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政要

　　虽然，此特就其所行者言之耳。若夫宰治之原，则有至要者存焉，使操之无本。而以一简为主，则任法之弊，必尚于综核。省事之渐，必流于丛脞。秦之衡石程书，晋之清言招祸，其所失均也，必也主之以至一，本之以无私，正心以穷理，而是非不得淆其中。虚己以知人，而邪正不得淆其外。夫然后见之措施，清静画一，无为而治，事有不期简而自简者，故曰君子之学大居敬。”

　　是年，圣祖御乾清宫东暖阁，召诸王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人，谕曰：“朕少时天禀甚壮，从未知有疾病。今春始患头晕，渐觉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围，蒙古地方水士甚佳，精神日健，颜貌加丰，每日骑射，亦不觉疲倦。回京之后，因皇太后违和，心神忧瘁，头晕频发，有朕平日所欲言者，今特召尔等面谕，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当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

　　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亭上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绪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也。朕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年者，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非予凉德之所致也。朕自幼读书，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自黄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称帝者三百有余。但秦史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有年号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汉以下，在位久者，朕为至首。古人以不矜不伐，知足知止者，为能保始终。览三代而后，帝王践祚久者，不能贻令闻于后世。寿命不长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人之议论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随笔自记，而犹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古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豫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当日临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数也。今朕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余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赅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侈，然自耽于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为前代帝王剖白，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仅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此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载，联于胝足，终于会稽，似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崇尚无为清静自持平？《易》遯卦六爻，未尝言及人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尽瘁，诚谓此也。诸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心窃谓不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详慎。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务安闲，则后日愈多壅积。万机至重，诚难稽延。故朕莅政，无论钜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余年，每多先事绸缪，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岂可执不兼综细务之言乎？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伏为。

　　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处年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宜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况日有万机，皆由裁夺，每觉精神曰逐于外，心血时耗于内，恐前途傥有一时不讳，不能一言，则吾之衷曲未吐，岂不可惜！

　　故豫于明爽之际，一一言之，可以尽一生之事，岂不快哉！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孔子云：“居易以俟命’，皆圣贤之大道，何足惧乎？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体虚惫，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今朕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机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辩远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况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死，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堕，至于万事隋坏，而后天灾人害，杂然并至，虽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过无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冥目，岂不痛恨未死！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髦年，为侯景所偪，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豫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又如丹毒自杀，服食吞饼，宋祖之遥见烛影之类，种种所载疑案，岂非前辙？皆由辩之不早，而且无益于国计民生。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及殿前、天书降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今臣邻奏请之储分理，此乃虑朕用猝然之变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撄心，便可望加增年岁。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朕今血气耗减，勉强支持，脱有误万机，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于此。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数旬之颐养，但全考终之至生，朕之欣喜，岂可言罄？此岁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岁，方有白须数茎，有以乌发药进者，朕笑却之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鬓皓然，岂不万世之美谈乎！初年同朕共事者，今并无一人。后进新升者，同寅协恭，奉公守法，皓首满朝，可谓久矣，亦知足矣。朕享天下之尊，四海之富，物无不有，事无不经。至于垂老之际，不能宽怀瞬息，故视弃天下犹敝履，视富贵如泥沙也。傥得终于无事，朕愿已足。愿尔等大小臣邻。念朕五十余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宁反复之苦衷，则吾之有生考终之事毕矣。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遣诒，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

　　康熙六十年。圣祖谕近御侍卫等曰：“尔等日侍朕侧，于朕心忧劳之处，差知大概，若百官万民，何从而知？朕日理万机，其他姑置勿论，即每年春时，为雨水田禾，时刻不忘，留心究问，直至秋成，始稍释念。至于冬日，内地常恐雪少，口外地方，又恐雪大，此等苦心，惟身历方能知之。即尔等日侍左右者，也未必悉知也。”

　　圣祖躬尧舜之资，行汤文之政，所以立万年长治之基者，曰行王道。御制王道论曰：治天下必审择所以为治之道，然后运之有本，而措之也不劳。

　　盖得其道，则一时无赫赫之功，而久大之业，可以永建而不可拔。不得其道，则殚尽敝形，而终无以及于治。故治理之方，不可不审也，其要在仁义而已矣。昔三代之盛也，蠲烦去苛，屏饰斥伪，先躬行而后文告，崇礼让而缓刑罚，优游渐渍，不期效于旦夕，迨积之既久，风俗日茂，人心日淳，大化敦庞，号为上理，此行仁义之所至也。秦汉而下，务为一切苟且之政，以检束其民，民生其时，亦皆匿情饰貌以应上其上，上下相蒙，竞趋媮薄，治功之降，远不古若，此则不行仁义之故也。故曰：仁以育之；义以正之。仁以育之，所以养也；义以正之，所以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又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盖言王道之成，仁义之效也。是以圣王在上，制田里，广树畜，省刑而薄敛，崇本而抑末，使天下之民，家给人足，有俯仰之乐，而无阽危之患。由是立庠序之制，置慈惠之师，修六礼以节其性，播六乐以淑其情，明七教以兴其德，齐八政以禁其非。当是之时，六合之远，一家之积也；四海之广，一身之推也；天下之久安而长治，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其去夫唐虞之治，不亦远平？呜乎！天也重器也，有天下大业也。彼挈瓶之智，犹必厝之于至安，况夫居重器而履大业者哉！盖亦知所择也。

　　圣祖孜孜求治，日昃不遑，机务之余，犹有日课，其宫中日课记曰：尝读商《颂》之成汤也，曰圣敬日跻。周《诗》之文武也，曰：缉熙，曰执兢；其成王也，曰夙夜基命宥密。而史亦称大禹惜寸阴，色而起，则命讲官捧书而入，讨论义理，是典学者为一时。出御宫门，则群工循序奏事。

　　朕亲加咨度，是听政者为一时。已而阁臣升阶，朕与详求治理，咨诹军国者久之。若夫宫禁之务，各有攸司。廷臣退，乃裁决焉。既事竟，罢朝。宫中图藉盈几案，朕性好读书，丹黄评阅，辄径寸，辩报别古今治乱得失。暇或赋诗，或作古文，或临池濡翰，以写其自得之趣。止此数事，已不觉其日之夕矣。及宫中燃烛，玉漏初下，则省一日所进章疏，必审其理道之安而后已。

　　要非夜分，不就宴息也。旭是者岁率以为常。夫禹、汤、文、武、成王之德，自揣乌能企及，而不敢懈逸之心。或者其庶几焉，因为记自勖以比于盤铭之义云。

　　圣祖综理万机，在位数十年，恒如一日，尝作《无逸》，以致寿论曰：三代盛时，民风沕穆，政令淳简，天下诸候，分治其国。为之君者，可以优游坐治矣。乃圣君处此，必兢兢业业，宵旰不遑。以自劳其神力，然卒获享遐福，而成令名，秦汉而降，废封建而为郡县，凡事之有关于宫府者，无不奏请于天子，其机务之众，千百倍于三代。宜为之君者，日给且不暇。乃或自图便安，至信神仙为可学、辄为方士所误，曾不之返者，何哉？朕尝观于商、周、汉、唐诸往事，而得其故矣，人君之所无逸者，莫如商之中宗与高宗。及周之文王，中宗则严恭寅畏，天命自度；高宗则作其即位，不敢荒宁；文王则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而考其享国之年，此三君者，最为悠久。迄今《无逸》一篇，班班可观也。人君之好逸乐者，莫如秦之始皇，汉之武帝，唐之宪宗。始皇既并天下，方士争言不死之药，于是遣使访三山，神仙之药卒不可得。武帝敬鬼神之事，祠太乙，建飞廉馆，作柏梁台，以招天神之属。

　　游心芒思者数年，究天左验，乃自叹愚惑。宪宗招求方士，用柳泌为刺史，求仙药，以服之日益燥渴。夫中宗、高宗、文王之敬修其德而享福者若此，始皇、武帝、宪宗云博养其生而寡效者若彼，然则帝王致寿道，从可识矣。

　　宋儒吕祖谦曰：敬之方，寿之理也。盖无逸则主敬，主敬则无欲，无欲者仁也。孔子曰：仁者寿，又仁则有德。孔子曰：大德必得其寿，舜年百有十岁是也。则寿之理，亦视其德之盛衰为何如耳！朕愿后世之为君者，无惑于神仙之说，而第求之无逸之旨，则身与天下皆蒙其福矣。

　　圣祖阅史至司马光上宋仁宗札子曰：司马光立朝行己，正大和平，无几微之可议，不只冠有宋诸臣，求之历代，亦不可多得。其论君德有三，曰仁、明、武。治道有三：曰任官；信赏必罚；要言至理。可书丹座右，万世不易也。

　　圣祖阅史至宋高宗作损《齐论》曰：宋高宗以损《齐论》，自是清心寡欲之意。第当其时，正宜奋励有为，非仅淡泊谦，可以恢复大业，即此一端观之，知其优游苟且，而无振作之志矣。

　　圣祖讲筵绪论曰：尝观明仁宗宣宗时，用法皆术宽平。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过于纵驰，所贵乎宽而制耳。

　　论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何患见之不广？

　　观舜以好问好察而称大智，则知自用则小者，正与之相反矣。

　　论曰：临民以主敬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礼记》首言毋不敬。《五子之歌》，始终皆言谨慎。大抵诚与敬，千圣相传之学，不越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