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湖南学风

　　近百年湖南学风　　（近人）钱基博著

　　一导言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天开人文，首出庶物以润色河山，弁冕史册者，有两巨子焉：其一楚之屈原，著《离骚经》，以香草美人为比兴，以长言永叹变四言，铿锵鼓舞，于三百篇之外，自成风格，创楚辞以开汉京枚马之词赋。其一宋之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契性命之微于大易，接孔颜之学于一诚，而以太极人极发明天人之蕴，倡理学以开宋学程朱之性理。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模楷，风声所树，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然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而辅世长民，一本修己者，莫如周敦颐之于宋，其次王夫之之于明。周敦颐以乐易恬性和，王夫之以艰贞拄世变；周敦颐探道原以辟理窟，王夫之维人极以安苦学。故闻夫之之风者，顽夫廉，儒夫有立志；闻敦颐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也。敦颐，道州人；夫之，衡阳人。湖南人而有此，匪仅以自豪乡曲，当思以绍休前人。
　　自昔子思作《中庸》以说天命之性，而孟子道性善以修率性之道，开宗明义，而未有体系，所以“理”而不为“学”。至周敦颐乃本《中庸》以上推之《易?系辞传》，而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有体有系，厘然秩然。犹若以为未足，更本《易?系辞传》以旁推交通诸《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拈出“太极无极”之义，以补《易系》之未所言，而后先天之道，天命之性，有体有系，厘然秩然。观其《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盖融《老子》《易系》之义而冶之一炉者也。“太极”之词，出自《易系》；而；“无极”之义，则参老子。老子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极而太极”也。老子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则所谓“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也。“太极无极，二而一，一而二”，此老子“有”“无”双观之所以“同谓之玄”也。太极图■中间一○，即“易有太极”也，○旁两抱，即两仪二画也。不过伏羲在太极上面直画两画成三。而敦颐却把伏羲两画弯转，抱在太极两旁，亦从《老子》“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之说悟出。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统体一太极也。“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物物一太极也。“太极”二字，原本《易系》，尚是祖述孔门之旧。至于“主静立人极”，“人极”二字，则自敦颐始发之。其后从“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云云，皆说“人极”。人极与太极对勘而论，以明天人相与之际，绝非矫揉造作。故人能践形，即能尽性；能尽性，即能达天。天人一理，此敦颐立言之旨，而以《太极图说》挈其要，以《通书》畅其义。“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主静”二字，是立人极之本。“中正仁义”，又是主静之实落处。然“主静”之下又自注曰“无欲故静”。“无欲”者，无人欲。无人欲，则纯乎天理矣。而“诚”以立其本，“几”以神其用。夫道非“诚”不立，非“几”不行。事之大小，天下之治乱，皆有“几”者行其间。天也，固人也。事有理有势，而行之必有其几，此则众人之所忽，而豪杰有为者之所必争也。敦颐言“诚神几谓之圣人”，“诚”者本也，“神”者用也，“几”者介乎动静之间。故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几也。” 蒞事之初，有审几之明；及事变之歧出，又有赴几之智。一日得其几，而万险胥平。一失其几，从脞百出，咫尺皆荆棘也。然非“主静”者，不能审几赴几；而非“定之以中正仁义”，则审几赴几而或流于狙诈惨礉，吾见亦多矣。此敦颐所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也。程氏颢、颐，理学之宗，而兄弟受业。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颢尝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以其世居道州营道县濂溪上，世称濂溪先生。
　　周敦颐生当太平，王夫之身历世屯，而以明庄烈帝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覈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骛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日寻于恩怨；发而为文章，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仗桂王，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清盗诸夏而抚定之，搜访隐逸。次第登进。虽顾炎武、李颙之艰贞，而征聘不绝于庐，独夫之深閟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榜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以求反唇，用是其身长遁，其名翳寂。其学出于宋儒张载，载著有《西铭》《正蒙》等书，其学以仁为宗，以礼为体，而深信周礼为必可行于世。夫之则注《正蒙》数万言以讨论为仁之方，为《礼记章句》数十万言以阐明记礼之意。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义并称。盖圣人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而外之莫急于礼。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也。夫之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固为生民立极。周敦颐光风霁月，饮人以和；夫之则茹苦含辛，守己以贞；周敦颐以道自乐，从容涵泳之味洽，夫之则历劫勿渝，厉世磨钝之节坚。翘企高风，诗不云乎：“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降而晚近，世变亦益亟矣！百年以还，欧化东渐。挠万物者莫疾乎风，君子以独立不惧。而习尚之所蒸，抑有开以必先。汤鹏尚变以自名一子，魏源通经而欲致之用，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扶危定倾以效节于清，郭嵩煮、谭嗣同、章士钊变法维新以迄于革命。新旧相劘，问学殊途，而要之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志在于淑群，行不害违众，精神意趣，则无不同。余违寇来湘，披览著书，颇亦窥其指要，观其会通。睹记所及，写成是编，裒录汤鹏、魏源以下，得若干人以尽其变。上推周敦颐、王夫之两贤以端其趣，而行毋绳以求备。人不拘于一格，大者经文纬武，次则茹古涵今，略其是非功罪之著，而彰劬学暗修之懿。所贵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用之则辅世长民，不用则致知穷理。内圣外王，在湘言湘，岂徒为诏于来学，抑亦自振其衰朽。凡我共学，倘能恢张学风，绳此徽美，树规模，开风气，以无忝于前人，岂徒一校之私以为幸，国家景命，有利赖焉。昔罗泽南以一老诸生，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学，师弟【石靡】切。而其弟子王錱、李氏续宾、续宜兄弟，杀敌致果，卓有树立。吾党身厕上庠以糜大官之廪，所凭藉什伯于罗氏师弟，则所树立亦必什伯于罗氏师弟，乃足以副国家之作育。景行行止，在吾党好为之耳。尚乃勖哉，毋陨越以遗前人羞。

　　二汤鹏魏源

　　清治至道光而极敝，清学至道光而始变。于时承平之日久，主溺晏安，大臣委蛇持禄，容说以为忠；士人汨没科举，诗书以干泽。即有魁异杰出之才，不安固陋，而声气标榜，呼朋啸侣，桐城文章以学古，休宁名物以张汉，文史雍容，姑以永日，而辅世长民，以为非分。傥有文章经国，志气拔俗，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发聋振瞆，大声疾呼者，可不谓之豪杰之士哉！吾得二人焉：曰汤鹏，曰魏源。
　　汤鹏，字海秋，益阳人。擢道光三年癸未进士第，年甫二十，所为制艺，列书肆中满街。土人模拟相踵得科第，而鹏唾弃不复道，专力为诗歌，自上古歌谣至三百篇、《离骚》、汉魏六朝下暨唐诗，无不形规而神挈之，未几得三千首。其始官礼部主事，为文章下笔不自休，大臣以为才，选入军机章京，补户部主事，转贵州司郎中，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年始三十余，意气卓厉，谓大下无不可为者，徒驰骋文墨以自标置，无当也。于是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卒以得罪，罢御史，回户部员外郎，转四川司郎中。是时，英人扰海疆，求通市。鹏已黜不得言事，犹上书大臣转奏善后条陈三十事，报闻而已。鹏居曹司久，而负才气，郁不得施，以谓：“事有积之已久则弊，而守之以固则枯，坏之已甚则匮，而处之以瞆则愚；振之以大声疾呼则訾其激，而荒之以流心佚志则厚其羞，料之以深识早计则嫌其躁，而亟之以颓光倒景则郁其忧。是故君子不能毋尚变。尚变云何？尔乃君毋过尊而自比于天地之大，臣毋过卑而下同于犬马之贱。大臣毋席尊荣以谩小臣，毋小其职掌乃并其聪慧气力而一例小之也。小臣毋畏谴何以媚大臣，毋大其爵秩乃并其神理骨干而一例大之也。国故毋有所支离禁忌而不以告人，民情毋有所增饰而不以上闻也，是则与天下臣民共其趣向，非则与天下臣民共其【忄典】墨，功则与天下臣民共其欢欣，过则与天下臣民共其惩创。必辅毋自其岁月资格为之，将帅毋自其宗藩世胄为之也。机密宜选老成忠謇以厚其德、直其义；封圻宜兼文武干济以鸿其体、实其用，谏议宜格君心杜门户以申其直、示其大；守令宜引英俊擢三公以重其选、拔其尤。轻重贵贱之等，毋封已见以成倒置也，治忽安危之机，毋戾众志以得惨报也。科目毋徇文字，登进毋涉苟且也。军旅毋溺晏安，训练毋徇故常也。粟米之产，毋委以地气而不广生，毋限以农工而不众也。盐筴之利，毋敝以官守而不约束，毋画以疆界而苦迂滞也。而归之览上下古今善败得丧，毋涉其故而参其新。闻变则骇者，无识而陋者也；稍变而留其半者，有志而懈者也。可变则变者，智也；不变不止者，勇也。变然后宜，宜然后利，利然后善者，仁也，义也。苟不得施于事而著之言。”于是为《浮邱子》一书，立一意为干而分数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则支复为干，支干相演以递于无穷。大抵言军国利病，人事情伪，开张形势，根极道德，一篇数千言者，九十一篇，计四十余万言，而植之以学，索之于古，以谓；“君子纳之于轨物，然后能裁之于义理；裁之于义理，然后能详之于体段；详之于体段，然后能鸿之于作用。君子曷施而每进益上如此也？《说命》之言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是故君子必于古乎索之。曷索之？曰于古载籍乎索之。……是故读经则思其意，读史则思其迹。思其意，则奥而衍，使人变动光明而济；思其迹，则炯而严，使人中正比宜而静。”“是故君子必读书则古，以握宰世服物之本。考之《诗》，然后知性情；知性情，然后能款万物。考之《书》，然后知政事；知政事，然后能著万物。考之《易》，然后知阴阳；知阴阳，然后能妙万物。考之《礼》，然后知典则；知典则，然后能衷万物。考之《乐》，然后知声音；知声音，然后能和万物。考之《春秋》，然后知名分；知名分，然后能戒万物。考之《论语》《孝经》，然后知言行；知言行，然后能体万物。考之《大学》《中庸》，然后知体用；知体用，然后能总万物。考之历代之史策，然后知成败之凡；知成败之凡，然后能操万物。考之当代之彝训，然后知创述之委；知创述之委，然后能巩万物。”每遇人，辄日：“能过我—阅《浮邱子》乎？乃所愿，则学周公孔子之学，志周公孔子之志，以文周公孔子之文也。”然其学主王、霸杂用，出入儒与名法，而不纯学周公孔子。其语杂糅孟轲韩非，引物连类，旁征史实，而归宿于称说《诗》《书》，则又似《荀子》书之引《诗》以卒篇。而其行文，则好为排比，体仍制艺，而自出变化，震荡陵厉，时而云垂海立，时而珠圆玉润，连犿旁魄，时恣纵而不傥，读之者目眩神夺，争之强，辩之疾矣。足以夺人之心，移人之志。傥后来康有为、梁启超报章文新民体之所昉乎？他所著述，如《明林》十六卷，指陈前代得失。又有《七经补疏》，阐发经义；《止信笔初稿》，杂记见闻。诸书皆出示人，惟《止信笔初稿》人多未见。或问之，曰：“此石室之藏也。”尝谓其友人日：“汉以后作者，或专攻文辞，而义理不精，经纶不优；或精义理，优经世，而不雄于文。克兼之者，惟唐陆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为归。”其自许如此。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嘉庆己卯及道光辛巳两中湖南副榜。壬午，举顺天乡试，冠南籍。试卷进呈，宣宗手批嘉赏，名籍甚。明年为道光三年癸未，典会试者必欲罗致之以邀上眷。得一卷，文章绝类，及揭晓，则汤鹏也。而源不第，入资为内阁中书，改知州，游江南。而安化陶澍方官江苏巡抚，寻擢两江总督，兼管盐政，于源为乡先达，用其议以创海运，改盐法，国裕而民亦利，有遗爱焉，焯为名臣，则源之以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第进士，发江苏，以知州用，补高邮州。前此治经而张今文者，则《春秋》而已，至源乃推而大之以及《诗》《书》，遍于群经。著《董子春秋发微》七卷，曰：“所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而补胡毋生条例、何邵公解诂所未备也。”《诗古微》二十二卷，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之微言大义，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在乐之用心于来世也。”《书古微》十卷，曰：“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关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而总其凡于《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曰：“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音声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宣究今学，抰经之心，而博综子史，高谈王霸，宏我汉声，通经致用。以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贾生得王佐之用，董生得王佐之体，合之，则汉世伊颜之俦也。秦汤方燠，九州为炉，故汉初曹参盖公沐之清风而清静以治。若乃席丰履豫，泰久包荒，万几丛脞于上，百慝养痈于下，乃不厉精图治以使民无事，而但以清静为无事，有不转多事者乎？皇春帝夏，王秋霸冬，气化日禅，虽羲黄复生，不能返于不古之淳。是以尧步舜趋，禹驰汤骤。世愈降则愈劳，况欲以过门不入，日昃不食之世，反诸标枝野鹿，其不为西晋者几希。《诗》曰：‘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秕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四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其不可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天有老物，人有老物，文有老物。柞薪之木，传其火而化其火；代嬗之孙。传其祖而变其祖。今自为今，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易》十三卦述古圣人制作，首以田渔耒耜市易，且舟车致远以通之，击柝弧矢以卫之。禹平水土，即制贡赋而奋武卫；《洪范》八政，始食货而终宾师。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后儒特因孟子义利王霸之辩，遂以兵食归之五霸，讳而不言，曾亦思足民治赋皆圣门之事，农桑树育即孟子之言乎！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曷谓道之器？曰礼乐。曷谓道之断？曰兵刑。易谓道之资？曰食货。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国贡之王朝，谓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易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呜呼？古此方策，今亦此方策；古此学校，今亦此学校。宾宾焉以为先王之道在是。吾不谓先王之道不在是也，如国家何！《诗》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苏州惠氏（栋）、江氏（声），常州臧氏（镛堂）、孙氏（星衍），嘉定钱氏（大昕），金坛段氏（玉裁），高邮王氏（引之），徽州戴氏（震）、程氏（瑶田），争治诂训音声，瓜剖脉析，视国初昆山、常熟二顾（炎武、祖禹）及四明黄南雷（宗羲）、万季野（斯大）、全谢山（祖望）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独武进庄方耕倍郎（存与），生于其时其乡，其学能通于经之大义，西汉董伏二先生之微淼，未尝凌杂脉析，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呜呼！吾所谓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至嘉庆道光间，而李申耆先生（兆洛）出，独治《通鉴》《通考》之学，以地证史，以史治地，起三代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用康熙乾隆《皇舆一统图》朱印，墨注古地名其上。每代各为一图，号曰《历代沿革图》。疏通知远，不趋声气，而恶夫以饾饤为汉，空腐为宋。醰然粹然，莫测其际也。并世两通儒，皆出武进，盛矣哉！余于庄先生不及见，见李先生。”其学出于吾常州庄李二氏，经经纬史，而润泽之以文章。词笔奥衍，熟于元明以来掌故，篡录《元史新篇》若干卷、《明代食兵二政录》七十八卷、《圣武记》十四卷、《皇朝经世文编》百二十卷。旁搜博采，尤悉心河道水利，海防边防，上下古今而明究其得失，如聚米画沙，如烛照数计。自谓坐而言，可起而行也。于时，英人以贩鸦片，绝通市，构衅于我。而兵舰东来，薄我广州，纵横海上，掠闽浙，入长江，师徒挠败。于是割地通商，而有南京城下之盟。中外大吏，相顾蓄缩。于是源发愤而道曰：“夷之水战与火攻，强于倭。倭之绝夷不与通市者，防其贩烟与传教。而夷之畏倭，畏其岸上陆战也。倭国三十六岛，港汊纷歧，其海口更多于中国，其水战火攻尚不如中国，止以陆战之悍，守岸之严，遂足詟夷心，绝市舶，而不敢过问。又止以刑罚之断，号令之严，遂足禁异教，断毒烟，而莫敢轻犯。吾之水战火攻不如夷，犹可言也；守岸禁烟并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战为款，犹可言也；并不能以守为款，可乎？不可乎？令不行于海外之天骄，犹可言也；令并不行于海内贩烟吃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思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国境。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瞻其阙，夫岂无悬令？询其廷，夫岂无充位？人见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阶闼也。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稿伏于灌莽也。无一政能申军法，则佚民玩；无一材堪充军吏，则傲民狂；无一事非耗军实，则四民皆荒。伏民玩，则画箠不能令一羊；傲民狂，则蛰雷不能破一墙；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于堂，明日觞于隍，后日胠于藏。而以节制轻桓文，以富强归管商，以火烈金肃议成汤，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場矣。《记》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昔帝主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虩然以军令饬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才。人才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乎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吃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毋谈天，毋画饼，则人心之虚患去其二。天时人事，倚伏相乘；知已知彼，可款可战。”于是搜采欧美各国国情地理以著中国攻守之宜，成《海国图志》一百卷，厥为国人谈瀛海故实者之开山，而其要归于“以守为攻”、“以守为款”、“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语重心长。时异势迁，生百年以后之今日，而籀源之所以为言，则有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天挺伟人而不惑者。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焉诽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于时。海疆震动，东南汲汲，而西北边备弛，新疆协饷不继，于是源大声以呼曰：“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西北则广莫无垠也。国家平准噶尔之地，易其名，曰伊犁，曰乌鲁木齐，曰巴里坤，曰哈密。及平西域诸回部，若辟展，若哈拉沙拉，若库车，若沙雅尔，若赛里木，若拜城，若阿克苏，若乌什，若喀什噶尔，若叶尔羌，若和阗，咸入版图。设将军、参赞、都统、提镇及办事、领队诸大臣，遣兵驻防以资镇守。或谓地广而无用，官糈兵饷，岁解赔数十万，耗中事边，有损无益。曾亦思西兵未罢时，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勤西顾忧。且沿克鲁伦河长驱南牧，蹂躏至大同归化城。甘陕大兵不解甲，费岂但倍蓰哉！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裒多益寡者，政之经。国家醰醲孳生，中国土满人满，独新疆人寥地旷，牛羊麦面蔬果之贱，播植浇灌之易，毷裘贸易之利，金矿之旺；穷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长子孙，百无一反。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是圣人损益经纶之义，所必因焉乘焉者也。奈何狃近安，忘昔祸，惜涓埃之费，昧溟渤之利，以甘闾闬鄙儒眉睫之见！”其后左宗棠用其言以我疆我理，政建行省，谓：“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安之日。近以用兵新疆，益叹魏子当日所见之伟为不可及”云。于时，兵败于海防，财匮于河决江淹。而河无岁不决口，以淹地数千百里，无岁不筹防以耗帑五六百万。于是源按图而陈曰；“我生以来，河十数决。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筹河用，不筹国用，故财成今日之匮。夫地势北岸下而南岸高，河流北趋顺而南趋逆。自古北行，而今每上游豫省北决，必贯张秋运河，趋大清河入海。何不顺其就下之性，筑堤东河，导之东北。北不驾太行之脉，南不驾泰山之脉。介两脉之间，所刷皆尘沙浮土，日益深通。于是河由地中行，无高仰，自无冲决。而官可裁防河之员数千百人，岁可省防河之帑五百万金。河不为患，帑不虚糜，而后国家得以全力以饬边防、兴水利也。然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河性悍于江，所经衮豫徐，地多平衍，其横溢溃决无足怪。而江流所经，狭者束于山，宽则潴于湖，宜乎千年永无溃决。乃数十年中，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没城市，无虚岁，而与河同患，何哉？承平二百载，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海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捍水，成阡陌、治庐舍其中，于是平地无遗利。且湖广无业之民，多迁黔粤川陕交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深谷，无土不垦，于是山地无遗利。平地无遗利，则不受水，水必与人争地，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五六矣。山地无遗利，则凡菁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江汉上游，旧有九穴十三口以泄水，今则南岸九穴淤，而自江至澧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北岸十三口淤，而夏首不复受江。监利、河阳县，亦长堤亘七百余里，众占为圩田。江汉下流，则自黄梅、广济，下至望江、太湖诸县。向为浔阳九派者，今亦长堤数百里，而泽国尽化桑麻。下游之江面湖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然则计将安出？曰：除其夺水为利之人而已。人与水争地为利，而欲水让地不为害，得乎？湖南地势高于湖北，湖北高于江西、江南，楚境之湖口日蹙日浅，则吴境之江堤日高日险，沿江四省数十百万之荡析，孰与一邑一垸数千百家之饶衍乎？然而湖南、汉口大潦，诸县诸垸之民人之漂溺者，亦岂少乎？损人利己且不可，况损人并损己乎！乾隆间，湖南巡抚陈文恭公劾玩视水利之官，治私筑豪民之罪，诏嘉其不示小惠，此所以为大人也乎！”源以咸丰五年殁于扬州。而前一年，河决铜瓦厢以北流，由大清河入海，而河患消息，河防以纾，卒如所言，盖犹及见之。而夺湖为田之为江害，下民昏垫，迄今百余年，祸未有艾也。然而君子立言，不为一时，氓之蚩蚩，于源何憾焉。后人辑录其文，为《古微堂内集》二卷，《外集》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