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所谓学校，至不一也。然惟国学有司乐、司成，专主教事，而州、闾、乡、党之学，则未闻有司职教之任者。及考《周礼地官》：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孟月属民而读法，祭祀则以礼属民；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艺，纠其过恶而劝戒之。然後知党正即一党之师也，州长即一州之师也，以至下之为比长、闾胥，上之为乡、遂大夫，莫不皆然。盖古之为吏者，其德行道艺，俱足以为人之师表，故发政施令，无非教也。以至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盖役之则为民，教之则为士，官之则为吏，钧是人也。秦汉以来，儒与吏始异趋，政与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县令，则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学掾，则师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为谋，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从学也，曰习读；及进而登仕版，则弃其诗书礼乐之旧习，而从事乎簿书期会之新规。古人有言曰：“吾闻学而後入政，未闻以政学者。”後之为吏者，皆以政学者也。自其以政学，则儒者之学术皆筌蹄也，国家之学宫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见先王之治哉？又况荣途捷径，旁午杂出，盖未尝由学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谓学者，姑视为粉饰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为无益於兴衰理乱之故矣。作《学校考》第十，叙历代学校之制，及祠祭褒赠先圣先师之首末，幸学养老之仪，而郡国乡党之学附见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设官，量能授职，无清浊之殊，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何也？唐虞之时，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礼，羲和掌历，夔典乐，益作虞，垂共工。盖精而论道经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圣贤也。後之居位临民者，则自诡以清高，而下视曲艺多能之流；其执技事上者，则自安於鄙俗，而难语以辅世长民之事。於是审音，治历、医、祝之流，特设其官以处之，谓之杂流，摈不得与绅伍，而官之清浊始分矣。昔在成周，设官分职，缀衣、趣马，俱俊之流，宫伯、内宰、尽兴贤之侣。逮夫汉代，此意犹存，故以儒者为侍中，以贤士备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国之徒，得以出入宫禁，陪侍晏私，陈谊格非，拾遗补过。其才能卓异者，至为公卿将相，为国家任大事，霍光、张安世是也。中汉以来，此意不存，於是，非阉宦嬖幸，不得以日侍宫庭，而贤能绅，特以之备员表著。汉有宫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党，职掌不相为谋，品流亦复殊异，而官之内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经邦，武以拨乱，其在大臣，则出可以将，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则簪笔可以待问，荷戈可以前驱。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战阵，被介胄者不复识简编，於是官人者制为左右两选，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给事中之官，而未尝司宫禁之事，是名内而实外也（唐以来以侍中为三公官，以处勋臣，又以给事中为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为之，并不预宫中之事；）有太尉、司马之官，而未尝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实文也（太尉，汉承秦以为三公，然犹掌武事也。唐以後亦为三公。宋时，吕夷简、王旦、韩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马，周官掌兵，至汉元成以後为三公，亚於司徒，乃後来执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尝审音乐，将作有监贰而未尝谙营缮，不过为儒臣养望之官，是名浊而实清也。尚书令在汉为司牍小吏，而後世则为大臣所不敢当之穹官；校尉在汉为兵师要职，而後世则为武弁所不齿之冗秩（尚书令，汉初其秩至卑，铜章青绶，主宫禁文书而已，至唐则为三省长官。高祖入长安时，太宗以秦王为之，後郭子仪以勋位当拜，以太宗曾为之，辞不敢受，自後至宋，无敢拜此官者。汉入校尉领禁卫诸军，皆尊显之官，宰相之罢政者，至为城门校尉。又司隶校尉督察三辅，弹劾公卿，其权至雄尊。护羌校尉、护鸟桓校尉皆领重兵镇方面，乃大帅之职。至宋时，校尉、副尉为武职初阶，不入品从，至为冗盛。）盖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悬绝如此。参稽互考，曲畅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类推。作《职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数，内官则自公师宰相而下，外官则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禄秩、品从之详。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然则义者，祭之理也；数者，祭之仪也。古者人习於礼，故家国之祭祀，其品节仪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义则非儒宗讲师不能明也。周衰礼废，而其仪亡矣。秦汉以来，诸儒口耳所授、简册所载，特能言其义理而已，《戴记》是也。《仪礼》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礼；《六典》所载，特以其有关於职掌者则言之，而国之大祀，盖未有能知其品节仪文者。汉郑康成深於礼学，作为传注，颇能补经之所未备，然以谶纬之言而释经，以秦汉之事而拟三代，此其所以舛也。盖古者郊与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汉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礼礼之，盖出於方士不经之说。而郑注《礼经》二祭，曰天，曰帝，或以为灵威仰，或以为耀灵宝，袭方士纬书之荒诞，而不知其非。夫礼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义且乖异如此，则其他节目注释虽复博赡，不知其果得《礼经》之意否乎。王肃诸儒虽引正论以力排之，然魏晋以来祀天之礼，尝参酌王、郑二说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废也。至於、之节，宗祧之数，《礼经》之明文无所稽据，而注家之聚讼莫折衷，其丛杂牾，与郊祀之说无以异也。近世三山信斋杨氏得考亭、勉斋之遗文奥义，著为《祭礼》一书，词义正大，考订精核，足为千载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经文，不复以注疏之说搀补，故经之所不及者，则阔略不接续。杜氏《通典》之书，有祭礼则参用经注之文，两存王、郑之说，虽通畅易晓，而不如杨氏之纯正。今并录其说，次及历代祭祀礼仪本末，而唐开元、宋政和二礼书中所载诸祀仪注并详著焉。作《郊祀考》第十二，以叙古今天神地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禅，次高，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农，次亲蚕、祭先蚕，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杂祠、淫祠终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庙考》第十三，以叙古今人鬼之祀，首国家宗庙，次时享，次、，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诸侯宗庙，而以大夫、士庶宗庙时享终焉。凡十五卷。
古者经礼、礼仪，皆曰三百，盖无有能知其节目之详者矣。然总其凡有五，曰吉、凶、军、宾、嘉；举其大有六，曰冠、昏、丧、祭、乡、相见。此先王制礼之略也。秦汉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无者，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乡饮酒、投壶之类是也；有古无而今有者，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之类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尝制为一定之礼者，若臣庶以下冠、昏、丧、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无沿革，不烦纪录，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国家祭祀、学校、选举，以至朝仪、巡狩、田猎、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车旗、卤簿，及凶礼之国恤耳。今除国祀、学校、选举已有专门外，朝仪已下则总谓之“王礼”，而备著历代之事迹焉。盖本晦庵《仪礼经传通解》，所谓王朝之礼也。其本无沿革者，若古礼则经传所载、先儒所述，自有专书可以寻求，毋庸赘叙，若今礼则虽不能无失，而议礼制度又非书生所得预闻也，是以亦不复措辞焉。作《王礼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记》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故审乐以知政。”盖言乐之正哇，有关於时之理乱也。然自三代以後，号为历年多、施泽久，而民安乐之者，汉唐与宋。汉莫盛於文景之时，然至孝武时，河献王始献雅乐，天子下太乐官常存隶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至哀帝时始罢郑声，用雅乐，而汉之运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贞观、开元之时，然所用者多教坊俗乐，太常阅工人常隶习之，其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然则其所谓乐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圣、景之时，然当时胡瑗、李照、阮逸、范镇之徒，拳拳以律吕未谐，声音未正为忧，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时始制《大晟乐》，自谓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真矣。盖古者因乐以观政，而後世则方其发政施仁之时，未暇制乐，及其承平之後，纲纪法度皆已具举，敌国外患皆已销亡，君相他无所施为，学士大夫他无所论说，然後始及制乐，乐既成而政已秕，国已衰矣。昔隋开皇中制乐，用何妥之说，而摈万宝常之议。及乐成，宝常听之，泫然曰：“乐声淫厉而哀，不久天下将尽。”噫！使当时一用宝常之议，能救隋之亡乎？然宝常虽不能制乐以保隋之长存，而犹能听乐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过人者。窃尝以为世之兴衰理乱固未必由乐，然若欲议乐，必如师旷、州鸠、万宝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岂有法之可传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强为议论，究律吕於黍之纵横，求正哇於声之清浊；或证之以残缺断烂之简编、埋没销蚀之尺量，而自谓得之，何异刻舟、覆蕉、叩、扪烛之为？愚固不知其说也。作《乐考》第十五，首叙历代乐制，次律吕制度，次八音之属，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尽古今乐器之本末，次乐县，次乐歌、次乐舞、次散乐、鼓吹，而以彻乐终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练之数也。《司马法》：“地方一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调发之数也。教练则不厌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虽至小之国，胜兵万数可指顾而集也。调发则不厌其简，甸六十四井，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调发其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计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调发方及一人也。教练必多，则人皆习於兵革；调发必简；则人不疲於征战。此古者用兵制胜之道也。後世士自为士，农自为农，工商末技自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时不识甲兵为何物，而所谓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战，则尽数驱之以当锋刃，无有休息之期，甚则以未尝训练之民而使之战，是弃民也。唐宋以来，始专用募兵，於是兵与民判然为二途，诿曰教养於平时而驱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则兵数愈多而骄悍，而劣弱，为害不浅，不惟足以疲国力，而反足以促国祚矣。作《兵考》第十六，首叙历代兵制，次禁卫及郡国之兵，次教阅之制，次车战、舟师、马政、军器。凡十三卷。
昔汉陈咸言：“为人议法，当依於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盖汉承秦法。过於严酷，重以武、宣之君，张、赵之臣，淫刑喜杀，习以为常，咸之言盖有激也。窃尝以为劓、耳刂、、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汉魏以来遵之。以贤圣之君而不免袭乱虐之制，由是观之，咸言尤为可味也。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议，於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翦其毛；所欲陷者与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可偏废也。若夫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俾无辜罹毒虐者，抱沈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赇贿者，无後患之可惕，则亦非圣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详谳，次赎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经籍而独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学者抱恨终古。然以今考之，《易》与《春秋》二经首末具存，《诗》亡其六篇，或以为笙诗元无其辞，是《诗》亦未尝亡也。《礼》本无成书，《戴记》杂出汉儒所编，《仪礼》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仅亡《冬官》，然其书纯相半，其存亡未足为经之疵也。独虞、夏、商、周之书，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则秦所燔，除《书》之外，俱未尝亡也。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为之兴废也。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岂亦秦为之厄哉？昌黎公所谓为之也易，则其传之也不远，岂不信然。夫书之传者已鲜，传而能蓄者加鲜，蓄而能阅者尤加鲜焉。宋皇时，命名儒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记馆阁所储之书而论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经、史，而亦多缺略，子集则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读书记》，直斋陈氏振孙有《书录解题》，皆聚其家藏之书而评之。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者，则具载焉，俾览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木天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穷，即可以洞究旨趣；虽无其书者，味兹题品，亦可粗窥端倪，盖殚见洽闻之一也。作《经籍考》第十八，经之类十有三，史之类十有四，子之类二十有二，集之类六。凡七十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