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异录

　　臣深谨按王安石当熙丰之间，亦尝裁减宋宗室，一时宗学诸生，拥马为之大哄。安石立马从容谕之曰：譬如祖宗亲尽而祧，何况贤辈？宗室并服其言而退。斯亦天下之公议也，固当不以人废。

　　○马端临《封建叙略》

　　列侯不世袭，始于唐；亲王不世袭，始于宋。又曰：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己私；古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己物。上下之际，均一至公，非如后世分疆画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灭六国，再传而灭。西汉之初，剿灭异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周虽大封，未闻成康而后，复畏文武之族逼，而必欲夷灭之，以建置己之子孙也。汉魏而下，每一易主，则前帝之子孙歼焉，而运祚卒以不永。

　　○贾让《治河奏略》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迫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民，当水冲者，泛滥自定。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载无患，故谓之策。若乃多穿漕渠于翼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亦救败术也。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溱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卣不生谷，决溢有败为色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卣下隰，填淤皆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一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培薄，劳费无已，数违其害，此最下策也。

　　臣深谨按河事，要领无过于此奏，故采其尤得要领者著于篇。但古今所不同者，让论自东北入海，故为顺。今日则障之南行入海，故为逆。以本朝廷鼎燕都，护运道故也。臣家江湖下流，盖尝睹其入海之处，江流视河尤盛，然江害少而河患多，何也？大抵水分则力微，并则势悍，力微则为利，势悍则滋害，又河流或断，而江流常行，断则易淤而浅，行则顺利而深，其所达滞固然也。况江源出峡，则洞庭彭蠡为之潴，科坎既明，流止有制，是故江患赏少。河出洛阳，行梁宋间，土既疏而无所游泊，并夷夏数十百之水，而纵其所如，安保其不为害也哉？今日治河次第，固自有所以让之论为不疏矣。

　　○马端临《户口序略》

　　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捍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知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繁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家之盛衰。

　　○高锡《劝农论略》

　　劝农者，古典也，在于知其病而去之，夫农之病者，由制度隳也，制度隳则下得以僭上。是故宫室无常规，服玩无常色，器用无常宜，饮食无常味。四者偕作，于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浇诡骋焉。业专于是，货易于是者，利甚厚于农矣。凡民之情所急者利，于今之农，其利甚寡。农家之利，田与桑也，田桑之所出者谷帛。夫以垦之，妇以蚕之，力竭气衰，方见谷帛。谷帛之价，轻重不常，农家出则其价轻，入则其价重。轻重之币，起于时也，时底于稔。故有轻而出，时过于凶，故有重而入。稔既轻出，凶又重入，敢言利乎？且务奇伎淫巧，浮薄浇诡，皆坐而获利焉。谁肯勤于农哉？若欲勤农，先思举制，制度举则下无以僭上。上之宫室，下不得宅焉；上之服色，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下不得举焉；上之饮食，下不得荐焉。则奇伎淫巧，浮薄浇诡者，尽息矣，农不劝而自劝也。

　　臣深谨按锡所论著，颇尽伤农害农之故，然于国家劝农之法制疏矣，采其要者如此。

　　○苏轼《徐州上书略》

　　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彭城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众，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下。岂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敌耶？

　　臣深谨按宋都汴，故彭城为左臂，子瞻徐州形势为宋论也，亦甚明切。我朝都燕，则徐州形势所系尤大。盖以百物所输，多从南上，今日之喉襟也。惜乎。子瞻自守之策居多，犹未尽彭城之利害也。

　　●同异录卷下论述下

　　臣深释曰：道无精粗，法有伦要，故析为下篇，并皆奇文奥义，可以考见古今之物情习俗，盖有神明之道焉。各仍旧篇，故曰论述。

　　○杨时《求仁齐记略》

　　吾邑距中州数千里之远，舟车不通，缙绅先生与一时怀德秉义之士，足以表世范俗者，皆无自而至。士之欲为君子者，何所取资耶？故后生晚学，无所窥观。游谈戏谑，不闻箴规。切磨之益，同则嬉狎，异则相訾，至悖义逾礼而不悔。虽英材异禀，间时有之，亦不过诵六艺之文，百家之编，为章句之儒，钓声利而已。一日街鬻而不售，则反视平昔所有，皆陈腐剽剥，无所用之。往往转而易业者，十尝六、七。此与廛夫贩父，积百货，坐市区，逐什一之利，流徙无常者，何异耶？予尝悼之，又窃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党之士，柔不溺于随，刚不愤于欲者，相进于道，庶几少激颓俗。今吾子乃能经营于此，以教学为事，是真有志者哉！

　　臣深谨按：杨时字中立，宋徽宗时人，世称龟山先生，今之延平府将乐县人也。程门高第，弟子赠将乐伯，《宋史》有传。我朝从祀夫子庙庭。臣至延平，访其遗文，读之首录此文，以寓世道之感。

　　○朱熹《余龙山文集序略》

　　熹少时，犹颇及见前辈而闻其余论，睹其立心处己，则以刚介质直为贤。当官立事，则以强毅果断为得。至其为文，则又务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无含糊脔卷，睢盱侧媚之态。使读之者，不过一再，即晓然知其为论某事，出某策，而彼此无疑也。近年以来，风俗一变，上自朝廷缙绅，下及闾巷韦布，相与传习一种议论，制行立言，专以酝藉袭藏，圆熟软美为尚。使与之居者穷年，而莫测其中之怀，听其言，终日而莫知其意之所乡。回视四五十年之前，风声气俗。盖不啻寒暑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观于龙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

　　臣深闻之唐臣刘禹锡曰：文章与时高下，岂不信哉？今世论文章之弊者，必曰晚宋晚宋云。盖言文既弊，而宋亦晚矣。呜呼，可不惧哉！可不惧哉！观于文公所称四十五年前，正当龟山之时。又观龟山前所云者，习俗已自变矣。宋之盛时可想见也。臣于时事，颇有所感，故知文体所系大矣。

　　○唐庚《辩同论略》

　　道至于圣人极矣，岂容复有异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汤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则又如此。使数圣人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则论事之际，吾意必有同异者矣，宁能尽合乎？是犹有辞焉。曰：时不同也。若诸子之论性，岂复系于时哉？而孟子之说如此，荀子杨子之说则又如此。使数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则论事之际，吾意其必有同异者矣，宁能尽合乎？是亦有解焉。曰：师友有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张之徒，则又将安所诿哉？皆出于周末，不可谓之异时。皆受道于洙泗之间，不得谓之异师。讲业请益，周旋出处，奔走忧患，盖无适而不同者凡数十年，不得谓之异友。而论交论学，如黑白之相反，方圆大小之不相及也，此复何哉？说者以为孔子殁，学者无所统一。使夫子在，学者宜不至此。然吾闻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谓是，卒而非之。曰：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此一人耳，而有所谓昔日之言，有所谓今日之言者，而况于众口乎？是以先生知群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极其说，而不以同异为诛赏。公卿大夫之出于斯时者，亦人人各荐其所闻，而不以同异为喜愠，何者？闺门之内，父子兄弟相与言，而有可有不可。筮人布蓍，卜人引龟，而参之一从一不从。故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宁可罪哉？今为申商之学则不然。以谓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兴；离心离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赏生杀，足以整齐天下，而不塞异议之口，则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风俗。噫！古之所谓同心同德者，果谓此耶？吾不忍闻是说矣。周公之时，朝廷之士不为少矣。而东征之议，书称十夫予翼，则同者寡，而有不同者众矣。岂皆小人耶？岂皆诛之耶？夫以周公之权而十人者助之，其势足以诛锄群臣之异己者为有余矣。鼻息所向，天下其孰敢违，然近于人情，通于物理，忠于王室，而推至公于天下者，终不肯为，此何则？驾驭群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则家道危，臣下同则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覆可胜讳哉！古人所以贵和而贱同者虑此。

　　臣深谨按：唐庚字子西，盛宋时人。而文亦雄健条畅，臣每爱之，殆不下苏氏兄弟也。

　　○刘更生《灾异封事略》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宁。文武周公，崇推让之风，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自此之后，天下大乱。春秋之世，灾异并起，祸乱辄应，杀君亡国，不可胜数。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淆白黑，不分邪正杂揉。忠谗并进，转相是非，毁誉混乱，所以荧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籍势之人，子弟丛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辏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原其所以然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待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否者闭而乱也，泰者通而治也。《诗》云：雨雪麃麃，见睍曰消，与易同义。昔者鲧、共工、骧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察，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孟季，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鲁君、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傅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訾訾，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今以□□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拨当世之变。放远邪佞之党，坏散险设之聚，枉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