒之情异，而所以致之之术亦不可得而同。”和则？致将帅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贵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纾其不平，素赏而恤其已亡。臣请得而备陈之：

　　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阃外之事朝廷所知者胜与负而已，所谓当进而退、可攻而守者，则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盖曰：“平时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扰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贵矣。岂不能逡巡自爱而留贼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师有迁延而避虏者，是其事也。臣今欲乞朝廷于文臣之中择其廉重通敏者，每军置参谋一员，使之得以陪计议、观形势而不相统摄。非如唐所谓监军之比。彼为将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识行阵、谙战守，缓急均可以备边城之寄；而将帅临敌，有可进而攻之之便，彼知缙绅之士亦识兵家利害，必不敢依违养贼以自封而遗国家之患。此之谓均任而投其所忌。

　　凡人之情，未得志则冒死以求富贵，已得志则保富贵而重其生。古人论御将者以才之大小为辨，谓御大才者如养骐骥，御小才者如养鹰犬。然今之将帅岂皆其才大者，要之饱则飞去亦有如鹰者焉！向者虹县海道之师，有得一邑、破数舰而遽以节钺，使相与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靳重爵命，齐量其功，等第而予之。非谓无予之谓，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舋舋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后效。而戒谕文吏，非有节制相临者必以资级为礼，予左选人均，无使如正使遥郡者间有趋伏堂下之辱，如唐以金紫而执役之类。彼被介胄者知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无左右选贵贱之别，则亦矜持奋励、尽心于朝廷而希尊容之宠。此之谓贵爵而激其所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