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辞录

花鼓会，赌钱戏也，今上海盛行，谓之“花会”，害人至死，不可胜计。实出自徽，土人疾之，谓之“花镫蛊”，与闽粤之花会略同。得隽者以一赢三十，愚人以为失仅一而得则三十也，争趋之。夫三十而中一，甚难之势也。业此者欲人财之聚也，偶露其倪，时令获中，故忻羡者不可遏。道光之末，起于绩而盛于歙，山村水曷设坛场，聚游手，隐屏而为之报信者，谓之“走水”，交驰于道，数十里内，呼吸通也。徽人嗜利，自士大夫至乡民，靡不染其习。妇女在深闺，凭“走水”代射，或暮夜乞灵于淫昏之鬼。富者丧赀于无形，妇女迷惘失志，愤而戕生者，比比皆是。亲戚朋友互相排斥，怨深水火，风俗大坏。其最著者曰吴老铭，即吴曰富，绩人也，自名豪健，不吝于财。棍猾附之，穷困之士亦从之，惟绅富之悭鄙，不能饬其子弟妇女者，疾之如仇，扬言其谋逆。于是郡守达秀擒而置之狱。至粤寇逼岭，议募勇集团，徽人忄匡怯且吝啬，莫可与计事者。有潘学陶者，以全家具保，请于郡守而出之。绅富汹汹腾谤，而寇已破祁门，至黟邑。吴出狱，即号召其人数千，成军出御，驱寇出羊栈岭。有功，谤稍戢，然花鼓会不能禁也。至咸丰乙卯春，浙江所遣之徐观察荣御寇死难，都司江长贵受重伤，吴老铭之勇败散，而郡城失守。郡人程葆以新授广东肇庆知府，道经浙江，浙抚奏令回籍办团，吴老铭之散勇暂归之。迨张文毅至，一郡人疾吴如疾寇，恐其复用。文毅面谕之曰：“尔之子弟妇女，何不自教饬，而怨他人乎！吾闻吴尚能率勇御寇，不若巨富之惟以馈献为事也。”郡人语塞，乃复录用之，令其部下禁绝花镫蛊。吴虽粗材，颇义侠，财不入己，奉文毅之令惟谨，其援浙尤有功，善戢士卒不扰民，杀贼奋勇，绅富渐与相安，不复腾谤，而花镫蛊亦遂熄矣。八年冬，援浙回，以病死，已擢副将，死之日，惟一故妻守丧，子幼，家无馀财。

徽郡四面岭隘，岭内山路崎岖，百道岐出，善防之，外兵无由入，实易守也。寇之始入也，由祁门之大洪岭。邑令唐治，贤吏也，忠义奋发，缮守御，得士心。祁邑向不修城，修城于西乡不利。寇逼岭外，议筑城以守，绅士洪小蒙等集其事。乡顽程狮者，执不筑城之说，与官绅为难，率众毁洪小蒙家，拆城墙二级。唐令怒，擒而诛之。狮妻衰麻赴安庆，泣诉于寇帅请兵，遂导之入岭，于咸丰五年二月破祁门，唐治及巡检钟普塘死之。

粤寇据安庆，又据太平府，筑芜湖石垒而守之，游弋于池州诸属。其艳徽州之富饶久矣，顾限于岭隘，不知路径，不敢遽入。既徇程狮妻请，入祁门，又至黟境，为吴曰富即老铭之勇逐出，益知岭内路径虚实。黟人平日素贾于省城，寇据省城，黟人之贾如故，与寇甚习，导寇入黟之羊栈岭，而为之居间。黟富集巨赀以馈献，蕲免淫掳。已而寇受馈献仍淫掳，遂破休宁，入郡城，皆不免于馈献，实无救于事也。及张文毅初莅徽，令助饷劝捐者，犹以此为藉口，富户始有所愧，慑而不敢抗。商贾嗜利，不恤其乡；绅富恋财，乞怜于寇。古人言徽人必有抱金而死者，信矣。

石咏斋观察景芬以御史简知府，丁忧起复过浙时，上海奸民倡乱，戕官据城，逼近浙境。巡抚黄宗汉知观察之能，即令率兵，会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之师复沪城。咸丰五年二月，粤寇陷徽州，浙中大惊，苏抚何桂清，急遣观察率沪上得胜之师取徽州，授金华府知府。四月，寇复入徽，连陷休、婺、黟、祁。浙抚又遣观察赴援，并奏请张文毅督剿，连复各县，驱寇出岭。时侍郎沈兆霖奏请暂设皖南巡抚，部议改安徽宁池太广道为皖南道，增设皖南镇总兵，得会衔专摺奏事。文宗嘉观察屡著战功，特授为皖南道，以江长贵为总兵，同驻池太之间，与张文毅协力防剿，图攻芜湖石垒，以断寇江上往来之路。攻青山失利，方谋再举，伺桂清遽劾罢之。观察为人，强直自遂，好文爱士，待若子弟。遇时俗之士，则严肃峻冷，不稍假辞色，见上官，直言不逊，人多恶之，是以被劾。张文毅初至徽，练勇五百人，以杜时升为之长，左右无他将才也。观察虑兵单，文毅并所练勇与之。爱护如此，竟不能用尽其长，文毅惜之。及观察既劾去，邓介槎观察瀛继为皖南道，劝率士民，同心御贼，任用能吏袁青云为宣城令。近与留防之邓绍良和衷共济，而远联徽防，与文毅互相联络。浙抚晏端书，其会房所取士也，深知徽、宁为浙省西南蔽障，故取求必应。故七、八两年强寇压境，卒能自守，民困稍苏。自胡兴仁为浙抚，以为浙中自谋不暇，弗为邻境调兵筹饷，浙吏又视宁台为利薮，候补道许良营得之，而饷不时至，主客交讧。时邓绍良已战殁，代者郑魁士。魁士尚气，以饷之不继，恨甚，参奏浙抚所用非人。得旨邓观察解任，许良撤粮台差，交总督何桂清质讯。旋以福咸任皖南道，浙省以孙省斋观察代许良，并请罢郑魁士而代以周天受。未几，浙抚胡兴仁去职，楚藩罗遵殿代之，屡经更张，事益棘手，不可为矣。先文庄在徽营久，见邓观察所致文毅手书，月必数至，尔雅恳挚，计画多中事情，蔼然仁者。文毅心折焉，每得书，必叹其忠，恨不与共晨夕。旋起旋踬，固属不幸，然奸诈庸劣之徒，亦未有幸免焉者。死生成败，固时与命为之也。

李新塘太守莼，由进士授编修，陟卿贰。为奉天学政，以言事降调，出守九江，回避为徽州，与林君廷选对调。四年春，粤寇扰徽，太守适至，崎岖军旅间，郡城空虚，乡勇恣横，花会盛行，为害歙、休、绩三邑最甚。饷无所出，捐无可集，绅富袖手，士民腾谤，太守以清华之质，处此境地，如堕尘网，悄然不乐。张文毅至徽，太守为翰林前辈，求谢府任，他事惟命。文毅乃与要：若能任粮台者，当为请于督抚，乃得开缺，而林廷选复任云。太守之解职也，人咸目为畏葸，不娴吏治，太守但听之。及至专任粮台，厉精为之，黎明即起，率属综核庶务，竭力奉公，发付各营，调剂缓急，均平和协，无不悦服。其治文书，虽冗繁杂Ш，一览不再视，而曲折洞然，过时能诵，莫不惊服。私财用之不吝，一涉公款，无丝毫苟且，洞察物情，下不敢欺。治事二年馀，积劳成脾泄病。七年秋，卒于徽州。所任用者沈凤才、沈起鹗、程亦陶等，皆著能名。

沈凤才，字五楼，当涂人，以贡生为绩溪训导，敏练多能，氵存保直隶州知府衔。文毅离徽，凤才即入都谒选，选甘肃阶州知州。履任后，适粤寇启逆、川寇蔡二顺同时窜陕，路过，城陷殉难。沈起鹗，字荐廷，石埭人，以浙江县丞，随晏中丞来徽，留派粮台，练达诚笃，同列倚之。补浙江海盐县知县。程亦陶后官浙江知县。先文庄在徽营，自太守以下，诸君皆与共事，故知其详。

张文毅再起，先至庐营，见福元修中丞。往临淮见袁午桥统军，袁故亲家也。途中见统军所张告示而美之，知出颜博洲培文手，遂乞于统军，延入幕府。文毅仓卒受事，左右无多人，惟先文庄与杨濠叟、颜博洲、王庆三等诸人。庆三司杂事，濠叟司文案，其军务则惟文庄与博洲任之。行至昌化，招勇五百人，博洲坐昱岭关口，执册点之而入。至徽郡，驻新安卫署。时文庄与濠叟、博洲同住厅事旁，事无巨细，无不闻知。文毅于清晨起治事，见属官、绅士谘诹筹度，送客出，即入厅旁，令办所言事，有时同客入，谋议尽善，属稿、画诺、发行，不逾晷刻也。濠叟通《说文》，善篆书，学问为一时侪辈之冠。博洲于事敏捷详练，策宁郡饷事，条举一岁之出至纤至悉，上之文毅，请函告皖南道邓公商之。濠叟笑谓博洲曰：“吾辈行与君别矣。”博洲愕然。濠叟曰：“此函去，邓公有不檄君为助者乎？”既而，果然。博洲握篆未久，宁郡失守，未几克复，仍署府事，久之即真。十年八月，宁郡再陷，死之。博洲在郡，任用能吏袁青云为宣城令，上承邓公之教。粤寇逼境，悍将鸱张，君调和其间，支撑数年，民兵相处，不致决裂。其心力良苦，卒无救于城陷，则时势为之也。

孙镜潭太守成鉴，以吏员升补贵池县知县。当道光年，大江南北县令之所倚者，曰“南漕北赈”，浮收之弊，犹取民之馀，赈则攘民之不足，捏报灾数，领款抵亏，以救百千万饥民之资，救一吏之家，上下视为固然，此乱前之积习也。皖省之池属，于前岁困于水，太守令贵池：遇水将成灾，先至各乡，遍查户口，分上中下造册，核定赈数，白大府请赈。赈银既至，以银数晓示境内，按灾册所列各乡饥户分银，唤熔工凿银，分包标明发某乡、某董分赈。随将饥口名数、赈银两数、某董名姓、限某日发完书榜给各乡张贴，十日而事毕。凡因赈事所用，置册登记开销，即申报抚藩。大吏嘉其速，为发续赈银三千两，因其实惠及民也。至粤寇扰江介，池州府陈源兖在庐州殉难，太守以贵池令兼摄府篆。张文毅时在徽，来谒，且以一册呈览。视之，则池郡绅士之贤否、商民之贫富、宿棍之出没，并与粤寇相通、民间隐事，无不毕载，其尽心民事如此。

李文忠封翁，曾文正讲学之友也。李翁故后，文忠所如不合，嗣以故人之子，得入曾军。观文正手书《日记》，视如李次青方伯之流。英雄贱日无殊乎众，固不足异。祁门之役，张文毅投劾去，文正将之徽州受代。幕府诸人咸尼其行，而令次青方伯往，未几，果败。文正疏请治罪，众争之力，不可，乃以去就争。文忠辞曾营，而就其兄勤恪公于江西某知县任所，途过益阳胡文忠军，见之且告之故，益阳曰：“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进身？”对曰：“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非也。”拂衣起，归寓。束装将行，益阳之使适至，挽之回；不许，强而后可。留饮数日，绝口不谈前事，尽欢而别。文忠在江西，简福建遗缺，道阻兵，进退维谷，闻文正克安庆，驰书往贺。文正报书云：“足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不来，何也？”前辈口传如此，与今本曾集微异。文忠得复，遂、回曾营，文正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事。时先文庄至皖，见文正，文正称为“皖北人才”，著之《求阙斋日记》曰：“气象峥嵘，志意沈著，美才也。”退见文忠，文忠曰：“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未几，文正荐文忠为苏抚，飞皇腾达，盛极一时，勋业几加文正之上。天津教案，继文正督直，新旧交替，同居督署中。一日，谈笑极乐，文正谓文忠曰：“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祁门之别，益阳来书云‘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今思其言验矣。”观此，可想见曾公之雅量、胡公之远见、李公之奇气，而三公遇合之迹，亦可略寻其源。

李文忠居乃兄知县署中。一日，遇九华衲子于友人所，善相法。见勤恪，曰：“贵人也，不十年，当任方面。”继见文忠，曰：“贵不可言。令兄之贵，胥由于公。”归而告母，太夫人大喜。次日，使赠以赀，再询其详，则已行矣。及文忠入阁办事，居贤良寺。九华某寺僧至京，请藏经。余家仆媪辈多为九华旧香客，素与寺僧习夤缘，而至文忠所为之求书。公呼寺僧至，问以衲子所在。寺僧巧言善谀，承文忠意曰：“此地藏王菩萨化身也。”文忠乐甚，亲为洒翰，且命贤良寺主持僧为之上下关说，得早领经以去。

左文襄勋业，以幕客时为始。文襄在军，距曾军数十里程，间日跨马而来，文正辄盛设馔食以待，谓大烹以养圣贤，重之如此。文襄善啖而好谈，入座则杯盘狼藉，遇大块用手擘开，恣意笑乐，议论风生，旁若无人。偶与辩胜，张目而视，若将搏噬之状。称人必以其名，惟于文正则敬之称字。一日，言事有异同，文正出句云：“季子自鸣高，与我心期何太左？”文襄对曰：“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以名对字，偶一呼名，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李文忠时在文正幕，辄不相下。曾军湘人为多，值彭刚直来谒，讥评之中，忽涉皖籍人士。刚直尊人久任合肥青阳司巡检，文忠反唇相稽。刚直遂用老拳，文忠亦施毒手，二公互殴，相扭扑地，座客两解之，乃已。文忠与文襄、刚直始终不协，今文忠《朋僚函稿》，于捻事言及逆首张总愚辄云“太冲非其对手”，于西事颇责其误国甚于崇厚丧地。文襄家书，诋淮军等于捻匪。读者殊以为已甚，不知二公时宣于口，较之笔诸书者为更甚，而觌面之辞则其尤也。盖文忠皖人，性情坦直，以率性为道；湘军自讲学而起，修道为教，不免有许多勉强之处。至于道之大原，则一也。

虚报战功，为随营刀笔之惯技，匪特不肖者为然也，虽贤者亦有不免焉。《李文忠集》中奏议、函稿、电稿之属，当时抄录，早自分类。所谓吴挚翁编者，特已然之迹耳，而事后删润之处，颇有端绪可寻。同治间邸抄，文忠疏称李秀成死者，一再而三，此岂小故也哉！当文忠未至苏时，曾文正置于乃弟忠襄军中一载，练习军事。嗣后文忠谓人曰：“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盖时时设备，乃湘淮立军基础，固异于文忠初办团练时，专以浪战为能也。及陈报军情，军中幕客令文忠秉笔，一挥而就。时主稿者为半通之学子，阅之不以为然，大加删改。文忠贵日，辄述及之，曰：“吾武事弗如也，而谓我握管行文，乃不若彼耶！”盖文忠之文，素有奇气，难免有铺张之处。不通文法者，或反以为近于虚报，致成笑柄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