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清帝七书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

光绪十四年十月

奏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闻言事有越职之禁者，所以定名分也;辟门有传言之典者，所以采刍荛也。定分以靖臣下之心，采言以通天下之气。臣猥荷天慈，蒙被荫典，入监读书，虽复疏贱，然自祖父世受国恩，区区之私，常怀报称。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顷河决久不塞，兖豫之民，荡析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

而尤可骇痛者，奉天大水，山涌川溢，淹州县十余;甚至冲及永陵山谷，哆圮坍坼，凡十八山，形势全改，今上海新报馆绘图募赈，遍传各省。伏念永陵为我朝发祥之地，岸谷告变，震动非常，以为皇太后、皇上闻此奇变，必悚惶震悼，戒励群臣，痛哭戒誓，乃伏处下风，未闻有恐惧责躬，求言恤民之特诏;亲臣重臣，卿贰台谏，受国厚恩，亦未闻有直言极谏痛哭入告之封章。内而侍臣，外而藩僚，不闻一言，下而部寺司员，亦不闻一言。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箝口结舌，坐视莫敢发，臣所为忧愤迫切，瞻望宫阙而惓惓痛哭也。

伏读世祖章皇帝圣训曰：“近来条奏，多系细务，未见有规切朕躬者;朕一日万几，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良由诸臣畏惮忌讳，不敢进谏耳。朕虽不德，于古帝王纳言容直，每怀欣慕，朕躬如有过失，诸臣须直谏无隐，言之过戆，亦不谴责，钦此。”此真开国圣人省身求言之极则也。

伏惟皇太后、皇上聪听彝训，乐闻谠言，臣窃慕汉、宋时大学生刘陶、陈亮有上书之义;近咸、同时，监生周同毂、贡生黎庶昌递折言事，荷蒙列圣嘉纳，故敢不避斧钺之诛，披沥血诚，忘其僭越，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窃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方今中外晏然，上下熙熙，臣独以为忧危，必以为非狂则愚也。夫人有大疠恶疾不足为患，惟视若无病，而百脉俱败，病中骨髓，此扁鹊、秦缓所望而大惧也。自古为国患者，内则权臣女谒，外则强藩大盗而已。今皇太后、皇上端拱在上，政体清明，内无权臣女谒阉寺之弄柄，外无强藩大盗之发难，宫府一体，中外安肃，宋、明承平时所无也。臣独汲汲私忧者何哉?诚以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

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滇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藏卫也，在道光十九年，已阴图其地，至今乃作衅焉。

法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教堂以诱众，渐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诱我民，今遍滇、粤间，皆从天主教者，其地百里，无一蒙学，识字者寡，决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诱之。又滇、越、暹罗间，有老挝、万象诸小国，及猓苗诸种，法人日煽之，比闻诸夷合尊法神父为总统焉。法与英仇，畏英属地之多也，近亦遍觅外府，攻马达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专力越南以窥中国，数年之后，经营稍定，以诸夷数十万与我从教之民，内外并起，分两路以寇滇、粤，别以舟师扰我海疆，入我长江，江楚教民从焉，不审何以御之?

夫敌国并立，无日不训讨军实而虞敌之至也。迩者德法之争，十三日失和，十七日德以兵二十四万渡礼吴河而压法境矣。兵势之速如此，而我兵不素练，器不素备，急乃徐购募以应之，虽使廉颇、韩信为将，庸有幸乎?又美人逐我华工，英属澳大利亚随之，将来南洋诸岛纷纷效尤，我民出洋者千数百万，中国漏于洋货久矣，稍借此补其尾闾，若不保护，还无所业，必为盗贼，金田之役，将复起矣。

昔甲申之事，法仅以一、二舟师惊我海疆，我沿海设防，内外震动，皇太后、皇上宵旰忧劳，召问诸臣，一无所措，乃旁皇募兵购炮，所费数千万计，而安南坐失矣。且是时犹有左宗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冯子材、曾国荃、岑毓英、刘锦堂、王德榜等，皆知兵宿将，布列边外，其余偏裨亦多百战之余，然已兵威不振，人心畏怯如是。今则二三宿将重臣渐皆凋谢，其余旧将皆已耄老，数年后率已尽，即偏裨之曾列戎行者亦寡，而强邻四逼于外，教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我既弱极，则德、奥、意、丹、葡、日诸国亦狡焉思启，累卵之危，岂有过此，臣所为日夜忧惧也。

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然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譬彼病痿，卧不能起，身手麻木，举动不属。非徒痿也，又感风痰;百窍迷塞，内溃外入，朝不保夕，此臣所谓百脉败溃，病中骨髓，却望而大忧者也。今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才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患无学，此数者，人皆忧之痛恨焉，而未以为大忧者也。

夫先王之治，于理财至精也。《周礼》：“三农生九谷，园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泽之材，薮牧养蕃鸟兽，又有草人、稻人化土宜焉。”善乎《礼记》之言曰：“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管子日：“慎民在举贤，慎富在务地。”夫有土此有财，而以政事纬之。地利既辟，于是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材任能，岂有以中国地方万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多，而患贫弱哉?故臣皆不以为大忧也。臣所大忧者，患我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而已。

伏惟皇太后、皇上敬天勤民，法祖宗，用耆旧，圣德之美逾越今古，臣敢以为无欲治之心何也?窃.见与强夷和后，苟幸无事，朝廷晏安，言路闭塞，纪纲日隳。顷奇灾异变，大告警厉，天心之爱至矣，不闻有休惕修省之事，上答天心。又古者灾异策免三公，枢臣实秉国钧，亦无战兢之意，未闻上疏引罪，请自免谢，泄泄如是。而徒见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驰驱乐游，电灯、火车奇技淫巧，输人大内而已。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天命无常，而民穷难保，栋折榱坏，谁则能免，臣所为夙夜忧惧，不敢畏而自隐也。

伏惟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临政之日，不为浅矣，所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雪列圣之仇耻，固万年之丕基，宜有在矣。乃事无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乱将至者何哉?以为所任非其人欤?则以皇太后、皇上之明，岂敢谓尽非其人;以为所由非其道欤?则以皇太后、皇上之圣，岂敢谓尽非其道;而遂以致此者，得毋皇太后、皇上志向未坚，无欲治之心故耶?今天下所忧患者，曰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材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皆无学。臣虽痛恨之，皆未以为大患，独患我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而已。夫诸苑及三山，暨圆明园行宫，皆列圣所经营也，自为英夷烧毁，础折瓦飞，化为砾石，不审乘舆临幸，目睹残破，圣心感动，有勃然奋怒，思报大仇者乎?若有此也，臣欲銮驭日临之也。然亦未闻有兴发耸动之政焉。天下则以为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也。以皇太后聪明神武，临政二十年，用人如不及，从善如流水，当同治初年，励精图治，起翁心存、李棠阶相机务于内，用曾国藩、左宗棠治戎事于外，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韩超并由道员擢受巡抚，刘蓉且以诸生超授抚藩，开诚心，布大度，孜孜求治，用能芟夷大盗而至中兴。臣每伏读穆宗毅皇帝圣训，未尝不感极起舞而至于流涕也。

又光绪八九年，用人行政，赫然有兴作之意，臣窃谓皇太后、皇上有光明圣德，可与为尧、舜之治也;所以倦勤者，得无以励精已久，而致治无期耶?臣维同治初年，大乱甫定，上下肃雍，中外望治，譬大病新愈，补之自强，此中国图治第一机会也。然圣意勤勤，而未足振弱者，不变法故也。

光绪八九年，宫廷赫然求治，士风大变，譬久病稍起，非更加医药，不能骤廖，此中兴第二机会也。不幸法夷入寇，于是复蹶.得无有谗匿之口，间于左右，以为臣下能言者不周于用乎?夫人各有能有不能，通治者未必知兵。夫天下多才，不能以一人偾事，而尽疑天下之才。岂圣意以为尝图治矣，而辅相无人，因而渐怠耶?生谓中遭事变，所以不竞厥施者，不慎选左右故也。如使皇太后、皇上优危惕厉，震动人心，赫然愿治，但如同治、光绪初年之时，本已立则末自理，纲已举则目自张，风行草偃，臣下动色，治理之效，必随圣心之厚薄久暂而应之。臣所欲言者三，曰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

夫法者，皆祖宗之旧，敢轻言变者，非愚则妄。然今天下法弊极矣。六官万务所集也，卿贰多而无所责成，司员繁而不分委任，每日到堂，拱立画诺，文书数尺，高可隐身，有薪炭数斤之微，银钱分厘之琐，遍行数部者，卿贰既非专官，又多兼差，未能视其事由，劳苦已甚，况欲整顿哉?故虽贤智，亦皆束手，以为周公为今冢宰，孔子为今司寇，亦无能为，法弊至此，求治得乎?

州县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赋、税、教、养合责于一人，一盗佚、一狱误、一钱用而被议矣，责之如是其重，而又选之极轻，以万余金而卖实缺焉。禄之极薄，以数百金而责养廉矣。其下既无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无汉人三老、啬夫之化，而求其教养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书，皆欺饰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选贤才也，仍用签除;武举以为将帅也，乃试弓石;翰林以储公卿也，犹讲诗字;其他紊于法意，而迂于治道，舛乱肴决，难遍以疏举。是以皇太后、皇上虽有求治之心，而无致治之效也。

今论治者，皆知其弊，然以为祖宗之法，莫之敢言变，岂不诚恭顺哉?然未深思国家治败之故也。今之法例，虽云承列圣之旧，实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我先帝抚有天下，不用满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遗制，不过因其俗而已，然则世祖章皇帝已变太祖、太宗之法矣。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若病既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董子曰：“为政不和，解而更张之，乃可以理。”《吕览》曰：“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设今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贝勒旧法，分领天下，则我朝岂能一统久安至今日乎?故当今世而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

今之时局，前朝所有也，则宜仍之，若知为前朝所无有，则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与治敌国并立之世固异矣。昔汉臣魏相专主奉行故事，宋臣李沆谓凡人士上利害，一切不行，此宜于治平之世也。若孙叔敖改纪，管仲制国，苏绰立法，此宜于敌国并立之世也。今但变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采周、汉之法意，即深得列圣之治术者也。皇太后、皇上知旧法之害，即知变法之利，于是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实，变通尽利，裁制厥中，如欲采闻之，则农夫耕而君子食焉，臣愚愿尽言于后也。尤望妙选仁贤，及深通治术之士，与论治道，讲求变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

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况以中国地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二帝、三王所传，礼治之美，列圣所缔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君上之尊宜矣，然自督、抚、司、道、守、令乃下至民，如门堂十重，重重隔绝，浮图百级，级级难通。夫太尊则易蔽，易蔽则奸生，故办事不核实，以粉饰为工，疾苦不上闻，以摧抑为理。至于奸蠹丛生，则虽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变之为愈矣。

今上下否塞极矣。譬患咽喉，饮食不下导，气血不上达，则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古者君臣有坐论之礼，《大学》之美文王曰“与国人交”，《诗》曰：“哟哟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言恳诚发乎中礼，群臣若嘉宾，故群臣尽心，下情既亲，无不上达，则奸消弊缩，虽欲不治，何可得哉?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周有土训、诵训之官，掌道地图、地慝、方志、方慝，汉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议郎，专主言议：今若增设训议之官，召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则皇太后、皇上高坐法宫之中，远洞万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哉?以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宜通下情久矣。然今犹壅噎底滞者，得无左右皆宦官宫妾，壅塞聪明，而无学士大夫与论治耶?即有其人，亦皆谗馅面谀之人，而非骨鲠直亮之士耶?不然，以圣德之茂，何未能日缉熙于光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