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因室杂缀

　　◎广东两提督
　　光绪初年，粤中有两福之称，一谓陆路提督郑绍宗，一谓水师提督方曜也。郑本洪氏中人，为陈金刚手下健将。金刚有军师孙某，诡谲多智术，极为陈所信任（陈破广西贺县后，以李氏宗祠为王府，门前署联云：“王者命自大，谁敢化蛇当道；英雄居此地，何妨扪虱谈兵。”即孙某之手笔），与绍宗素不睦。城破后，争一女子，卒为绍宗所有，愈不能平，时媒蘖之。绍宗屡立战功不得赏，心已怏怏。曾因言事争执，孙嗾陈鞭之，绍宗益愤，遂乘间刺杀陈，并杀孙以降于官军，隶金统领麾下。主将爱之甚，乃易从主将姓。绍宗长身广膊，孔武有力，口大几容二拳，食量至伟，能尽粟二斗，彘肩一双，时称大口金刚。积功官至提督，始奏请归宗。在粤东久，立功绩甚多，尤长于捕盗。练兵一营，名曰绥靖营，约束极严。绍宗尤能与士卒同甘苦，故士卒乐为所用。时水师提督方曜之部下，多潮勇，无纪律，时出肆扰。然其勇悍善战，乃与绥靖营同，粤中赖以保障，盗匪敛迹。论者比之李广、程不识焉。方秉赋奇特，精力绝人，日必御女以资排泄。向例，谷埠妓艇，每日以四人入值，缴费则免。方在任时，定为二人缴费，二人入值，轮流当夕无虚者，与海兰察事相同（海事见某笔记）。方又能在水中伏三昼夜，取鱼虾以为粮。临阵身先士卒，所至披靡，洵异人也。
　　◎记黄某遇骗事
　　赣人黄某，仕宦中人也。年来退居沪上，客中无俚，暇辄作北里游，品柳评花，闲情略寄。某日于席间遇一客孙姓，年五十余，团龙之袍，方袖之褂，一望而知为前清士大夫。黄以其同类，略与接谈，颇相洽。孙固笃信善举，持佛家言者，与黄生平宗旨尤合，以是踪迹渐亲。数月后，谈及目前生计，孙谓曩时本营五金业，后因出仕，努交弟辈经理。光复以来，百凡损失，倘有资本，惟此尚为轻车熟路，可以著手。黄察其诚笃，似非沪上浮滑之流，意为之动。允各以三千金，合设某某五金号。经营匝月，始于垃圾桥河下赁屋开张。开市之日，黄乘车至号，见铜牌玻橱，装饰华丽，布置周妥，心极欣慰。于是每逢暇日，辄往小坐。偶翻帐目，觉交易往来，尚不清淡。荏苒半载，黄适小有感冒，家居养疴，愈旬不出。逾后心念孙某近已久睽，宜往探视。比至原处，不见所谓五金号焉。徘徊数过，风物顿非，急询邻人，人曰：“尊店门牌若干号？座落何处？”黄瞠目噤口，不知所答。盖前此虽屡往过，迄未留意及此。且惭且愤，汗流浃背。归托探捕侦之，则所谓某某号者，仅租器具若干，陈设品若干，妆点外观，固未进丝毫货物，亦未作一户生意也。三千金入手，乘间逃脱，飘然竟去。沪上人心之险，设计之奇，洵可畏哉！
　　◎相术
　　沪上三阳道人，精于相法之名，久脍炙人口。有江西富人黄某，以调查商业，偕其戚汪君来沪，偶与店中司事者谈及星相之学，司事者盛称三阳之神异，汪君意不之信，互相论难。汪曰：“请于今日偕往一试，惟君辈二人须依予之计画。”时黄某貌固不扬，衣服亦朴素，司事者久处于沪，丰度翩翩，颇具豪华之概。遂相将过三阳道人之居，汪先就教，黄与司事者隅坐一方，互谈商业，一作颐指气使之形，一则唯唯诺诺，奉令惟谨之态。比汪相毕，二人依次进，则誉司事者无所不至，谓黄某依人成事，机遇平平而已，三人乃大笑出门。友举以告余，顿忆吾乡庄培因殿撰一事，与此极类。庄在京时，与某上舍自裘文达斋中饮归，同诣千佛寺，访一江西相士。上舍与庄易帽同车行，是时业有人报之相士矣。将抵寺，殿撰谓易帽恐涉轻薄，仍各冠进。相士遂言上舍为台阁中人，位历尚书巡抚，而诋培因贫贱不列于仕籍。此辈伎俩，可见一斑矣。
　　◎黄豆抚台
　　东三省之贸易，以黄豆为大宗。业此者每于数月之前，抛价定货，订一期限，货款两交，名为期粮。其涨落之数，双方取决于眼光，有近于买空卖空。致富者固不赀，因而倾家者，亦往往而有。浙抚某中丞，本东省知县，以结欢某权贵，不数年荐任封圻。顾久于东省，知彼间营运黄豆，为大利所在，遂官而兼商。集资本家数人，设某某公司于哈尔滨，操奇计赢，颇有所获。某岁之秋，某洋商至公司定货五十万石，时黄豆市价，每石五两，而洋商抛价乃至八两，计超过市价半倍有余（此为假定之数），限期三月付款交货。公司中主计者，默念市价纵有涨落，当不至相悬如此，其获利可操左券，欣然署约。洋商既定货后，哈尔滨附近一带，陡有负贩团数十人，以洋伞香皂手巾之类，分赠各店户。店户惊讶不敢受，则曰：“姑留此，吾货列有价目，俟今年黄豆之价，涨至十两一石时，吾来索还货本，否则不取值也。”群以有利而无害，则姑受之。不十日市中沸沸传播，谓今年黄豆必且奇昂，外人已预言之。盖吾国商场，向有崇拜外人之习，以为外人所料，百无一失。于是各肆中积有黄豆者，居奇以待善价。本无黄豆者，乘机收入以博微利，而黄豆市价逐渐增高。转瞬三月，洋商运货之舟已至，某某公司虽出重价，无货可交。洋商执约相要，谓所受损失至钜，索赔偿之款且及百万，无可如何，允以分期归偿。洋商不信，势将控于领事。某抚窘甚，不得已，以浙抚印钤之于据付之，外间轰然。一二好事者，遂有“黄豆抚台”之谣焉。
　　◎姜西溟之与沈归愚
　　名人通籍之迟，以沈归愚、姜西溟二人为最。归愚举乡试，年六十六，西溟举乡试，年七十，皆联捷成进士。顾归愚以诗名外，平生行事，无特殊之表见。溟尝自言：“以身后列入文苑传为恐。”一生风骨峻然。初入京，主明太傅家，课纳兰成德读。一日成德进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与为礼，则所欲无不遂矣。”西溟勃然，即日束装去。徐大司寇健庵之子作楼成，招西溟往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内第一流，敬以属先生。”西溟笑曰：“此东乡可名东楼。”徐大恚愤，因是垂老不得志。其品格在归愚之上矣。
　　◎吴白华之与宝竹坡
　　乾嘉时，吴白华侍郎省钦党附和┞。后逆料┞将败，恐牵率受祸，乃荐其门人王仲瞿昙从军西域，谓昙能作掌心雷。吴遂落职，王亦傺死（按：┞败后，吴省钦恃势妄为，亦为钦问罪状之一）。光绪初，宝竹坡侍郎廷视学福建，关防疏阔，纳浙之江山船女，载与俱行。女汪姓，美人麻是也。比任满，舟抵清江浦，遽上疏揭纳妓事以自劾。宝有自嘲句云：“微臣好色诚天性，只爱风流不爱官。”同一借端免官，而胸襟之真率巧诈，不可同日语矣。
　　◎发史
　　清人入关，士民以不剃发诛者累累。相传剃发匠担有旗杆一株者，当时实令之巡行各处，逼人剃发，违则随时杀之，以首系杆际号令，此因不剃发而获祸者也。乾隆戊辰，孝贤纯皇后崩，其时总督瑟尔臣，巡抚周学健，以违制剃发被诛。锦州知府金文淳，以禀命府尹然后剃发事闻于朝。帝大怒，立命正法。刑部尚书盛安，以小臣不识国体，代为乞恕，亦触帝怒，几同受戮，此因剃发而获祸者也。咸、同间，洪、杨起事，称为发匪。光宣间，剪发易服，疑为革党。有清一代，何乃与发结不解缘耶？
　　◎咏吴梅村诗句
　　吴梅村之入清再仕也，侯朝宗曾遗书力阻，故吴后吊朝宗诗云：“死生总负侯赢诺。”临没时，贺新一阕云：“论龚生夭年，竟天高，名难没。”又云：“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问偷活。”又云：“竟一钱不值。”怨艾之意深矣。遗命以僧服殓，题碣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心事照然。此《郎潜纪闻》所以云吴梅村有难言之隐也。顾其所为诗，多隐寓时政，后世称为“诗史”。梅村亦自云：“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寄托良苦。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其殆欲以一卷之诗，赎前愆而图晚盖，求恕于清议耶？读梅村诗者，题咏极多，惟定金绳武云：“两代诗名元好问，毕生心事沈初明。”吴江王载扬云：“百首淋漓长庆体，一生惭愧义熙民。”最为精严确当。赵云崧《咏元遗山》曰：“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梅村出处，较之遗山固逊一筹矣。
　　◎印刘
　　清慈禧后所宠用之内监，其先为安得海，后则印刘、李莲英、小德张三人。印刘之宠眷，实在张李以上，以其早死，声名遂不甚昭著。刘为直隶河间府人，性机警，略通书史，于时局形势，颇能知其大凡。后在宫内，无可与语者，李、张辈不过承意旨，供使令而已，故尤乐与印刘谈。后素猜疑，且守历朝内监不得干预朝政之训，遇有疑难，辄借端论列，刘亦默喻其旨，为之罕譬曲喻，以彼证此。以是多所启沃，后甚倚重焉。刘初患石麻症，延西医割治得愈。比再发而医谢不能治，以是竟死。时方侍慈禧在万寿山，后命以竹舆舁之下山，亲自送之，赐坐小舢板出园（按：颐和园各船有平头船、望江南小舢板种种名式。小舢板即洋划子，非王公亲贵不蒙赐坐，与紫缰黄缰等赐，同为异数）。临别时，后殷殷慰谕，因而下泪。其时予友吴某，供差颐和园，曾亲见之。刘死后，后郁郁不乐者逾年，莲英侍侧，亦屡因事受呵叱。莲英尝告人曰：“小刘在日，咱屡次受他的气，到今日死了，还要连累咱家，真正可恼。”故宫中当日有“死刘气煞活李”之谣。
　　◎一日五饭
　　清高庙南巡返跸后，曾语侍臣曰：“吴俗奢侈，一日之中，乃至食饭五次，其他可知。”其实上达天听者，传之过甚也。吾乡如苏、常两处，早餐为粥，晚餐以水入饭烫之，俗名泡饭，完全食饭者，仅午间一餐耳。初疑此等习俗，或者易自近年，乃阅宋文本《心典》，淮郡谢贾相似道启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则此风固由来旧矣。
　　◎咸同光宣四朝钱法之变更
　　清代制钱，以康、乾两朝所铸为最，皆取给于滇铜。逮咸丰初，军旅数起，国库匮乏，滇铜亦因道梗不至。于是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卿恒春、御史蔡绍洛先后请改铸大钱，以裕度支。时祁文端隽藻，方长户部，力赞成之。三年三月，先铸当十钱一种，重六钱。八月增铸当五十一种，重一两八钱。十一月复增铸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名曰钞钱。当千者重二两，当五百者重一两六钱，铜色紫。当百者重一两五钱，铜色黄。而减当五十钱为一两二钱，当十钱为四钱四分，继而又减为三钱五分，再改为二钱六分。四年正月，增铸当五钱一种，重二钱二分。三月铸铁当十钱，六月铸铅制钱。其时盗铸钞钱之案蜂起，严刑不能禁，官中既艰于收兑，民间亦不复流通，先后奏请废止，惟留铜铁当十钱。后铁当十亦废，仅留铜当十一种，谕令大钱与制钱并行，而京城乃不用制钱。出城数十里，又复不用大钱。纷纷扰扰，圜法大坏。至光绪十四年，阎敬铭为户部尚书，请废当十，仍用制钱。遂奉旨以三年为期，所以有交官之项，以制钱出，以大钱入，期于三年内收尽。然大钱在市，虽当十，仅作制钱二文，相沿已久。此令既下，市肆大扰，贫富交困。
　　先是咸丰初年，银一两易钱七千余，同治初易至十千，光绪初至十七千，十四年以后，渐减至十二千，二十三年以后，更减至十千零，大钱渐绝，市面稍定。二十八九年，鄂省首铸当十铜元（按：粤省最初设银元局，张文襄莅鄂，招粤工匠来铸铜元）。各省艳于大利所在，相率继起，间有铸当一、当二、当五，及当二十者。以利率不厚，迄不多见。于是铜元充斥，圜法又坏。当铜元未行时，东南各省洋价，每元八百余文，后逐渐增高至一千二三百文。所铸银元，虽标明每当十铜元百枚，易银一元，然市间迄不遵从。其有以铜元作七折八折行使者，各处互异，上下骚然，漏卮外溢，而币制遂成一极大问题，迄今无从解决补救矣。
　　◎京师食米
　　自创设漕运以来，国家岁縻千万之款，设官置局，辗转兑运，输入京仓，以为天庾正供。京曹禄俸，皆仰给于此。而按之事实，有大相迳庭者。京师贵家，向以紫色米为上，不食白亢。惟南人居京者，始购食白米。是以百官领俸米券，入手辄以贱价售之米肆，而别籴肆米以给用。固由习尚相殊，亦以京仓花户，巧于弄法。领官米者，水土掺和，必使之不中食。而米肆所售，实高出官米数倍。故凡得券者，大率不愿自领，米肆遂得与花户辈操其奇赢。惟光绪甲辰乙已间，桂月汀春为仓场侍郎，京官俸米皆可食，一时颂之。至京师人喜食紫色米，此种习惯，损米至巨。盖所谓紫色米者，皆各仓陈腐变色之米，上屋蒸成紫色，下层已成灰米。以南中上白之米，艰难运至，必俟灰其半而后食之，无怪京师粮储常虞不足。考光绪庚寅以前，南人在京，皆食粮米（俗呼津米）。此米乃李合肥所部淮军，在天津西北隅地名火仓，开辟屯田之所出。庚寅顺天大水为灾，合肥奏请平粜，专运芜湖、常熟、无锡米以继之，嗣遂成常供，京人呼为包米。庚子之变，仓米皆为日本人搜罗一空，京津一带不忧乏食者，推究根原，未始非拜合肥之赐也。
　　◎京师正阳门内之关庙
　　关帝封号祀典之盛，以清代为最。相传清康熙帝为刘先主转世，关帝屡次显灵翊卫，故一再加封，尊祟备至。至京师正阳门内之关庙，数百年来，居民游客，无不啧啧道其灵异，然其神像实造自明代。天启间，宫中塑关像二尊，一大一小。时有日者术极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称小神福寿绵远，香火百倍大者。熹宗乃将大像供俸宫中，而以小者置之正阳门侧破庙中，以厌术者之说。比闯逆入都，蹂躏几遍，宫中之像被毁，置城外者至今香火不绝，如日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