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政要

　　论曰：古人有言，反经合道谓之权：先儒已有论其非者，天下止有一经常不易之理，权衡轻重，随时斟酌，而不失乎经常之理，此即所谓权也，岂有反经而可以行权者乎？

　　论曰：古人纪一事，当观其要旨所在。如郭隗市骏之语，见求士不可以不诚。甘茂投杼之言，见任人不可以不信。此要领处，尤不可不知也。

　　论曰：今人沿于明季陋习，积渐日深，清操洁已。难言之矣。职守亦多至旷怠，罕能恪勤。朝廷良法美意，往往施行未久，即为丛弊之也。常欲化道转移，每患积习之难去也。

　　圣祖庭训曰：人惟一心起为念虑，念虑之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若一念之不正，顷刻而知之。即从而正之，自不至离道之远。《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一念之微，静以存之，动则察之，必使俯仰无愧，方是实在工夫。是故古人治心，防于念之初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而收功甚巨也。

　　训曰：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不惟不知逸，而遇劳即不能甚矣。故《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

　　训曰：凡人有训人治人之职者，必身先之可也。《大学》有云：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诸已而后非诸人。特为身先而言也。

　　训曰，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诚为政之至要。朕居位六十余年，何政未行？看来凡有益于人之事，我知之确，即当行之。在彼小人，惟知目前侥幸，而不念日后久远之计也。凡圣人一言一语，皆至道存言。

　　训曰：天下事固有一定之理。然有一等事，如此似乎可行，又有不可行之处。有一等事，如此似乎不可行，又有可行之处。若此等事，在以义理揆之，决不可豫定一必如此必不如此之心。是故孔子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此。

　　训曰：天下事物之来不同，而人之识见亦异。有事理当前，是非如睹，出平日学所至，不待拟议而后得之，此素定一识也。有事变攸来，一时未能骤为，必待深思而后得之，此徐出之识也。有虽深思不能得，合众人之心思，其间必有一当者，择其是而用之，此取资之识也。此三者，虽圣人亦然。故周公有断日之思。而尧舜亦曰：畴咨稽众，惟能竭其心思，能取于众，所以为圣人耳。

　　训曰：凡理大小事务，皆当一体留心。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

　　训曰：孟子云：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朕即位多年，虽一时一刻，此心不放，为人君者，但能为天下民生忧心，则天自佑之。

　　训曰：国家赏罚治理之柄，自上操之，是故转移人心，维持风仕。善者知劝，恶者知惩。所以代天宣教，时亮天工也。故爵曰天职，刑曰天罚。明乎赏罚之事，皆奉天而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韩非子》曰：赏有功罚有罪，而不失其当，乃能生功止过也。《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盖言爵赏刑罚，乃人君之政事，当公慎而不可忽者也。

　　训曰：曩者三逆未叛之先，朕与议政诸王大臣议迁藩之事，内中有言当迁者，有言不可迁者。然在当日之势，迁之亦叛，即不迁亦叛，遂定迁藩之议。三逆既叛，大学士索额图奏曰，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国法。朕曰，不可。廷议之时，言三藩当迁者，朕实主之。今事至此，岂可归过于他人？

　　时在廷诸臣，一闻朕旨，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朕从来诸事不肯委罪于人，矧军国大事，而肯卸过于诸大臣乎？

论俭约

我朝起自东陲，尊尚朴质，历传以来，继序不忘。用能宫府服御，无侈饰、无冗费，昭俭德以示子孙。顺治八年，以督催织造官役，骚扰驿迁，罢之。停陕西织造羢羯粧蟒。却江西造进龙盌，十一年以江浙连年水旱，停织造二年。

圣祖常论本朝自入关以来，外廷军国之费，与明代略相仿佛，至宫中服用，则以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时妃嫔一宫之数。三十六年之间，尚不及当时一年所用之数。康熙二十九年，上以前明宫殿楼亭门名，并慈宁宫、宁寿宫、乾清宫及老媪目，宣示外廷，谕天旱欲减宫人。及所用器物，因自来未尝有余，故不能再减。饬群臣将故明宫中用度察阅。寻廷臣奏查故明宫内，每年用金花银九十六万余两，今悉充饷，光禄寺送内用二十四万两，今止三万两，每年木柴二千六百余万斤，今止七八百万斤。红螺灰一千二百余万斤，今百余万斤。各宫床帐舆轿花毯之属二万余两，俱不用。故明宫殿楼亭门名七百八十六座，今不及十分之三。至各宫殿其祉墙垣，砖用临清，木用楠木。今禁中修造出于断不得己，第用常瓦松木而已，我皇上樽节俭约，至矣极矣。是光禄寺年用银十万两，工部二三十万两，较前朝省十之九，而上犹以工部每月辄用数万两。谕以内廷除赏赐外，一应工作费用，月不及千两。

四十九年，又谕曰：万历以后，内临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明季事迹，知之独详。明朝费用甚奢，工作亦广，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数百万两，世祖登极，始悉除之。紫禁城内铺地瓦，横竖七层，工作俱派民间。今器用仆素，工作皆见钱雇觅。明季宫人九千人，内监十万人，饿食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今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己。先是，光禄寺岁用六七十万，工部百余万，世祖末年，光禄寺年用四五万，工部十五万余，是以部库有五千余万之积。

圣祖尝曰：当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为训，不敢过也，自是恭俭相承，累代传为家法矣。

康熙八年，圣祖谕工部曰：前奉太皇后谕，谓乾清宫交泰殿栋梁朽坏，宜撤旧重建，以为朕宫，慈命谆复，朕不敢违。但陶唐茅茨不剪，夏禹宫殿是卑。其毋事华丽，止令朴质坚固，以称太皇太后倦倦至意。

康熙十六年，给事中徐旭龄奏请力行节俭疏曰：近以亢旱修省，仰见我皇上敬天勤民至矣。日前雨泽虽降，而旱魃既久，难免灾荒，臣思古之圣君贤相，一食而知天下之饥，一衣而思天下之寒。故能上下一德，而天休协应。皇上轸念民艰，躬崇简朴，而大小臣工、未能仰体，尚竞为奢华，横取罔用，全不思西北亢旱，东南水灾。天下百姓，方有饥寒穷苦之患，臣愚以今日戒饬诸臣共图安治者，无如节俭。夫八旗者，国家之根本也，披甲究丁，衣食不给。而大家臣族，婚娶则多用锦金珠，死丧则烧毁珍宝车马，嫁一女可破中人数十家之产，送一死可罄生人数十年之用，暴殄天物，莫可计算。至若汉宫谒选，则揭债京师，莅任有馈遗督抚。鲜衣骏马，毕侈相高，舞女歌儿，奢淫相尚。未到地方，先筹利薮，以充官用，固成必贪之势。试观今日之池馆园亭，歌舞宴会，视顺治初年，不止数倍。此等财务，何从得来。非舞弄国法而多纳赃私，即酷虐小民，而巧通贿赂。一家之锦衣玉食，一路之卖男鬻女也。虽征贪罪在不赦，而彼通于费用，走死地如鹜矣。近者会议官员服饰，奉有禁止太过之旨。在皇上宽于用法，无非使人易遵之意，实则奢侈已论于骨髓。僭越反视为故常。若非严立法程，谁肯改弦易辙。伏祈敕下诸王大臣再加酌议。凡官员有房舍中中踰制，严以没入之条，报饰僭拟者，处以降革之例。一切婚葬，皆严限等级，不许过度。如此则官省一分之费用，民即省一分之诛求，朝廷即存一分之法度矣。如各处镇定王公将军，朝廷之心膂也，建牙树纛，岁费饷银不下千有余万。往者酌行节省，或议兵屯，或议裁汰，究竟兵难多裁，屯难聚举，协饷稍迟，即扰兵匮。惟有各藩镇力行俭约，俾营伍充实，兵力有余，始克建威。乃王公将军，势处崇高，糜费难省，而子弟亲属，尚竞豪华。或广集优伶，或多置台榭，用尤不赀。论催饷或似甚穷，而视糜费，又似甚富。臣思各藩镇额设俸禄有限，近又不许与民争利，禁止贸易，财用益无所出。若再多侈费，则将军之甲第珍奇，皆士卒之刍粮膏血也。藩镇为动旧老成，当以封疆为休戚，其以财而徒纵子弟之淫乐，何如以财而厚资士马之饱腾。伏祈敕下各省王公将军，凡车服宅舍，各遵规制，一切优妓亭台，采各省置造别地者，严行查禁。不惟克己厚军，可与士卒同甘苦，抑且养廉率属，可为国家杜浮冒矣。今天下大患，实由于文臣剥民以奉己，武臣剋兵以肥家。故莫如严立制防，尽归朴俭。图治之源，无切于此。抑臣有请焉，古之圣王卑宫室，恶衣服，身示撙节，感功臣民也
况今水旱荐臻，臣愿皇上益修恭俭，为天下先。减田猎之费，酌土木之工。江浙三织造，量行归并，期于省事省官。内库各项本色，量行改折，归于缓征缓解。一切度支，力追祖宗淳朴之风，俾天下晓然。知皇上节爱至意，大小臣工，痛加改悔，以奢侈不烦刑制法禁，而回心问道。将见治并唐虞，而嘉祥可立致也。

康熙二十四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服色久经定例禁止，近见习俗奢靡，服用僭滥，皆由所司各官，视为具文，并未实心稽察，以致不遵定例。嗣后必切实奉行，时加申饬，务期返朴还淳，恪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节俭之意。

是年，圣祖又谕掌膳等官曰：天下之物力有限，当为天下惜之，今酥油乳酒供给有余，尔等会同庆丰可酌量收取，足用则己，不可过多。蒙古甚穷乏，取者减少，则彼贫人日用，可以恒足矣。三十三年，户部题乌喇解送貂鼠缺额，应将该管官议罪，圣祖曰：数年来因捕貂者众，故不足额，以此议处，是无辜获罪。若不得佳者，朕但少御一裘，何关紧要。且貂价其贵，而又非必用之物，朕亦不甚需之。

康熙三十九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给事中穆和伦条奏服用奢侈本章，尔等拟票申饬，朕意言官专任耳目之职，若图言而罪之，谁复敢言。但此本内容顺治以来至康熙十年，尚为俭朴，自后渐至奢僭等语，殊属错谬。朕知之甚悉。自辅臣摄政十年以前，凡器用服食等物，甚为奢侈，自朕听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诸王大臣亦皆效法，不用金银器皿金镫等物，此时服用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然笔贴式护军庶人等服用，未必不少有奢侈，朕岁岁赏赉，更给官马，而生计尚未充裕，谓非奢侈之故乎。朕阅载籍，历代以来，皆由朴而渐至于奢，未有由奢而渐至于朴者，不可以不禁也。当
此之时，惟以大开言路为要务，况设立科道，专为求言，所言当则行之，不当但将原本发还，如此则内外臣僚，亦俱知所儆戒矣。朕听政三十年，言官有为人而言者，有受贿陈奏者，有报私仇而颠倒是非者，此等条奏，朕无不知，至于丧祭时恐其僭用，朕屡经传谕族长，著不时查察，今日久渐弛，容或有之，亦当禁止，此本著不必申饬。

是年，工部奏杂项修理钱粮，圣祖曰：一月内杂项修理，即用银至三四万两，殊觉浮多，明代宫中一日万金有余。今朕交内务府总管，凡一应所用之银，一月只六七百两，并合一应赏赐之物，亦不过千金。从前光禄寺一年所用银两，亦甚浮多，朕节减大半。工部情弊甚多，自后凡有修理之处，将司官笔贴式俱奏请派出，每月支用钱粮，分析细数，造册具奏，若三数内有塌坏者，著赔修。如此则工程坚固，钱粮亦不至妄费也。

康熙四十二年，圣祖谕八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参领佐领等曰：朕为官民生计，不时念。前已屡施大泽，今年诏款内复特沛鸿恩，不惜数百万帑金，遍行赏赐，嗣后军卒人等，应人人务立生计，清偿逋欠，丰裕度日。尚有不肖之辈，不思撙节俭约，惟知纵酒酣饮，鲜衣肥马，过于费用，则不数日间，仍如未沛恩泽时。尔等俱有督率之责，不当徒以督率为名，亦当诱之向善，使人人以孝悌为本，各知自守，爱惜产业，则不特风俗可致淳朴，而朕惜兵之心，亦不致徒劳矣。可将此旨刊刻，编示军卒人等。受朕重恩如此，仍行赌博，行止不端，朕断不轻贷，必将为首者立正典型。朕念切兵民生计，是以亲书谕旨。钦哉。

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驻跸扬州茱萸湾行宫。御制述怀诗序曰：朕每至南方，览景物雅趣，川泽秀丽者，靡不赏玩移时也。虽身居九五，东桂山水之情，与众何异，但不至旷日持久，有累居民耳。所以一日即过者，亦恐后日错借口实，而不知所以然也。至于茱萸湾行官，乃系盐商百姓感恩之诚而建起。虽不与地方官吏，但工介不下数千。尝览汉书，文帝惜露台百金，后世称之。况为三宿，此费十倍于此乎。故作述怀近体一首以自警，又粘之壁间以示维扬之众。

康熙四十九年，九卿等议覆佥都御史屠沂条陈节俭一疏。圣祖谕大学士等曰：禁止奢僭而崇尚节俭，极当于理。朕近查宫中人数，皇太后宫及朕所居正宫，不过数百人，较之明代宫人，则减省多矣。先是光禄寺供应宫中用度，每年七十万两有余，朕渐次节省，不使滥溢，一年止需七万两矣。理藩院向来每年赏赐供应外藩宾客，用银八十万两，今裁减浮费，一年止需八万两矣。户工两部，前此每年所用钱粮，其数过多，今十日一次奏闻，用过数目，所需钱粮，已极少矣。朕用钱粮节省如是。因臣民僭用妄费，从前屡有禁约，今若又行禁约，徒有法令滋繁而已，究无补于事也。盖法令非不详尽，皆由臣下奉行不善而然。步军统领顺天府府尹地方该管官员，果实心遵行，何至如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