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识遗

○书史讹名
尧、舜、禹、汤，或以为四圣人名，或以为谥，或以为号。以为谥者，谥法始周，古未有也。以为号者，索之旧说，谓孟子称尧曰放勋，舜曰都君，屈原称舜曰重华（孔颖达《图书疏》曰：《书》遭秦火，《舜典》最后出，江左萧齐时，姚方兴献《舜典》，“重华”句乃方兴所加，不知《离骚》先秦之书已有“差重华之不可迕”，“就重华而陈辞”等语，则孔疏亦难尽凭），《书》中候称禹曰文命。盖放勋谓尧能依仿上世之功化，重华谓舜继尧重光，文命谓禹布文德。然则尧、舜、禹、汤为号，无义，名或近是，况尧命舜之辞曰：咨，汝舜；舜命臣曰：咨，汝禹，若稷契。则知舜、禹尽名也。汤名《论语》著曰“予小子履”，《世本》乃谓汤名天乙，皇甫谧《世纪》谓名履字天乙（不知商代帝王以甲、乙、丙、丁为次，则天乙乃汤别号），至舜命弃为稷养官也。在当时以稷与禹、皋陶并称，名已觉混，及他书凡称弃者并曰稷，不知夏以前祀柱为稷，殷兴始废柱以弃代，谓稷可代弃名，非也。殷史帝乙崩，子辛立，是为纣。则纣名辛，非受也。《尚书》西伯戡黎及武成皆言商王受。二孔释《书》谓：受、纣，音相乱。郑玄谓纣转为受，及名方曰“其在受德”。孔文释“受德”纣字。余按：殷人名其恶曰纣，其转纣为受，或者伪书者过也，至谥法以残书损义为纣，亦未详，殷无谥法而妄尔。《列子注》：伊尹生伊水之上，故姓从其地。屈原《离骚》、孙武兵书、吕不韦《春秋》、孔颖达《诗》、《书》疏皆著伊尹名挚。渭之尹者，正也，言能正天下（郑玄注尹言究，孔安国注尹□），故号伊尹。而《太甲》、《伊训》等篇述其言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皆指尹为自称之名。君前臣名以号与字，可乎？《史记索隐》著太公望姓名曰姜子牙，故《左传》、《毛诗》齐例称姜，姜先封吕，他书复称吕尚，以可师可尚也。孙子兵书存其名，犹称吕牙。谓之太公望者，《史记》曰：文王遇吕尚于渭滨，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则太公非爵，望亦非名也。后世不察，谬曰吕望、吕尚，盖缘《史记》以太公望与周公旦并称，又曰太公望北海人也，读者从而亦讹。
○雉释文
《左传》：都城过百雉；《周礼》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释者谓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其取以名文之义未详（《公羊》：五堵而雉，则二百尺）。山阴陆氏著《埤雅》谓：雉性妒垄护疆，飞不越分界之内，以一雄为长。潘安仁《雉赋》曰“画坟衍以分兀”者，此也。其飞荣不过丈，修不过三丈，所以以雉计丈也。《礼记》“晋太子申生缢死”，郑玄注曰：雉经。《晋语》亦曰：申生雉于城庙。孔氏释：雉性耿介，被获，必屈折其头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大有取于雉，有望于耿介死守封疆之臣，岂泛然哉。
○孔门多才
孔门多才，可使治赋，可使为宰，可使从政，可使与宾客言。子华之使，冉求之艺，子路良孺之勇（《左传》：微虎宵攻吴，师卒二百，有若与焉。冉求清郊之战，樊迟为我右，则勇非一夫），子贡辞命外善货殖，公冶长能通禽言。言语、德行、文章外无往不有。圣人从而以道德礼乐陶熔之，譬天地间生生职职，各正性命，所以为万古大化治。圣人历聘列国，虽因道德所宗，亦多因弟子而重。楚谋欲以书社封孔子，子西忌之曰：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王之帅师有如子路者乎？王之使列国有如子贡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其后季孙启哀公聘孔子，亦以冉求之胜学军旅于孔子也。《史记》言仲尼没后，弟子大者为诸侯师，小者为卿相。盖其平日琢磨，使有用非止章句之末也。《汉?艺文志》曰：孔子没，群弟子各编成一家之言，名曰九流：一儒、二道、三阴阳、四法、五名、六墨、七纵横、八杂、九农。则孔门之学何所不参？孔子之教何所不讲？所以为圣而当时共慕，至没而弟子异昔，故曰孔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春秋之后无圣人。战国孟尝、平原辈亦皆聚客数千，书之史者鸡鸣狗盗、袖椎窃符、纵横狙诈，贾生民之祸而已。下惟是珠履毒瑁，以雄其国，所以士益众，世益卑。近世伊洛学兴，始以修齐平治为教。故胡氏谓伊洛发明，然后人知孔孟可学而至。视汉晋以来，第以词学名儒者有间矣。至紫阳集诸家之大成，其精本之义理，其粗究之经济，尝书储才之说曰：有天下者必诹询咨问取之无事之时，而参伍折衷，用之有事之日，方其事之未及也，无旦暮仓卒之需，则亲之得以久，无利害纷拿之扰，则察之得以精，诚心素著，则可得之多，岁引月长，则所蓄独富。久且精故，知其长短而不谬，多且富故，更迭为用而不竭。今人平居不以才为意，及临事仓卒泛然求之，所以用之欲称其任，难哉！又曰：不以小恶掩大善，不以众短弃一长，不以近遗远，不以小加大。则共聚一时英彦，请之者岂直曰文为而已。又当参尧禅舜、舜禅禹，皆是积岁程年，稷、契、夔、龙之任，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则决，非以骤致也。若傅说起于版筑，胶鬲举于鱼盐，管夷吾举于士，汉祖仓卒罗致，贩缯、屠狗、吹箫、织簿皆为用，则短不可弃长，小不可掩大，又可验也。况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人有不用，未有无才之时。特患教无孔子而取之，之说又不大公尔。
○孔子讳鲁
北魏史著魏之祖诘汾田山泽，见辎耕自天而下，有美妇人称天女受命与诘汾偶，期年复会，果以生男授诘汾曰：此君之子也，自此世为帝王。窃详古帝王受命之符，未有神异如此者。考之当时，魏大武尝命崔浩撰国记，浩书魏先世事，详列通衢事，皆直笔，北人见者无不忿恚。浩以暴扬国恶，身灭族夷。乃知诘汾之偶，史官惩浩失而失之者也。古以讦直取祸不一，若史权所在，尤嫉之招，矧国讳乎？故班固、蔡邕皆不得其死，圣人慎乱邦，安得不以逊言为贵？孔子在《春秋》，凡鲁失多为讳护，《诗》三百例录变风，鲁独著颂，与商周等。《论语》：自既灌而往者曰：吾不欲观之矣。或问谛之说，曰：不知也。夫子礼乐所宗，岂不明者。朱文公谓《礼》不王不，鲁侯国举实僭，故夫子托以不知。郑玄谓则序昭穆，鲁以僖公为闵公庶兄，跻僖、闵上，有逆祀之失，故夫子不欲观（余案：跻僖、闵上乃文公三年孔子仕定公时，阳虎已顺，祀先公无缘尚为逆祀，不观元未详尔）。文姜通淫于齐，书会于禚之类，虽不泯其实，及文姜与弑桓公，不容于鲁，书夫人之归曰：逊于齐，言若逊让而去之义。桓闵二公皆弑死，经例书曰薨。成公适晋为所留，经没不书。其讳国恶也，审矣。昭公娶吴，姬姓，泰伯之后也，陈司败之问正以娶同姓之丑，夫子宁受以为己过，而不别为辩辞。至《春秋》书孟子归曰：夫子至自吴。及其死也，书孟子卒。不表夫子之为曰氏，盖不殉昭公之失，书孟子凡皆为鲁讳也。皇甫氏谓孔子若不受司败之议，则千载之后遂永信我言，谓昭公果知礼，是乱礼之事从我始，今得司败见非，受以为过，则他人不谬，所以幸也。孔颖达谓孔子于鲁事不可无法者，不夺其所讳，亦不为之过讳，每事讳护则为恶者无复忌惮，后世安知所惩？故为鲁讳，礼也；不为鲁隐，为世教也。《公羊传》：《春秋讳例》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中国讳。左氏曰：讳国恶，礼曰讳。史著崔浩才比张良而稽古过之，惜未稽仲尼之法也。
○理根本
秦据崤函，事耕织，修战守，复取蜀为富饶之本，卒灭六国。汉高委萧何治关中，光武委寇恂保河内，曹操抚河济，屯许下，俱济大业。唐兴，因随关中之资；宋兴，籍周之富。视高光特易者根本有素也。若项羽之败，全是汉遣彭越等入楚地谋挠楚故，兵疲食尽，以此不支。羽恃其勇悍，日事外攻略，不于根本究心，一旦兵败，方有“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之语。大概根本不立，则进退无据，耕织不偏废，然后表里可以交敷。高宗南渡，胡致堂进计，乞措置荆襄为根本，安行所谓老小者，陛下分部诸将，谨斥候，治盗贼，自以精兵为舆卫，巡历往来，征伐四出，如高祖在荥阳、成皋、京索，而留萧何于关中，光武战临淄、垄坻，而置寇恂于河内。又言置行宫，或建康、南昌、江陵一处，安太后、六宫，量留兵将为营卫，陛下复兵按行，周旋彼此，不为定居。又言既定讲武，其余庶常日力不暇给者，别置行台区处之。此建炎规恢复一大议论也。惜当时玩其说，盖一身在外，则足以御寇，而根本之地不加伤，意于事务之大，庶常日不暇给者，置行台处之则可一意讲武，图所谓兴创之大功。有志天下者致堂，此说万世法程也。
○曹参不伐
山谷以韩信胜赵不自骄而师李左车，为武夫悍将所难，咏以诗曰：“功成千金募降虏，东西置坐师广武。虽云晚计太疏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信事固难矣。若曹参佐汉祖起兵，未有韩彭辈，战胜攻取多出于参，异时论功，争以参为第一者，此也。高祖先项羽入关，参功为最速，逮得韩信，参已封建成侯，一旦举信为大将，不闻参有轧己之嫌，虽信奇才，然参视之实为后出。至信击魏击赵，参皆与俱，击齐，参以相国属焉。则参不特不忌信，乃降心出其下，此于士君子不足道，而见之参则难矣。其谦让不伐不待舍，盖公随萧规而后然，宜其善终于菹醢之世。参本传言：韩信东击齐，参以左丞相属焉。又言信立为齐王，引兵东与汉王共破项羽，讨齐未服者，汉王即帝位，徙信王楚，参国相印，观此则参终始出信下。噫！难哉！
○有国二权
国之大权二：政与兵而已。故权宜专不宜分，分则事无统。兵权宜分不宜专，专则乱生。成王将终，命大臣相康王，时掌兵者齐侯吕，宰臣召公迎嗣子，命仲桓、南宫毛取二千戈、虎贲百人于。先儒谓齐侯掌兵而不可发，召公发兵而必资仲桓、南宫毛，则其权之不统属也尚矣。西汉郡置守一人掌政，置都尉一人掌兵，二者不复相统，置南北两军亦不相摄。高后时周勃以太尉掌宿卫，初得北军而不得南，可证也。唐李府卫制坏，兵聚方镇，卒以取亡。宋兴鉴其弊，郡置通判贰太守，道置转运贰制，有兵权者钱赋不之寄，有钱谷者兵无所预，思虑视古人益密矣。内则政事归于中书，故外戚不得挠，宦官不得与。于兵典以枢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总之，三帅可总之而不可发之，发兵之权归枢密，而枢密置使必置副，欲彼此相制也。州兵典以指挥随郡大小为员多少，每指挥四五百人，给饷在运司，统制领守ヘ。神宗尝言艺祖养兵只三十万，京师十余万，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此又内外相制也。
○明辞识时
万事古今有一定之理，亦有随时之宜。汤武征伐虽不若唐虞揖让，然桀纣之暴如是，非汤武伐而除之，天下何时得安乎？所以伊川读《易》先明辞，决议时。如孔子作《春秋》尊王，《孟子》七篇之书教诸侯为王。以时观之，孔子时王室政教犹行，列国义理相尚，使有桓文复出，王室犹可扶持也；至孟子时，七国日事战争，周君曾不能为时重轻，而民生憔悴，虐政日甚一日，故孟子以王道晓诸侯，亦明时者也。张南轩曰：君子救世，时宜而已。孔子作《春秋》，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劝时君行王政，汤武顺天之心也，惜伯夷叩马。李于江常语司马公，疑孟等作似非识时者。然有武王、孟子之书，又不可无后世于江、温公之说，乃扶持世变之一端。高祖称义兵伐隋，隋炀之恶，视纣尤甚。高祖为隋方伯，有汤武之赀，当时声炀之罪，义旗东指，为天下除残，民心响应，举动岂不正大？乃窃臣突厥，遥尊炀帝，别立代王，徐行禅让之理，所以胡致堂谓正大之举反委曲行之，皆不明时者也。孟子有独夫纣之说，南轩曰：王者，天下之义主，民以为王则谓之王，民不以为王则独夫而已。况所谓王者，以其能生杀，能废置，能弭乱息争，纣炀虽苛暴为独夫，生杀废置犹在也。若衰周二君，无纣炀之恶而安于衰弱，使文武德泽斩尽，制度大坏，付天下于自盛自衰，自在自亡，于世治乱茫然不与焉，亦安得不谓之独夫哉！
○十六相四凶
《五运历谱》载黄帝之子相承四百年，次颛帝（即高阳氏）在位七十八年，次帝喾高辛在位七十年，次唐尧在位七十年，以其数考之，意子孙至舜时已六百一十馀年。鲁太史克称舜举十六相、去四凶族，苍舒至叔达八人为高阳氏之才子，天下谓之八元（如《历谱》之数，八人至舜时已三百一十惊年），伯审至季八人为高辛氏之才子，天下谓之八凯（如《历谱》之数，八人至舜时已一百四十年），少有不才子曰穷奇（至舜时已一百六十馀年），帝鸿氏有不才子曰浑敦（《历谱》曰：帝鸿氏黄帝刹，与颇帝同），颛顼氏有不才子曰祷杌（至舜时皆二百一十馀年），缙云氏有不才子曰饕餮（《历谱》曰：缙云氏黄帝，至舜时亦七百馀年）。窃意舜时未必皆尚有其人，虽古人多寿，然数人者不皆寿，纵寿亦未必如此其久也。若曰自其世济美恶者言之，绵历六十馀年之远，未必代代皆元恺，人人为凶类也。夫谓之世济者，世代相仍，积累皆然也。不思尧舜大圣，生朱均瞽；鲧顽圯，生舜；禹父子相去一间，圣愚悬隔，禹治水可谓有大功于世；启少康之外，咸无可称。文武之兴，后稷稼种之休烈犹可存者，成康宣王外，可数无几焉。以帝王之胄犹若此，彼十六相世为元凯，四凶族代为恶人，吾不信也。况更历六百馀年，谓之元凯，其间岂无一凶德败祖宗之美；谓之凶族，其间岂无一良善掩前人之愆。谓皆自其世济而言之亦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