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湖南学风

　　四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

　　罗泽南、李续宾、王錱，三人者，披坚执锐以当太平军，身经百战，未享成功。而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三公，则知人善任使，指挥若定，幕府画啸，而坐享其成；身兼将相，爵至通侯。显晦不同，劳逸亦殊。然其困心横虑，裕以问学，以忧患动心忍性，而不以忧患丧气堕志，一也。如以勋名之崇庳，而定人品之高下，抑浅之乎为丈夫已。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益阳人，道光十六年丙申进士。咸丰朝，以战太平军，积功累擢官湖北巡抚，卒于官，谥文忠。其行事世多知，不具著，而著其动心忍性，见于经世宰物之大者，以为后世法。道光之季，林翼以知府分发贵州，历署安顺、镇远等府。捕盗锄奸，其平日训练壮勇，仿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而变通之。勇不满三百，而锐健果敢，一可当十。搜剿匪徒于深林密菁，上下驰骤，与同甘苦。而著《保甲团练条约》及《团练必要》诸篇，颁之属县，督以必行，以固民志、清盗源。行之有效，夜不闭户。顾每以谓：“团练之效，外助官军，内消宵小，此为治乡之要；而亦与吏治之用人、兵政之选将相似。假如守令不得人，则州县必坏；将领不得人。则兵勇必溃。团练亦然。以正士良民为一团之长，则一团之民皆可御侮。以劣生莠民为一团之长，则一团之民可使抗粮犯法、可使攘夺为乱。假乡民以兵刃，而官吏不能躬亲董劝，旌别淑慝，则目前之成效难期，而日后之流弊滋甚。”咸丰元年，补黎平府。洪秀全、杨秀清起广西，永宁、怀远、融县环黎平西南界，皆蜂起以应。林翼则举保甲，办团练，修建碉堡，连屯相望，以谓：“言战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卫，不如先用地利以卫民。”自后黎平迭为太平军及叛苗环扑，而屹不可拔，则林翼之以也。累擢四川按察使，留湖南办理防剿。以咸丰五年署理湖北巡抚。洪秀全已都金陵，倾锐而犯，武昌、汉阳、黄州、德安，皆为所据。林翼坐困金口，无官无幕，一身悬寄，独念自古平东南必争上游，武汉，则金陵之上游也，荆襄绾南北之孔道，而武汉又荆襄之咽喉，非力图之，无以救败。其时水陆军万人，多新募未经战阵，太平军所向披靡。林翼从容谈笑，处以坚定，军屡挫而气弥厉，鼓舞诸将，以忠义相感发。尝谓：“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挫而志不可挫。”因以抚循温恤，整饬其军而简练之，遂克武汉而奠定焉。乃上疏言：“武汉形势壮阔，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之关键，而武汉为荆襄之咽喉。昔周室征淮，西出江汉；晋代平吴，久谋荆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勋，镇守武昌。宋臣岳飞、李纲之谋画岳鄂，均以此作高屋建瓴之势。控制长江，惟鄂为要。夫善斗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审其势。今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应请于武汉设陆师八千人，水师二千人。此万人者，日夜训练，则平时有藜藿不采之威，临事有折冲千里之势。且东征之师，孤军下剿，善战者必伤，久役者必疲。伤病之人留于军中，不仅误战，亦且误饷。若以武汉之防兵更番递代，弥缝其阙，则士气常新，军行必利。至水师以炮为利器，炮声震迭，无半年下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大修之船。更番迭战，以武汉为归宿，则我兵常处其安，而不处其危矣。”于时官私扫地赤立，吏好货，民骛乱。而林翼以乱之生由法度废弛，吏敝民偷，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务讨贼，则乱之流不塞；不务察吏，则乱之源不清。劾参镇道府厅以下数十员，与属吏更始，禁应酬，严奔竞，崇朴实，黜浮华。于是在官者推廉让能，稍知吏治矣。综核之才，冠绝一时。每于理财之中，暗寓教民察吏之法，谓：“天下非鄙吝之人不能聚财；非抑勒不能散鄙吝之财。明崇祯之劝慰而不助军饷，李自成之脑箍而一献百万，叔季人心，大率类是。夫不得已而养兵以杀贼，即日费万金，亦出于救民。取税赡军，使人民同仇，即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员洁己，即以兴廉。”养兵六万，月费四十万，而民无怨谤，兵无乏购，自是湖北军强天下。顾不为自固之谋，南征九江，北取安庆，发踪指示，皆出林翼。以为江楚唇齿相倚，而九江扼长江之冲，实江楚门户，九江一日不复，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九江既复，而太平军所扼长江险要，独有安庆。而有清一代，督抚之用兵出辖境，自林翼始。其治军务明纪律，而选将尚志气，用兵贵审固，以谓“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专尚驯谨之人，则久而必惰；专求悍鸷之士，则久而必骄。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平时奉令慎谨，而真意不存，则成败利钝之间，顾忌太多，而趋避愈熟，必致败乃公事。然军事何常之有：以为兵力厚，而胜负之数又不系乎厚薄；以为将才勇，而胜负之事又不尽系乎勇怯。将在谋而不在勇，于战胜攻取之道具有心得，以静制动，以预应猝，以我料敌，以经行权，读兵书而通其变，而知进知退，能正能奇，虽古名将，不是过矣。凡事当有远谋，有深识。坚忍于一时，则保全必多；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一胜之功而误大局。盖侥幸而图一胜之功，不如坚忍以规远大之谋。兵事不在性急于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贵乎审机以待战，尤贵蓄锐以待时。知敌之不可以力争，莫若审势而避其坚；知事之不可以勇斗，莫若择利而蹈其瑕。临阵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择贼所不防之处，并力一战，如破竹然：于根本节要批之，则势钝；于竹尖竹尾批之，则势利。贼从东来。西面必轻；西面破，东面自懈矣。兵法攻瑕，不可不思。夫战，勇气也，当以节宣、蓄养、提振为先；又阴事也，当以固塞、坚忍、蛰伏为本。譬之南塘矛法，须先让对手打一下，然后应之。此理至微妙。坚持以待其弊，伺其瑕而蹈之，一发即破矣。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不动则已，动则须操胜算。非算定，非多算一二著，不能成功。以多蓄兵力，预留活著为第一义。凡兵事有先一著伐贼谋而胜者，有后一著待贼动而后胜者，此时须待贼动而后应之，躁者必败，静者必胜。动者必躁，静者有所恃，有所谋，不可测也。”抚驭诸将，量能授事，体其隐衷而匡其不逮。或家在数千里外，辄馈资用，问遗其父母，珍裘良药，使岁月至；而败军政，罚亦不贷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而体羸善病，咳血久，欲寐则咳，叹曰：“吾欲耽半夜之美睡不可得，而百年之美睡又不即至，吾已矣夫。”既而曰：“吾疾苦，不祈死，亦不怨生。惟义之趋，此心坦然，而精气迥异前数年矣。”及咸丰十年，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用林翼之谋以围安庆，久不克。而林翼亦出兵英山，进驻太湖为声援，调兵筹饷，日不暇给，而委己于学，夜则延老儒姚桂轩会讲《论语》，未尝稍间。一日，病甚，不食，左右请曰：“公休矣。”笑曰：“吾口不能食耳，吾舌尚存，吾耳有闻，何必不讲书，不听书？”自言：“读书有得，临政治军，与文武将吏叙论，无不尽其情伪，而心目涣然，指画秩然。”终日危坐，讲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顾左右叹曰：”闻道苦晚。今虽稍有所见，而不及行者多矣。”与曾国藩、左宗棠共济艰难，推诚相接。而两人者，名位高下迥殊，一与为亡町畦。每曰；“涤帅德高而谨慎之过，季高才高而偏激之过，咸性情之所独至，不能易也。涤公之德，吾楚一人；而季高谋人忠，用情挚，特伤于偏激；如朝有忠臣，室有节妇，平时尝小拂意，临患难乃知其可恃也。”而国藩之称林翼，则曰：“润公聪明，本可霸术。而讲求平实，从日常行事以见至理，开口皆正大之语，举笔则正大之文，不意朋辈中进德之猛，有如此者。其于朋友，纯用奖借，而箴规即寓乎其中。有权术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有如此襟怀气局，岂与仓猝成功名权宜就事会者比哉！”李续宜隶林翼久，告国藩曰：“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无权术。”国藩应曰：“胡公非无权术，而待吾子昆季，则纯出至诚。”续宜笑曰：“然，虽非至诚，吾犹将为尽力也。”传有《胡文忠公全集》四卷。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湘乡人，道光十八年戊戌进士。咸丰朝，累官两江总督。以平太平军功，封一等毅勇侯，晋大学士，卒于官，谥文正。湘勇之战胜攻取，国藩资之以有成功，而威震天下。然而事之初起，国藩独焦心苦思，虑湘之不成其为勇，以谓；”湘勇不佳处有二：一则归心极切，无长征久战之志；一则体脆多疾病，不耐劳苦。将帅亦皆煦煦爱人，少英断肃杀之气。大抵衡湘之士，狃于风气，不惯面食。冬则皮帽皮衣，炭盘手炉，刻不能离。罗李名将，亦不免冬烘。”尝贻书刘蓉、左宗棠诸人太息论之，则湘之所以为勇者亦仅矣。而一时之风气转弱为强，因恃有一二贤豪长者为之倡。而忧勤惕厉，抑亦国藩矢此寸衷，有以鼓舞而大振奋之也。国藩幼而端默，未尝啼泣，花开鸟语，注目流眄，状若有悟。稍长，研穷经史，因文见道，而尤好韩愈义，慨然欲蹑而从也。既以二十八岁登进士，遂官京师，从太常寺卿善化唐鉴游，讲求为学之方。时方读史阐经世之学，兼治诗古文词。鉴则专以义理之学相勖。遂以朱熹之书为日课，而肆力于宋学矣。与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窦垿、仁和邵懿辰之徒，往复讨论，为日记，有过必记，力自绳检。每太息谓：“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作，信之者障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于仕途，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泄泄成风，阿同骇异。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最浮华者莫如言。积翫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咸丰初，以直言极谏有声。累官侍郎，丁母忧回籍。而太平军长驱入湖南，奉诏督办本省团练。国藩语湖南巡抚张亮基曰：“团练仅卫乡里，法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饷于官，缓急不可恃。请改募成军，乃可资以讨贼。”湘勇之说自此始。而事权不属，文酣武嬉，召闹取怒。独以公忠诚朴为天下倡，与左宗棠书曰：“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以求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其万有一补。”而以提督鲍起豹龃龉，嗾标兵与湘勇哄，移驻衡州以避之，增募勇丁足六千人。以谓：“所募之勇，全在立营时之严训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切不可使其因扰民坏品行，因嫖赌鸦片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感发而日趋于善。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敌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也。”每逢月之三八日操演，集诸勇而申儆之，反复谆谆至千百语。每日召诸裨将轮对，至一时数刻之久。自言：“不敢说法点顽石之头，亦欲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哓口瘏音，耳提面命。然成师以出，大败靖港，而初困于江西，再围于祁门，诸将奔命，危然后安。其过人识力，在不摇定见。当死生存亡之交，持孤注以争命；值危疑震撼之际，尤百挫而不挠。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变易也。其在军也，终日凝然，奏牍书札，无不躬亲。危城之中，益诵书史。尝谓。“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盖其生平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从容补救，转危为安也。持己平实，不为矫激，而欲萃诸子百家之长于当躬。曰；“游心如老庄之虚静，简身如禹墨之勤生，齐民如管商之严整，而持之以不自是之心。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综其一生，定为戒律，守之甚严，而持之有恒者，一曰不诳语，二曰不晏起。任事之初，横逆四面至，无所措手，以为天下事必无幸。与友人谈：“当今之世，富贵无可图，功名亦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世道。所谓正心者，曰厚实。厚者恕也。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以此自励。亦以此戒所属。然挫败既多，德慧亦生。常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敌以强者多败。敌加于我，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漫无审量，轻以兵加于敌者多败。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二下，我打第一下。‘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余于数语，常常体验。大约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偪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愿学陆抗，气方锐而厚蓄之；不愿学荀罃，气已竭而复振之。愿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与悍贼交手，总以能看出他的破绽为第一义。若在贼者全无破绽，而我昧焉以往；则在我者必有破绽，被贼看出矣。毋乘以躁气，毋摇以众论，自能觑出可破之隙。若急于求效，杂以浮情客气，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克见。昔作有《得胜歌》云：‘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愈打愈狠如老虎。’虽粗浅之言，而精意不外乎是。大抵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稳也，正也，人事之力行于平日者也；险也，奇也，天机之凑泊于临时者也。军事如枪法，门户宜紧；如拳法，有伸有缩。若入之太深，则有伸无缩矣。”然自将则败，命将则胜。其用兵也，不善制胜，而善救败。折而不挠，神闲气定；常以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以是诸将久而服之。居官治军，粹然儒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以谓：“古之知道，未有不明于文。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独藉于文以读古圣之书，而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欲明先圣之道，不得不精研文字。”及其自为文章，盖诵说桐城姚鼐之义法，至列之《圣哲画象记》曰：“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然寻其声貌，略不相袭。大抵以定气为主，以影响为辅，力矫桐城懦缓之失。探源扬马。专宗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谊，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异军突起，而自成湘乡派。门弟子著籍者，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最为绝出，先后主直隶保定之莲池书院。新城王树枬、武进贺涛，得其法脉，声光迸出以称宗于河北，传授徒友。于是河北之治古文者，皆衍湘乡之一脉焉。桐城之文，由归有光以学欧阳修，由欧阳修以追《史记》，蕲于情韵不匮，意有余妍。湘乡之文，由韩愈以摹扬马，由扬马以参《汉书》，蕲于英华秀发，语有遒响。桐城优游缓节，如不用力，而湘乡则雄奇跌宕，肆力为之。其大较也。自来言宋儒程朱之学者，无不拘谨。而罗泽南发之以大勇；为桐城方姚之文者，多失缓懦，而国藩矫之以神奇。然则湖南人之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奖拔英豪，如恐不及，而择其尤，同升诸朝。左宗棠以举人参湖南巡抚幕，而为湖广总督官文所劾，欲逮讯，则以深明将略荐为帮办军务，授浙江巡抚。李鸿章以年家子相依，管奏记，则以文武兼资荐为江苏巡抚。咸致大用，弘济艰难。其后宗棠故相违异，以见丰采、明孑立。而扬言于朝，则曰：“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非所能及。”及国藩之殁，乃制其语为挽联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自以为和而不同，君子之道焉。传有《曾文正公全集》二百二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