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襄幕府纪闻

张文襄幕府纪闻　（民国）辜鸿铭

●卷上
○南京衙门
　　余同乡李忠毅公之文孙龙田司马，名惟仁，尝诋论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谓曾文正功业及大节所在，固不可轻议；然论其学术及其所以筹划天下之大计，亦实有不满人意者。文正公日记内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问：「于何处可以见曾文正陋处？」余曰：「看南京制台衙门规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处也。」
○不排满
　　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属门下；部曲及昆弟辈又皆枭雄，恃功骄恣，朝廷褒赏未能满意，辄出怨言。当日情形，与东汉末季黄巾起事，何大将军领袖群雄，袁绍、董卓辈飞扬跋扈无少异。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观，有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虎门轶事
　　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后有气节，有气节而后有功业。余谓当日中兴人材，其节操风采，最足动人景慕者，莫如彭刚直公。犹忆庚申年，中法构衅，刚直公以钦差大臣守粤省虎门，时余初入张文襄幕，因识刚直公左右，得闻其轶事。当时，孝钦皇太后垂念老臣，不时赏赐参貂食物等品。每逢赏品继至，刚直公一睹天家物，辄感激涕零，哭失声。庚子年，辜鸿铭部郎名汤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当时匪踪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烂，又值文宗龙驭上宾，皇太后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卒能廓祸乱，盖皇太后之感人心、系人望者，不徒临政之忧勤也。三十年来迭遭变故，伦常之间亦多隐痛，故将相大臣罔不体其艰难，同心爱戴。」云云。据闻辜部郎《尊王篇》之作，盖有感于当日所闻刚真公虎门哭失声一事。
○曹参代萧何
　　梁启超曾比李文忠为汉大将军霍光，谓其不学无术也。余谓文忠可比汉之曹参。当咸、同间，中兴人材除湘乡曾文正外，皆无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盖所谓大臣者，为其能定天下之大计也，孟子所谓「及是时，修其政刑者」也。当时粤匪既平，天下之大计待定者有二：一曰办善后，一曰御外侮。办善后姑且不论，至御外侮一节，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洎文忠继文正为相，一如曹参之代萧何，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决裂，乃至于不可收拾哉？
○大臣远略
　　余同乡故友蔡毅若观察，名锡勇，言幼年入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入都，至馆门首，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霭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余谓文文忠风度固不可及，而其远略亦实有过人者。中国自弛海禁后，欲防外患，每苦无善策。粤匪既平，曾文正诸贤筹划方略，皇皇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而文忠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材，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
○上流人物
　　国朝张缙《示张在人书》曰：「凡人流品之高下，数言可决者，在见己之过，见人之过；夸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见己之过，不见世人之过；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长去短，人我互相为用者，其次焉者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长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见人之过，不见己之过；但夸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余昔年至西洋，见各国都城，皆有大戏园，其规模之壮丽，装饰之辉煌，固不必说，但每演一剧，座客几万人，肃然无声。今日中国所创开各文明新舞台，固欲规仿西制也。然每见园中观剧座客举止嚣张，语言庞杂，虽有佳剧妙音，几为之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即可概见。尝闻昔年郭筠仙侍郎，名嵩焘，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语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谓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是之谓上流人物。
○书生大言
　　甲申年，张幼樵在马江弃军而遁，后又入赘合肥相府，为世所诟。余谓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绛侯辈。夫绛侯辈固俗吏也，贾生固经学儒生也，然当时若文帝竟能弃其旧而谋其新，命贾生握兵符为大将，果能系单于之颈而不为张佩纶马江之败衄者几希望。至入赘相府一节，此犹见合肥相国雅量，尚能爱才，若汉之绛侯、陈平辈，试问肯招贾生入赘为婿耶？
○五霸罪人
　　庚子拳匪肇衅，两宫巡狩西安。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入张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滑。」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谓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抚，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清流党
　　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盖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无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韩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于文襄亦云然。
○孔子教
　　一日，余为西友延至其家宴会，华客唯余一人，故众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间谈及中西之教，主人问余曰：「孔子之教有何好处」君试言之。」余答曰：「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
○新算学
　　辜鸿铭部郎云：「日本故相伊藤侯，甲午后解职来游中国。至武冒，适余所译《论语》英文告成付刊，即诗一部赠之。伊藤侯谓余曰：『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云云。予闻此言，谓辜部郎曰：「君今尚不知目今二十世纪数学之改良乎？前数学谓三三如九，今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俟我还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十一。君尚不知此，无怪乎人谓君不识时务也。」
○孟子改良
　　陶靖节诗云：「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此言诗书自遭狂秦之火，至汉代真读书人始稍能伸眉吐气，然亦老矣。检收残编，亦多失其真。且当时守旧党如董仲舒辈，欲售其顽固之奸，恐亦不免改窜原文。近有客自游日本回，据云在日本曾见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与我今所谓《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仁义之说可得闻乎？』孟子对曰：『王何必仁义，亦有富强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恶，言必称洋人。」云云。
○践迹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朱子解曰：「善人质美而未学。」又引程子言曰：「践迹，如言循途守辙。善人虽不必践旧迹，而自不为恶。」余窃以为「践迹」一解，盖谓行善事不出诸心，而徒行其外面之形迹，即宋儒所谓客气。如「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此皆所谓践迹之孝也，故孔子不谓之孝。曾子论子张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朱子谓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务外自高。务外自高，而欲学为圣人之道，其学必不能化，其弊必至于践迹。故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此孔子对症下药也。盖学圣人之道而践迹，即欲求为善人而不可得，况圣人乎？后有荀卿，亦学为圣人之道者。其学终至于大醇而小疵，盖亦因务外自高所致。东坡论荀卿曰：「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自许太过。」是亦自高之一证也。今日张文襄亦出自当日清流党，夙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而其门下康梁一出，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来声明文物，一旦扫地净尽。东坡谓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噫！学为圣人之道不化，而至践迹，其祸之烈，一至于斯。然其致病之原，乃由务外自高所致。禹对舜之言曰：「无若丹朱傲。」傅说之对高宗曰：「惟学务逊志时敏厥修乃来，傲与逊之间。」此圣学纯粹与不纯粹之所由判也。
○务外
　　荀子《儒效篇》云：「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向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向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岂不愚而智矣哉？向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按：荀子劝学不可谓不勤，然犹不免歆学者以功利。荀子讥墨之言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余谓荀子亦蔽于用而不知学。何谓学？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夫明道者，明理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于学焉。当此求理之时，吾心只知有理，虽尧禹之功不暇计，况荣辱、贫富、贵贱乎？盖凡事无所为而为则诚，有所为而为则不诚，不诚则伪矣。为学而不诚，焉得有学？此荀子之学所以不纯粹也。犹忆昔年张文襄赀遣鄂省学生出洋留学。濒行，诸生来谒。文襄临别赠言慰之，曰：「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带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云云。此与荀子《儒效篇》勉励学者语，又奚以异？余谓文襄之学本乎荀子者，盖为其务外自高，故未脱于功利之念也。昔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知此，则可以言学。
○生子
　　袁简斋言，昔方望溪先生有弟子某，年逾商瞿，戚戚然以无子为虑。先生曰：「汝能学禽兽，则有子矣。」先生素方严，忽作谩语。其人愕然问故，先生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处有人欲而无天理。今人年过四十，便有为祖宗绵血气意，将天理搀入人欲中，不特欲心不炽，难以成胎，而且以人夺天，遂为造物所忌。子不见牛羊犬豕乎？其交也如养由基之射，一发一中，百发百中，是何故哉？盖禽兽无生子之心，为阴阳之鼓荡，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余谓此无关乎天理人欲也，斯即《中庸》所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其为物不贰，不贰则诚，诚则有功」。吾人当求学之时，不可存有国家之念。犹如人欲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余曰：「正其谊，不谋其利，则可以生子；明其道，不计其功，则可以得真学问。」