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讲义选录

　　松山及锦州之降自天聪三年以来，大军连年入塞，而所破州县皆不能守，则以山海关重兵阻隔东西通路之故。太宗知山海关不下，不能争中原，而宁锦诸城不破，不能得山海关，故于崇德五年（一六四○年）即命亲王大臣更番出师，分扰松、杏、宁、锦间；而相持旷岁，未有成功。及明年，当郑亲王济尔哈朗更番往代之期，乃申谕军士，期以必克。先是祖大寿归自大凌河，复背约，督兵任锦州城守，而用蒙古兵分守外城；及大军进攻，蒙古兵惧而约降，与内兵格斗，外城遂溃。于是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邱民仰，率曹变蛟、王廷臣、吴三桂以下总兵八员、军十三万，集宁远。大寿遣卒自锦州逸出，传语『以车营逼敌，毋轻战』！承畴等方持重未发，而朝议以师老财匮，遣职方郎中张若麒就行营计议。若麒至，则密请降旨趣战。承畴乃屯辎重塔山（锦州城西南六十里）、杏山间，而以兵六万先进，诸军继之，阵松山城北之乳峰，距锦州五六里。太宗得报，亲统大军赴援，环松山而军，且遣别军夺其塔山之积聚。明军粮竭，士无斗志，三桂等六总兵先后引退，将越杏山走宁远；而伏兵沿途邀击，军士蹈海死者不可胜计，变蛟、廷臣亦敛兵入松山，与承畴、民仰困守。至明年（一六四一年）二月，松山被围已半年，城中食尽，副将夏承德密遣质子出城约降，大军如期攻之，城遂拔，承畴被擒，民仰、变蛟、廷臣皆死之。时锦州粮亦尽，人相食，祖大寿战守计穷，又闻松山已失，遂以城降，杏山、塔山亦下。于是关外重镇自宁远以外，无有存焉者矣。承畴被俘至盛京，太宗遣汉军范文程觇之，承畴初谩骂，既而数数拂拭衣尘。文程归报曰：『承畴不死矣！一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后竟降。时败报达北京，或传承畴已死，思宗惊悼甚，设坛都城，赐祭十六次，且将亲奠；已而闻其降，乃止。

　　和议不成之故明自万历时，岁征辽饷六百六十万，崇祯中，复加剿饷二百八十万、练饷七百二十万，竭天下兵饷大半以事关东，于是民不堪命，群起为盗；或百万，或数十万，所在暴动，称为流寇。北京舆论于流寇或有主抚者，而于本朝则始终不肯言和。袁崇焕既以议和罹间死，及大军追逐察哈尔汗道经山西时，大同巡抚沈棨亦以私缔和约被逮。太宗虽数遗玺书请罢兵，而皆为有司所格，不得上达。及是，兵部尚书陈新甲屡以国力困敝为言，思宗亦知不敌，密以和议委之。新甲乃遣使持书至盛京议款，得本朝答书而还，其事甚秘，外廷不得闻，已而语泄，言路哗然，新甲竟以此得罪，和议遂绝；而降人仕本朝者如祖可法辈，亦以为和成则中国得阴修战备，而八旗劲旅反习逸忘劳，非计之得者。时三桂犹拒守宁远，边防未撤，可法因献攻心扼吭之策，谓入塞绝运河粮道，则北京立困；先取山海关，则关外诸城唾手可得。是年十月，太宗复遣两翼军毁长城而入，遂自蓟州分道南下，畿南、山东列城不守者凡八十有八，大军直抵兖州。八年（一六四三年）二月，自山东还至近畿，车驼亘三百余里。时勤王兵皆集通州，督师大学士周延儒敛迹不战，而日腾章报捷。及大军至怀柔县境，蓟辽总督赵光抃始会诸军邀战于县北之螺山，旋亦溃走。是时关内外千里之间有总督四、巡抚六、总兵八，又有监督太监握重兵相牵制，故事权不一，战守无所施；而流寇且复长驱犯阙，促明之亡。是年八月，太宗文皇帝崩，世祖章皇帝以冲龄嗣位。值吴三桂乞师讨贼，启关迎降；而后两朝未竟之志伸，奄有九有之业始矣。

　　官制之改革太宗之世，非独从事外征也，又颇留意于内治，其进步之显著者，即官制之改革是也。先是太祖创制八旗，每旗设总管大臣（固山额真）一、佐管大臣（梅勒额真）各二；又设理政大臣五、札尔固齐十，往往即以总管或佐管等兼之，不皆分授。及天命十一年太宗即位，乃集诸贝勒定议，每旗仍各设总管大臣各一，是为八大臣。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师行猎，各领本旗兵行，一切事务皆听稽察。其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此十六大臣赞理本旗事务，不令出征。又每旗各设调遣大臣二，此十六大臣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天聪五年，始仿明制设六部，每部以一贝勒主之（今管部），各有承政（今尚书）、参政（今侍郎）、启心郎（翻译员）等官，以满洲、蒙古、汉人兼授。崇德元年，设都察院。三年，设理藩院，专治蒙古诸部事。两院官制并与六部同，是为八衙门，政府之组织渐以完备。

　　文学教育之概况太宗又留意文学，乐闻古今得失。初，满洲未有文字，凡文移记载必译成蒙古文读之。太祖时，始命儒臣额尔德尼、噶盖等假蒙古字制十二字头，编写「国语」，颁行通用，满文之传布自此始。天聪三年，太宗乃命儒臣达海等翻译汉籍，记注政事，设文馆以董理之。又欲振兴文教，于诸儒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凡得士二百人。其后连年与中国用兵，益知文学教育之必要。天聪五年，谕：『自征明以来，所向必克，彼明屡战屡败，势同枯朽。而我常有惧心者，以彼虽不长于骑射，而战阵时晓习法律故也』。及大凌河之役，又谕：『今年明筑大凌河城，我兵困之，经四阅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此由读书明理，为国尽忠故也』。于是令贝勒大臣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俱就学读书。天聪十年，更定文馆为内三院：（一）国史院，主编纂历史，拟撰表章；（二）秘书院，主拟撰外交文书及敕谕之属；（三）宏文院，主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进讲御前。每院各设大学士一人。盖当时以与中国战争之故，交通繁数，故政教文物亦颇蒙其影响云。
　
三、本朝之定鼎及明室之偏安

　　吴三桂之乞师世祖章皇帝，太宗第九子也。崇德八年八月，太宗崩，礼亲王代善会诸王贝勒以下，定议奉世祖缵承大统，而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摄理国政。先是大军已拔锦州，得辽西大部，明总兵吴三桂率兵民五十万驻防于宁远。是年九月，郑亲王复发炮兵，越宁远，攻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诸城，山海关守御益危。明年顺治改元，即崇祯十七年甲申也（一六四四年）。三月初，明以流寇内偪，廷议尽撤关外城守，而召三桂统边兵入卫。三桂悉众而西，行至丰润，闻李自成已陷京师、帝后殉国，乃犹豫不进，还次滦洲；自成执其父襄，令作书招之，三桂许降。已而闻其爱妾陈沅为寇军所掠，则大愤，遽易缟素，称先帝恩德，以复仇讨贼之旨公布军中；遂疾归山海关，部署军事。自成发兵追之，越滦州而东，三桂回军击破其众，自成乃亲将部众十余万东攻山海关，而遣别军出抚宁东北境长城，绕至关外夹击之。三桂大惧，奉书本朝乞降，请合军而西。

　　流寇之败走时摄政睿亲王方以大将军督师略地关外，比得三桂书，乃偕洪承畴等疾驰至沙河，距关仅十里，而通路已为寇军攻关外者所梗。三桂发大炮辟路，而自率轻骑突出，谒摄政王；即军中易服设誓，固请入关讨贼。承畴以为寇众东出，京师空虚，议请大军毋遽入关，而西北绕入居庸，袭据京师，俟其回援，可一战擒之；而三桂以关门祸急，坚持不可。时流寇当百战之后，剽悍无匹，摄政王虑不可轻敌，乃命三桂军为先驱尝贼，而自蓄精锐以待。自成悉众列阵关内，横及海岸。三桂引军先进，战酣，会风发尘起，两军不相辨，大军乘势突出，冲贼中坚，所向辟易。俄尘开，贼见甲而编发者，惊曰：『满洲兵也』，则皆溃走。自成奔永平。摄政王即下令使关内外兵民薙发，进三桂爵为平西王，而使率步骑二万前驱追贼。自成自永平遣使诣三桂军议和，以三桂不答，乃入京师屠其家，焚宫殿，载辎重西遁。摄政王以五月朔入都，改葬崇祯帝后，令臣民服丧三日。京师东北诸府皆降。

　　福王之立方流寇之北犯也，明福王由崧（思宗之从兄）、潞王常淓（思宗之从父）俱已避难至淮安。及思宗殉国、太子陷贼中，南京诸大臣议立君。福王于伦序当立，而以淫昏闻，潞王贤明可任大事，而世系较疏。于是立亲、立贤之问题起。兵部侍郎吕大器以下主立贤；凤阳总督马士英利福王庸闇，结党主立亲。两党互争，各取决于兵部尚书史可法。可法心善立贤议，而立亲党以握兵柄故，颇占优势；可法不得已，卒定议迎立福王。士英遂以拥戴功入阁，而出可法于江北督师。于是廷议分江北为四镇，以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经理山东一路；高杰辖徐泗，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而诸将争欲驻扬州，各纵兵相仇杀。可法务以公诚之意，调停其间，移杰镇瓜洲，而置得功于仪德；四镇虽稍稍受命，然卒不相协。而南京政府，党争亦日剧。自可法出，士英辈益无所惮，务进私人，图报复。凡崇祯朝阉党名挂逆案者，皆阴结士英希复出。士英乃排群议，奏起逆案巨魁阮大铖，于是正人如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先后引去。一时政府无善类，贿赂公行，秕政交作；江左偏安之局，不俟识者而知其不能久矣。

　　李自成之窜死摄政王既定京师，奏捷盛京，颁示朝鲜、蒙古。时京东、京北诸府虽降，而保定、大名、真定间溃贼群起，自成自山西入陕；山东诸州县闻之，亦争杀其伪官，据城自保。乃以六月遣肃亲王豪格往定山东、河南，遣都统叶臣等往定山西，各分扼要地，俟秋高进军，徐图灭贼。至九月，世祖定迁都之议。车驾以十月朔至自盛京，祭告天地社稷，奉太祖、太宗主入太庙；用大学士范文程言，尽除明季弊政，令文臣衣冠，暂从明制。近畿略定，因议先剿陕贼、次规江南，乃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偕吴三挂、尚可喜等由大同边外会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出陕西之背；又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夹攻潼关，期于西安相会。是冬，畿南、山西、山东诸省先后平定。豫王以十二月渡孟津，收沿河堡寨，进至陕州，自成遣其将刘宗敏（夺三桂妾陈沅者）据潼关拒守。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正月，大军抵关，自成逆战不利，而英王及三桂西北之师已自保德州编筏渡河，入绥德，连下延安、鄜州，逼西安之背。自成前后受敌，弃关还西安，焚宫室，东南自蓝田出武关，走湖广。比大军克潼关、入西安，则自成已走五日矣。朝廷以陕西底定，乃命豫王移师征江南，而以追剿流寇事专任英王及三桂。时寇众尚三十余万，扬言欲取南京，大军水陆迫蹑，凡七破其众于长江流域间。闰六月，自成南走延宁、蒲圻，至通城，率二十余骑掠食山中，为村民所困，自缢死。或言自成陷泥淖中，村民聚击之，锄碎其首，至糜烂不可辨云。自成既死，其残众二十万，悉降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

　　史可法之尽瘁南朝危局既如上文所述，而史可法独提兵往来江淮间，身当南北之冲，联络诸镇，力图兴复。先是摄政王闻福王自立，即移书可法，责以大义，谓『春秋之法，有贼不讨，则新君不得书即位』。且讽以形势，谓『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可法报书，亦历引汉（光武、昭烈）、晋（元帝）、唐（肃宗）、宋（高宗）中兴故事，以解自立之嫌，且谓『贵国驱乱除逆，兵以义动，若规此幅员，为德不卒，则以义始而以利终，将为贼人所窃笑』（两书具载「通鉴辑览」）。既而大军已定山东，乃分兵取海州、宿迁，连下江北州县。会可法方进师清江浦，遣官屯田开封，为经略中原计。及大军至，可法驰疏告急，而马士英乃谈笑以为诳己，诸将亦拥兵观望，无敢任冲要者。当是时，明诸镇之师惟左良玉及高杰所部最强。良玉与何腾蛟等镇守湖广，而高杰为可法忠义所感动，颇奉约束，因进次徐州，沿河（当时黄河自开封东南流经徐州、淮安等境入海，与今河道不同）筑垣，专力备御，且遣使通好于睢州总兵许定国，联络河南。定国旋纳款本朝，送二子渡河为质。杰微闻其计，亲往觇之，为定国所杀，部兵大乱，屠睢旁近二百里殆尽。可法闻变流涕曰：『中原不可为矣』！遂驰至徐州，招抚其众十余万，移诸扬州。而豫王南征之师，以顺治二年三月，自陕西分道而东，会于归德，所过州县皆望风迎降，遂进薄泗州，乘夜渡淮。可法方将移军援泗，会左良玉以马士英裁其军饷故，传檄远近，以清君侧为名，列舟自汉口而下，南京戒严，诏趣可法入援。比可法渡江至燕子矶，则良玉已病死九江，其部众为黄得功勤王军所败，乃复奉命折回；而大兵已破盱眙，警报日至。可法檄各镇兵会援扬州，无一至者，独总兵刘肇基自桃源县西白洋镇趋赴。大兵越六合进攻，去扬州二十里而营。肇基请背城一战，可法谓野战不如凭城，乃分陴拒守，亘七昼夜。城卒破，可法被执，大呼曰：『吾史督师也』，遂见杀。肇基率所部巷战，力尽亦死，时四月二十五日也。大兵留十日，乃南行。可法为人廉信，与下均劳苦，其督师也，行不张盖、食不兼味、寝不解衣，日夜以报雠雪耻为念。每缮疏，循环讽诵，声泪俱下，闻者无不感泣；而权奸内哄，悍将外争，凡所经画，百不一就。卒至兵顿饷竭，志决身歼，时人比诸文天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