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邠庐抗议

易吏胥议
后世流品莫贱于吏，至今日而等于奴隶矣；后世权势又莫贵于吏，至今日而驾于公卿矣。《册府元龟》：唐元和中敕曾任州府小吏，不得申送进士，与亏礼教被科罚，皆谓之不入清流。《明太祖实录》：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吏之贱旧矣。至近日，江苏州县，漕书阍人更迭为之，衣冠不与齿，其贱也如彼，而权势之盛则又莫盛于今日，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卿贰督抚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天子曰可，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于是乎其权遂出于宰相大臣之上，其贵也又如此。
夫所谓可不可者，部费之到不到也，《汉书》云：所欲生则与生比，所欲死则与死比。专指廷尉言，今则转于吏、户、兵、工四部为甚。无他，利之所在耳。每部不下千人，其渠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内外交结，隐语邮书，往来旁午，辇金暮夜，踪迹诡秘，莫能得其赃私都数。尝与一绍兴人拟议，吏部四司，岁约三百万；兵部官少而费更巨；户部有监漕，工部有河工，计四部岁不下千万。外省大小衙门人数尤众，婪赃更多，更不啻千万。究银所从来，国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顾氏炎武谓之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虎狼何知？但知搏噬，噬民不已，继以噬国，无足怪，独怪国家之必养此虎狼何居？正名定罪，非尽杀不可，然非一杀之而即已也，杀一虎狼，复养一虎狼，其噬人自若，是今之吏之不可复用也明矣。
考《周礼?太宰》：陈其殷，置其辅，郑注：“殷，众也，谓众士也。辅，府史，庶人在官者。”夫辅非贱简之名，又与士同列，知古不以吏为贱役。汉武帝时，卒史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唐高宗诏诸司令史考满者，令试一经。吏宜通经，古之道也。元时小吏可致宰执台谏，明亦有吏员累官卿贰者。况钟为郡，尤有贤名。中叶以后，始贱吏不用，非初制也。钱氏大昕曰：“元时士人皆乐为吏，而吏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于吏，以奴隶使之，盗贼待之，而吏遂无所用。”旨哉斯言！今日之用吏，殆以国计民生全付之奴隶、盗贼也，可乎哉？既不能不用之，即宜有以尊之。惟今日吏之贱中于人心，骤尊之清流犹不就也。窃以为既如前议改例之后，案牍减大半，外官可并其事于幕，而名之曰幕职，略仿唐制，与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闲之人为之。由郡县学山长择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学中平，历三试不中式者，送郡县充选，兼准应试。九年无过，叙丞簿官候选，始脱试籍。丞倅佐贰等官，于郡县分聘一人，大吏及部院皆由郡县择其尤上之。今制惟军机处不设吏，以章京治文书，苏拉仅供无走之役，故流弊较少，亦部院可以幕职代书吏之证也。此幕职一途，与科目、荐举二途并用，惟不得入翰林及为大学士，稍示区别，其余迁擢无稍轩轾。又荐举可不由诸生，而幕职不得不由诸生。著为令，如此则人知自重，舞文黩货之风庶几少衰息乎。

折南漕议
《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古圣人转输之法也。宋人诗有云：自古有良法，一州食一州。诚哉是言，盖不闻仰给于数千里之外，而无百一之闲阻者。然则求裕京仓，莫若兴西北稻田，而稻田非可计年奏绩也。惟有于天津、通州、京仓三处，招商贩运米麦杂粮，而令东南诸省折解银两，俟有成效。并停东豫粮运，最为简法。
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俸特十之一耳；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京钱若干千，合银一两有奇，相沿既久，习而安之。咸丰九年，有以某牛录扣米勒折控部者，以历年已然，各旗皆然，某牛录得从薄谴。惟官俸亦然，三品以上多亲领，其余领票辄卖给米铺，石亦一两有奇；赴仓亲领者，百不得一。然则南槽自耕获征呼驳运，经时累月数千里，竭多少脂膏，招多少蟊蠹，冒多少艰难险阻，仅而得达京仓者，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可为长太息者也。且也嘉庆中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疏有云：南漕每石费银十八金。不曰二十金而曰十八金，必确有所见。魏氏源驳之谓止四金，其说甚谬。［注，魏氏云：每船受米六百石，帮费洋千元，不过每石一两有奇。不知六百石内交仓正耗米仅四百余石，六百石帮费皆应在四百石内通摊。魏氏误会。一谬也；彼时松白粮帮费有多至贰千六七百元者，魏氏不知。二谬也；又云漕项连行月银米每石一两，考行月等一切米价几及一两，银尚在外。魏氏误算舛错，三谬也。所驳无一是处］以今计之，浮收［帮费或海运经费皆在内］漕项也，［给丁苫盖各费在内］漕项之浮收也，给丁耗米、行月米、五米、贴运米、给还米等也，缮军田租也，漕河工费也，漕督粮道以下员弁兵丁公私费用也，虽不能得其确数，大约去刘说不远。乃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又可为长太息者也。则何如援照成案，每石折银一两肆钱，解京发饷，直截了当，有增无减，兵心必大喜。惟是领折买食，可以相安者，仍以岁有南粮二百余万石，流通市中之故。若市中骤少此二百万石实米，则一切杂粮腾贵，兵丁领折之后，何从买食？计二百万石可食六七十万人，是六七十万人无所得食矣，此宜为之地者也。今议京、通、天津三处，招商运粮，宜于免门关税外，援粮船带免他税之例，定为运粮若干石，准免他税若干，著为令，仍以时查报粮数，务合近年南漕糙白米之数，不足则设法招徕，或用盐务倡导故事以足之。谚云：价高招远客。部门百货所集，即川、滇、闽、广之产，尚可咄嗟立办，一旦南粮不来，米价贵即杂粮随之而贵，又有带免他税之例。近畿杂粮，连樯击毂不待言，人特不可一日不饱，米麦杂粮同归一饱，且玉田、丰润等县产米不少，近更有牛庄米南运上海者，本不患无米。况近来商贾路窄，一闻北地价贵，必趋之若鹜，更不患无米。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更宜官中多筹一年之蓄，按年粜陈籴新，为有备无患之计，则转胜于从前之年销年款，而成万全之策矣。如是则南民所完之数，即北兵所得之数，国家无毫厘之损、闾阎节赍送之资，而且所谓漕项以下款目一切可省，合计之奚啻千万两，大利民，大利国，何惮而不为哉？
或曰：海运行之十余年有效，盖仍旧贯？不知一行海运，不特多出运费，且上仓运沪，一交涉于官吏之手，百端折耗，虽简于河运，仍复不少，两湖江安尤巨。虽出自民间，而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又何苦令万家膏血多掷虚耗耶？至于前议稻田利兴，则数年之后无事南米，更善之善者矣。若河运一废不可复，稍有识者即知之，而咸丰九年枢臣犹请复河运。噫，尚何言哉？文庙圣明，得寝其议，意外之幸也。

利淮鹾议
顾氏炎武据李雯议，盐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天下皆私盐，天下皆官盐矣。谓其说凿凿可行，又引杜诗“蜀麻吴盐自古通”句，又以昆山多食淮私，而功令行浙盐，为掩耳盗钟之政。其意盖欲撤一切疆界，以实其不问所之之法，似亦探本穷源之论。余少时读而善之，洎后修《盐法志》于扬州，又躬履盐场，始知李说书生之见也。
淮南盐价每斤约银五六厘，课约银一分；淮北官定盐价每斤银一厘五毫，课约银六厘。是所谓一税，直俄顷而举盐价一倍之、五倍之也，谁则愿经此一税者？利之所在，人人趋之，灶户、商户、船户、兵役、百执事等，无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况官亦庸足恃乎？滨海数百里，港汊百出，白芦黄苇一望无际，村落场灶零星散布于其间。不漏于近署，漏于远地矣；不漏于晴霁，漏于阴雨矣；不漏于白昼，漏于昏暮矣。何地可禁？亦何时可禁？当下一转语曰：天下皆官盐，天下皆私盐矣！国初虽无帑利，而课额已不少，其时百物皆贱，盐价必有贱无贵，情事宜相等。李氏乃为此说，毋乃傎乎？
票盐之始，《明史?食货志》载：嘉靖中，山东、两浙令山商每百斤纳税八分，给之票，每年收银二千余两。浙江《盐法志》则称：嘉靖中两浙巡盐御史李遂，行票引于黄岩等场，每张照盐三百斤，置票九万张。又称厥后渐广，是又不止九万张之数。计九万张已得银二三万两，所谓广者、山东犹不与。《明史》所载殊未尽，魏氏源《票盐记》仅引《明史》，则考之不审也。此近于就场定税，特不能不问所之，为折中之法，陶公澍行之淮北而大效，陆公建瀛于淮南踵行之，亦两纲全课悉举，为数年所未有，而訾毁蜂起，则纲领是而条目非也。
今议盐法舍是更无良策，亦于票盐中求其尽善斯可矣。其法有四：
一、廓清窠臼也。凡事委曲繁重，皆弊薮也。票法已从简易，然尚有可议者，减引而转带乙也，挽上六闸也，仪征改捆也，桐城等江运入岸仍归专商也，宜一切铲除之，于三江营一带相地立局，为交税及场船交盐、江船受盐之所。每纲仍用旧额一百三十九万余引，加入岸七万余引，并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两包，就场定捆，以后经卡掣验，永不改捆。酌定正杂课经费，一律定额，其湖运淮北天长一岸，亦宜归并淮南，照高宝食盐办理。运商凡招三种，一自场运江，一自江运岸，一自岸运各州县。无谕官绅军民皆准承运，凡旧商旧引概不轇轕。
一、平减赋则也。票法宗旨，在于轻本敌私，能敌私则前纲早竣，后纲继之，盐出于海而无穷，与稍多何害？利归于官而不绝，取稍少何害？不能敌私，则私盐占之，利不归官，盐溢于海，何益之有焉？若如刊册课目，斤税几及一分，实已过重。［辛亥改章亦以其过重，每引加带一二百斤，然票盐仍不获利］为今之计，莫如奏芟帑利、参价二款。帑本早没于旧商，帑利转责之新贩，旧商税整，可以分参若干两，新商税零，不能折参若干分，徒使价出商资，参归官橐，二者皆名不正言不顺，而帑利百余万，厥数更巨，实滞销之原，必应删薙，以轻成本。
一、制造洋船也。拟造容五六百墩［可容盐二千余引］轮船十，安庆、九江、汉口三处牵算，月得往来，三岁得往来三十六，凡运盐七八十万引。更用舟尾系舟之法，即全纲可举。又回舟可带米二三百万石，统计往来舟值。视江船常价有减无增。而运行之速则十倍，且轮船质坚力猛。所遇辄糜碎。海口捕盗。往往见盗船即前触之，并可兼巡私之用。计无便于此者。
一、广建盐仓也。向来运盐，舟笨而迟，到岸已须累月，守卖动辄经年。多一日停泊，即多一日费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之，整轮散轮还相为弊。且今议洋船运盐，工食更巨，有不可停泊之势。一入于仓，则防范易于舟，僦直少于舟。且可时其贵贱，酌其缓亟，而多寡其运数，令各场各地，永无多盐、缺盐之患。凡盐一年之后，质坚不复淋卤。向时盐船守候本须逾年，是即久储仓中，亏折仅等。三江营、安庆、九江、汉口四处皆滨江，于建仓甚便，乃从来不闻议及，何耶？
或又曰：盐课中有按丁加斤之目，则盐课之数原准丁数。今以各省地丁三千万，盐课六百万计之，盐课当地丁十之二，径于地丁中加十之二为盐课，亦简易之法。不知赋税之事，减顺而加逆，非万全之道。且果行之，异日度支稍乏，必议重征盐税，是适为秕政之地，未敢轻于立论也。至两淮引地课额居天下大半，两淮举而余可勿论矣。

改土贡议
今天下之大害，大都在上下两损，而归于中饱。有专蠹国不蠹民，官吏转率民以蠹国者，营兵也，河工也，盐务中诸色人等也。有专蠹民不蠹国者，钱粮也。［近苏省年年灾缓，正供减而浮费转增，则亦兼蠹国］有国与民交蠹者，关也，贡也。而关之弊难除，贡之弊易除。
夫任土作贡，古之制也。《禹贡》《周官》所纪详矣。我朝定鼎之初，特诏蠲除故明各道额解物产，户、工二部则例，称岁需上供，令有司支款购解，不责之民间，良法美意，亘古所未有。惟是日久弊生，亦有不能不蠹国，蠹民而归于中饱者，所宜亟为变通矣。
夫贡之弊，大抵藩库给有余之价，内外书吏，多方折扣需索，以使之不足，则敛众商钱以济之，谓之“贴差”。其有例价本不足者，亦令众商赔贴，或令著名脂膏之员赔贴。然赔贴于本务者微，赔贴于中饱者巨，此其大较也。而自监督织造承办者，兼以扰民，其弊倍甚。试以一事言之。苏州岁贡龙衣一箧，辄支千金，用万斛舟，具仪卫，由运河北上，日行数里。遇民舟阑之索钱，以舟之大小为差，民船避之如寇贼。逾江淮则民风悍，稍敛迹。值水涸，舍舟而陆，则尽弃仪卫，捆载小车下，但曳小旗曰“上用”而已。然则前之铺张扬厉，何为者邪？又余往岁典广西试，抚部祥符周公之琦，属寄抚吏与部吏书一，元宝一。询之则曰：广西土贡面粉，岁额数斤，质下致远辄霉变，但致印纸，属吏购京面封完进之，以元宝充各费，岁以为常。余闻之喟然曰：一细事而欺罔贿赂无不至，大者、远者何如也？
今议变通之法。京师为万商渊薮，发价购采，何物不有？考《会典》所列户、工二部土贡，有本不出其地者，如江苏之铜锡、木蜡、桐油之类。有不必出其地者，如四川之马及米，广西之马之类。皆宜删之。有非其地不出，而京师又不时有者，始由其地进纳。可由本省引见各官及本籍病痊服阕各官带解。尚何前弊之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