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

后汉纪东晋袁宏

序
　　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一〕、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二〕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
〔一〕　四库提要以为此“汉纪”， “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者”，甚谬。按此“汉纪 ”，实乃“汉记”之误，即东观汉记也。袁纪卷首虽接续荀纪言西汉末史事，而行文绝无相袭之处，一阅即可知。而东观汉记乃诸家后汉书之本源，袁纪亦不例外。古者纪、记多混用，不可随文附会。
〔二〕　“谢忱”乃“谢沈”之误。晋书本传、北堂书钞卷五七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俱作“谢沈”，隋志及新旧唐志亦然。
　　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一〕，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也，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异，言行趣舍，各以类书。故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扬，寄其高怀，末吏区区注疏而已〔二〕。其所称美，止于事义；疏外之意，殁而不传，其遗风余趣蔑如也。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
〔一〕　史记有八书，此作“十书” ，乃袁宏为行文方便，约略言之。
〔二〕　陈澧曰：“末吏者，谓末世史官也。注疏者，条记其事也。”

后汉光武皇帝纪一卷第一
　　孝景帝生长沙定王发。武帝世，诸侯得分封子弟〔一〕，以泠道县舂陵封发中子买，为舂陵节侯。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皇帝。元帝时，节侯之孙孝侯以南方卑湿〔二〕，请徙南阳。于是以蔡阳白水乡为舂陵侯封邑，而与从昆弟钜鹿君及宗亲俱徙焉。湖阳人樊重女曰归都〔三〕，自为童儿，不正容不出于房。南顿君聘焉，生齐武王縯、鲁哀王仲、世祖、〔湖阳〕、新野、宁平公主〔四〕。
〔一〕　汉书主文偃传曰：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彊，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其销弱矣。’于是上从其计。”
〔二〕　按：范晔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曰（以下简称范书）：“熊渠卒，子考侯仁嗣。”文选卷四南都赋李善注曰：“东观汉记曰：‘舂陵节侯，长沙定王中子买。节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仁以为舂陵地势下湿，难以久处，上书愿徙南阳，守坟墓。元帝许之，于是北徙。’考或作孝，非也。”范书祉传李贤注引东观记亦作“考侯”。清人编四库全书，改东观汉记原辑文“孝侯”为“考侯”，即以范书和李善注为据。殊不知汉书王子侯表明载：“元康元年，孝侯仁嗣。”东观记之光武帝纪，乃班固主持撰写，自不当与汉书相抵牾。且范书安城孝侯赐传、艺文类聚（以下简称类聚）卷十二引东观记均作“
孝侯”。孝、考形近易讹，恐当以孝侯为是。袁纪此文亦可谓有力佐证。
〔三〕　范书北海靖王兴传作“娴都 ”。
〔四〕　范书北海靖王兴传曰：“生三男三女：长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长女黄，次元，次伯姬。”又曰：“建武二年，封黄为湖阳长公主，伯姬为宁平长公主。元与仲俱殁于小长安，追爵元为新野长公主。十五年，追谥仲为鲁哀王。”据此则袁纪脱“ 湖阳”二字，故补之。
　　世祖讳秀，字文叔。初，南顿君为济阳令而世祖生，夜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筮之，曰：“贵不可言！”是岁，嘉禾生，县界大熟，因名曰秀。为人隆准，日角，大口，美须眉，长七尺三寸。乐施爱人，勤于稼穑。尝之长安，受尚书，大义略举〔一〕。兄縯，字伯升，慷慨有大节。王莽篡汉，刘氏抑废，常有兴复之志，不事产业，倾身以结豪杰，豪杰以此归之。
〔一〕　东观记光武帝纪曰：“年九岁，而南顿君卒。随其叔父在萧，入小学。后至长安，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大义略举，因学世事，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时会朝请，舍长安尚冠里，南阳大人贤者，往来长安，为之邸，闇稽疑议。”按：“其叔父”者，赵孝王刘良也。良，汉平帝时举孝廉，为萧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抚养甚笃。
　　新野人邓晨，字伟卿，家富于财。晨少受易，好节义。世祖与之善，以姊妻之，是为新野公主。世祖与晨游宛，穣人蔡少公，道术之士也，言“刘秀当为天子 ”。或曰：“是国师公刘子骏也。”〔一〕世祖笑曰： “何知非仆耶？”坐者皆笑。当是时，莽行一切之法，犯罪辄斩之，名曰“不顺时令”〔二〕。晨谓世祖曰： “王莽暴虐，盛夏斩人，此天亡之时，宛下言傥能应也。”世祖笑而不应。
〔一〕　子骏，刘歆之字。汉书楚元王传曰：“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应劭注曰，“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几以趣也。”
〔二〕　汉书王莽传下曰：“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书曰：‘方出军行师，敢有趋讙犯法者，辄论斩，毋须时，尽岁止。’于是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又曰：“自莽为不顺时令，百姓怨恨，莽犹安之，又下书曰：‘惟设此壹切之法以来，常安六卿巨邑之都，枹鼓稀鸣，盗贼衰少，百姓安土，岁以有年，此乃立权之力也。今胡虏未灭诛，蛮僰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破殄，又兴奉宗庙社稷之大作，民众动摇。今复壹切行此令，尽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奸。’”师古曰：“一切者，权时之事，非经常也。犹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齐，不顾长短纵横，故言一切。”据上可知，王莽因起义所在蜂起，故行一切之法，凡犯法者立斩决，不待秋后。于是春夏斩人，故又称之曰“不顺时令”。
　　宛人李通，字次元〔一〕。父守为王莽宗卿师〔二〕。守身长八尺〔三〕，容貌绝异，治家与子孙如官府。少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之言，云：“汉当复兴，李氏为辅。”私窃议之，非一朝也。通尝为吏，有能名〔四〕。见王莽政令凌迟，挟父守所言，又居家富佚〔五〕，为闾里豪，自免归。从弟轶，亦好事者，谓通曰： “今四方兵起，王氏且亡，刘氏当兴。南阳宗室，独有刘伯升兄弟泛爱众，可以谋大事。”通甚然之。世祖常避吏于宛〔六〕，通遣轶候世祖。初，通同母弟申屠臣善为医术〔七〕，以其难使也，縯杀之，故世祖不欲见轶。轶辄来不止，世祖乃彊见之。轶徐达通意，殊不以申屠臣为恨，世祖不得已，乃许之往。时通病卧室内，世祖与通兄倏、弟宠及轶语。倏等喜悦，并言天下兵起、王莽亡败之状。世祖初以士君子道相慕，故往答之。及闻其语，大惊，不敢应，起入室候通，通握手极欢。移日复言及兵起及谶文，世祖微难通曰〔八〕：“即如是，当如宗卿师何？”通曰：“已自有度。”世祖深知通意，遂相结〔九〕。
〔一〕　汪文台七家后汉书所辑华峤书李通传作“字文元”。汪注曰引自初学记卷十一、北堂书钞卷五十一（以下简称书钞）。今按：初学记作“ 文元”，而书钞所引实出卷五十二。明陈禹谟本脱“字文元”三字，清孔广陶影刻宋钞本则作“字次元”，与袁纪同。恐当作“
次元”为是。又东观记光武帝纪曰：“宛大姓李伯玉从弟轶，数遣客求帝。”据此则通又字伯玉。然袁纪曰通有兄倏”，故字不当称“伯”，作 “伯玉”亦恐误。
〔二〕　李贤曰：“平帝五年，王莽摄政，郡国置宗师以主宗室，盖特尊之，故曰宗卿师也。”胡三省曰：“余按莽置宗师，主汉宗室耳。此宗卿师，莽篡时所置也。”胡说是。
〔三〕　范书李通传作“身长九尺” 。
〔四〕　据范书本传，通曾任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巫丞。
〔五〕　佚通逸，荀子尧问篇曰：“ 舍佚而为劳。”
〔六〕　范书光武纪曰：“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注云“续汉书曰：‘伯升宾客劫人，上避吏于新野邓晨家。’东观记曰：‘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常即尝，古通用。
〔七〕　按申屠臣，东观记光武纪作 “公孙臣”。范书李通传注引续汉书作“申徒臣”。又按：吴树平风俗通义佚文曰：“（申徒氏）本申屠氏，随音改为申徒氏。”则申徒臣即申屠臣。申屠一作胜屠，见史记酷吏传索隐引风俗通。又王符潜夫论志氏姓曰：“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胜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据此则申徒、胜屠、申屠，皆司徒之音转。按东观记李通传亦作“
申屠臣”，故纪作“公孙臣”，非也。
〔八〕　范书李通传作“微观通”。王先谦曰：“谷梁传：‘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谓以其家重大事指示之，感动其意虑也。”按“观”，文义较“难”为长。
〔九〕　东观记光武纪曰：“（李通）兄弟为帝言天下扰乱饥饿，下江兵盛，南阳豪右云扰。因具言谶文事，刘氏当复起，李氏为辅。帝殊不意，独内念李氏富厚，父为宗卿师，语言谲诡，殊非次第；尝疾毒诸家子数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为如是，不然诺其言。诸李遂与南阳府掾史张顺等连谋。帝深念良久，天变已成，遂市兵弩、绛衣、赤帻。”按：张顺事迹，诸家后汉书唯此一见，录以补袁纪不足。
　　初，琅邪吕母之子为县长所杀。吕母家产数百金〔一〕，志欲报怨，乃治酒多买刀兵，少年随其所乏而与之。如此数岁，财产单尽，少年相与偿母。母涕泣曰：“所以相待，非治产求利也，欲以为子报怨耳！诸君宁能相哀也？”〔二〕少年壮之，又素被恩，皆许诺。聚众数百人，母自号将军，攻县长及掾吏。既而解掾吏曰：“诸卿无罪，唯欲报长耳。”诸吏叩头为长请。母曰：“吾子犯小罪，不当死，长杀之。杀人当死，又何请乎？”母遂手杀之，以其首祭子墓。自是莒人樊崇〔三〕、东〔莞〕（宛）人逄安〔四〕、东海人徐宣、谢禄并为盗贼，一岁间众各数万人。王莽沐阳侯田况大破之〔五〕，遂残州郡，所过抄掠百姓。
〔一〕　范书刘盆子传作“赀产数百万”。按：汉书食货志载，王莽时，“黄金重一斤，直钱万”。范书作“数百万”，乃指钱而言，实与数百金值相当。
〔二〕　报怨即复雠，两汉时此风极盛。报怨以报父母之仇为主，兼及为兄弟、举主、师长、友朋复雠。参与其事者，上自天子，下至百姓，不分男女老幼，遍及城乡僻野。甚而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两汉诸史，多有记述，此不一一论列。吕母即以报子仇为起因，而发展为农民起义。
〔三〕　钮永建后汉纪校释曰：“按：刘盆子传云琅玡人樊崇起兵于莒，是樊崇非莒人也。 ”今按：范书刘盆子传曰：“或说崇曰：‘莒，父母之国，奈何攻之？’乃解去。”则樊崇是莒人无疑。莒属琅邪郡，故传云“琅邪人樊崇”，是泛以郡国名称代出生地。又如逄安，东莞人，属琅邪郡，故传称“崇同郡人”。徐宣、谢禄、杨音均系临沂人，皆以所属郡称“ 东海人”。钮说失考。
〔四〕　按范书刘盆子传注引东观记曰：“‘逄’音庞。安字少子，东莞人也。”又汉书地理志琅邪郡只有东莞县，无东宛，故据改。又“逄”原误作“逢”，据黄本迳改。
〔五〕　钮永建曰：“沐阳侯，据盆子传作‘探汤侯’。李贤注云：‘王莽改北海益县曰探汤。’今考地理志，云：‘益，莽曰探阳。’三文互异。”今按：王莽改易郡县名，多据经义。益之改名，乃封田况镇压赤眉起义军之功，其意盖本论语季氏篇之“ 见不善如探汤”。故作“探汤”者是。汉书地理志作“ 探阳”，乃形近而讹。袁纪作“
沐阳”，则失之远矣。又按：范书刘盆子传曰：“因击王莽探汤侯田况，大破之，杀万余人，遂北入青州，所过虏掠。”又御览卷四二引郡国志曰：“东海有谢禄山。按汉书，王莽时，东海徐宣、谢禄等击王莽将田况，大破之，曾屯兵于此，因名谢禄山。”据上二引，则袁纪“王莽沐阳侯田况”上似脱“击”字。此事通鉴略而不述，必有疑焉。今按汉书王莽传曰：“唯翼平连率田况素果敢，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与库兵，与刻石为约，赤眉闻之，不敢入界。田况有此声威，则此前必无败绩。又田况于天凤六年始进封为伯，则封探阳侯必在是年之后。王莽传地皇二年曰：“后况自请出界击贼，所向皆破。莽以玺书令况领青、徐二州牧事。”况所任翼平郡，乃分北海郡而置，属青州。谢禄山在东海，属徐州。战役发生于谢禄山一带，则必系况出界击贼时事。若况一败涂地，岂能得探汤侯之封？又岂能兼领青、徐二州牧事？则袁纪不误，范书之说不足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