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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宰相、枢密使必以侍郎以上为之，若官旧尊则守本官，官卑则躐迁侍郎。官制行，初相止除大中大夫，崇宁后必超进数官，政和以后至有径迁特进者。靖康初，吴少宰敏初相自中大夫躐迁银青光禄大夫，引故事自言，于是改大中大夫就职。
庆历间，贾文元为昭文相，陈恭公为集贤相。会久旱，引东汉策免三公故事自言。是时，吴正肃为参知政事，与文元不协，数争议上前及此。中丞高若讷以为大臣不肃，故雨不时若而。文元亦自请，故与正肃偕罢，而恭公进位昭文，犹申前请，乃降授给事中，而辅政如故。二参宋元宪自给事中降谏议，丁文简自工部侍郎降中书舍人，数月而复云。
国朝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必以谏议大夫为之，权御史中丞亦然。熙宁中，始有本官带待制权中丞者。官制后，初拜执政迁中大夫，而中丞不复迁官矣。
祖宗时，侍从官或被寄任，往往优进职名，不复计资望之浅深。庆历中，欧阳文忠公为知制诰才数月，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即拜龙图阁直学士。其有既命而以事不行者，则随亦改授他职，绍圣间犹如此。彭器资尚书自权吏部尚书授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辞行，乃改待制知江州。权尚书补外，正合得待制故也。
按欧阳文忠公《庆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时已迫丞相出，故不得专一思虑工文字，以尽道天子难喻之意，而还诰命于三代之文。”又《刘原甫侍读墓志》称其文章尤敏赡。尝直紫徽阁，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将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凡数千言，文辞典雅，各得其体。由是言之，则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词，且不得从容下直而为之也。元初，林子中枢密除中书舍人，言者论其非，因及张邃明中书曰：“昨日闻主者督撰希告词甚急，意ロ之为谋，欲希早受命成其奸党也。”则命词之限，当元时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巽资政居政和间，词命独为一时之冠，然文思迟涩，尤恶人趣之。有趣之者，辄默志其旁，凡一趣则故迟一日，有迁延至旬余者，其后人稍闻之，莫敢复趣矣。
帝者之女谓之“公主”，盖因汉氏之旧，历代循焉，未之有改也。政和间，始采周之王姬之称而改公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县主曰“族姬”。议者谓姬盖周姓，犹齐女曰齐姜，宋女曰宋子，皆因其姓而系之国，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盖别于同姓诸侯鲁姬、卫姬耳。国家赵氏，乃当曰帝赵，不得曰帝姬，若以姬为妇人之美称则尤不可。《汉书高五王传》：“诸姬生赵幽王友。”颜师古注曰：“诸姬，总言众妾之称。”又非所以称帝女也。命妇封号亦政和间所改，始因夫人之名，而凡谓之人。独孺人者，本称妇人之名，其它则见于书传者，皆通谓男子，至“硕人俣俣，执辔如组，有力如虎，又非所以为妇人之号也。小君之称稽据甚明，设欲多其等级者，莫若采魏晋间乡君、亭君之目而增之，则犹为有据也。公主之号建炎初已复之，予在司封，欲援此为例，并复命妇封号，而或者以谓非事之急，故止。
旧制：谏议大夫积十一转而至仆射，二府乃七转。及官制行，大中大夫七转至特进，而不分庶官与二府。元中始令正议光禄、银青光禄、金紫光禄大夫并置左右，分为二资，于是复十一转而至特进，绍圣以后因之不改。政和中增置通奉、正奉、宣奉三阶而罢分左右，止十转至特进，而庶官、二府并循此制。盖祖宗以来二府不磨勘，故每优迁。《绍兴新书》乃并二府有《磨勘法》，然亦未尝举行也。
石林公言吴中俚语：若等人易得久，人易得丑，虽鄙亦甚有理。
祖宗时，凡官仆射及使相以上领州府则称“判”。元符末，章仆射罢相，以特进守越州，止称“知”，盖谪也。宣和中，余太宰深以少傅、节度使守福州，复称“知”。靖康初，白太宰时中守寿春府、李太宰邦彦守邓州，始复故事称“判”。建炎中，吕仆射顾浩以使相守池、守潭、守临安，皆称“知”，赵丞相鼎官本特进再罢相，初以节度使守绍兴，后改本官守泉，皆称“知”。近岁孟郡王忠厚以使相守镇江亦称“知”，后改婺州。会高开府世则亦守温州，称“判”，而孟亦改判婺州云。
国朝翰林学士多以知制诰久次而称，以职闻者为之。刘原甫居外制最久，既誉望高一时，故士论咸以为宜充此选，而刘亦雅自负，以为当得之。然久尼不得进，逮出典两郡，还朝，复居旧职且十年矣，终不用。久之，复请外补，于是以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颇怏怏，不自得。一日，顾官属曰：“诸君闻殿前，挥使郝质乎？已拜翰林学士矣。”或以为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准之，固当如此耳。”
国朝之制：食邑满万户乃封国公，惟见任宰相与官为三公者，则通计实封，满万便封国公。杜正献公既致仕，因郊祀当加恩，而食邑未满万户，特诏封祁国公，盖异礼也。其后遗表有曰：“非万户而忝赐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盖谓是云。
杨文公亿初入馆时年甚少，故事，初授馆职必以启事谢先达，时公启事有曰：“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时称之。
故事，臣僚封赠母、祖母不问生没，并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间，待制刘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称也。封母而别之，所以致别于其妇。既没，并祭于夫，若加之尊称，则是以尊临其夫也。以尊临夫，于名义疑若未正。”自是，始诏命妇追封并除去“太”字。逮《绍兴新书》，复仍旧制。晏尚书敦复领吏部，援刘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汉文帝纪》：“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无得擅征捕。”注谓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仍得称太夫人，盖此义也。于是追封始不复称“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称太皇太后，既升，皆止称皇后，正此比也。
旧制：执政以上始服球文，带佩鱼；待从之臣止服遇仙带，世谓之“横金”。元丰官制，始诏六曹尚书、翰林学士并服遇仙带、佩鱼。故东坡《谢翰林学士表》曰：“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盖谓是也。然武臣节度使班翰林学士上、六曹尚书下，至今止“横金”。迨拜太尉，则球文、佩鱼，盖恩礼视执政故也。
元丰官制：侍从官给事中以上乃服金带，中书舍人以下皂带、佩鱼，与庶官等。大观间，始诏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皆许服红呈犀带、佩鱼。建炎间，复置权六曹侍郎，亦如之。
旧制：借服不佩鱼，故系衔止称“借紫”、“借绯”。政和中，王诏延康始建请借服皆佩鱼如赐者，从之。然差敕止仍旧云：可特差某职任，仍“借绯”或“借紫”而已。而其后系衔者多自称“借紫金鱼袋”，若“借绯鱼袋”，然终无所据也。
凡知州军、通判、提点刑狱、转运判官、知三京赤县，皆“借绯”；知州、提点刑狱自服绯者，仍“借紫”；转运使副、知节镇州虽不服绯，亦“借紫”，谓之“隔借”；自节镇转运副使改授列郡亦“借紫”，谓之“带借”，中间尝历他官则不。
旧制：凡特赐绯，章服皆服涂金、宝瓶带三日。职事官唯侍御史初除则例赐绯，余非特恩未有赐者。
本朝封爵徒为虚名，户累数万。虽号实封者，亦初无其实，故有司亦不甚以为轻重。若非自请，则文臣例封文安，武臣例封武功，宗室例封天水，名号重复不可稽考。予以为虽异于古之裂地而封者，然驭贵之意则均也。谓宜略依古制，非有功不封，已封之县不再以封，则庶几其稍重矣。故事，文臣官至卿监官、武臣官至横行，而勋加至上柱国乃加封邑。其后罢勋官，而寄禄才至奉直大夫、横行以上，便加封邑，则宜其众也。
集贤院学士初无班，品与诸直馆颇同，然自执政、侍从皆通为之。如吴正肃公肓自资政殿大学士改授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刘原父自翰林侍读学士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皆以职闲无事故也。其后，李周自权侍郎罢，徐集贤院学士，始有旨：曾任六曹侍郎者，立班在大中大夫之上，奏荐、班列并同待制。绍圣元年，又诏：曾任权侍郎以上者，立班、杂压、封赠在中散大夫之上，其余恩数仪制并依中散大夫；余人立班、杂压在中散大夫之下，荫补依朝议大夫，官高者从本条。二年，罢馆职，易为集贤殿修撰。政和中，改集贤殿为右文，今右文殿修撰是也。
许少伊右丞宣和间初除监察御史，夜梦绿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未几，刘希范资政珏继有是除。靖康初，为太常少卿，复梦绯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未几，刘亦继为奉常。时刘以渊圣登极恩，初易章服也。
旧制：宰相官仆射以上敕尾不书姓，盖用唐故事也。元丰官制：仆射为宰相，故不计寄禄官之高下，皆不书姓云。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见于择婿与辟客。盖赵参政昌言之婿为王文正旦，王文正之婿为韩忠宪亿、吕惠穆公弼，吕惠穆之婿为韩文定忠彦，李侍郎虚巳之婿为晏元献殊，晏元献之婿为富文忠弼、杨尚书察，富文忠之婿为冯宣徽京，陈康肃尧咨之婿为贾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王文正曾守郓，辟庞庄敏籍为通判，庞庄敏守并辟司马温公为通判。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辟田枢密况、孙威敏沔并为判官，欧阳文忠公为掌书记，欧阳公辞不就，复请张文定公方平，亦辞。富文忠公守并，请韩黄门维为属。王文安公尧臣安抚陕西，辟蔡枢密挺自随。如此之类甚多，不可悉数，皆拔于稠人之中，而其故居位风节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
童贯既败，籍其家赀，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它物称是。此与“胡椒八百斛”者亦何异邪！
旧制：进士登科人初官多授试秘书省校书郎，故至今新擢第人犹称秘校。祖宗朝，进士上三名皆授将作监丞通判，故至今犹称状元为监丞。
唐东都有尚书省留守，兼判其余百司，略如京师。居其官者谓之分司，大抵皆闲秩，故当时有诗云：“犹被妻孥教渐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是也。
本朝三京虽置御史台国子监，执政、侍从庶官迭居之职，事甚简。御史台则行香拜表日押班，国子监则出纳钱粮而已。故未置宫观时，士大夫多自请以为休息之地。官制行后，士大夫犹有自请分司者，近岁唯责降而已。然不必居本京，盖无供职之所故也。
旧制：文臣丁忧起复，必先授武官，盖用“墨从戎”之义，示不得已也。故富郑公以宰相丁忧起复，初授冠军大将军，余官多授云麾将军。近岁起复者直授故官。
国朝创立诸阁以藏祖宗御制，每阁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谓之侍从官。然学士、直学士例以阁名为官称，惟天章难以为称，初置时尝以王贽为直学士，其后不复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诸阁唯龙图有直阁，馆职之久次与帅臣、监司之有勤劳者乃得之，然初无班缀也。其后，诸阁例置始编入杂压与诸修撰，通谓之“贴职”，为之者众矣。
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也，以边兵训练不精，盖无专任其责者。又部署、钤辖等权任相亚，莫相统一。故每有事宜，职卑者付以懦兵，逼逐先出；位高者各据精兵，逗遛不进。是以屡致挫败。于是，首分延路兵，以为六将，将各三千余人。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六人，各监教一将兵马。又选使臣指挥使十二人，分隶六将，专掌教阅。每指挥选少壮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则补为教头。每人却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后尽成精兵。遇有寇警，少则路分都监将所部先出，多则钤辖、都署领两将或三将以出，更出迭入。约束既定，总领不贰，劳逸又均，人乐为用，边备浸修，寇不敢犯矣。其后诸路皆用此制。《熙宁将法》，盖本范公之遗意也。
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国初犹因此制，赵韩王在中书，权任颇专，故当时以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寻有诏禁止。其后，中书指挥事，凡不降敕者曰“札子”，犹“堂帖”也。至道中，冯侍中拯以左正言与太常博士彭惟节并通判广州，拯位本在惟节之上。及覃恩迁员外郎，时寇莱公为参知政事，知印，以拯为虞部，惟节为屯田。其后广州又奏，仍使冯公系衔惟节之上，中书降“札子”处分，升惟节于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封中书“札子”奏呈，且论除授不当，并诉免勘之事，太宗大怒曰：“拯既无过，非理遭降资免勘，虽万里之外争肯不披诉也！且前代中书有‘堂帖’指挥公事，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因何却置‘札子’？‘札子’与‘堂帖’乃大同小异耳！”张洎对曰：“‘札子’是中书行遣小事文字，犹京百司有符牒关剌与此相似，别无公式文字可指挥常事。”帝曰：“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行遣。”至元丰官制行，始复诏尚书省已被旨事许用“札子”，自后相承不废，至今用之。体既简易，给降不难。每除一官，逮其受命，至有降四、五“札子”者。盖初画旨而未给告，先以札子命之，谓之“信札”；既辞免而不允或允，又降一札；又或不候受告而俾先次供职，又降一札；既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则又降一札，谓之“照札”。皆宰执亲押，欲朝廷之务简，难矣。然予观近代公卿文集中凡辞免上章止云：“准东上阁门告报”，则是犹未有“信札”也。今诸路帅司指挥所部亦用“札子”，其体与朝廷略同。然下之言上，其非状者亦曰“札子”，名同而实异，不知其义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